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数字技术会驱动劳动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发生转变，进而影响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利于实现企业内部共同富裕目标；员工规模的扩大、员工平均工资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中介路径；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而对管理层的劳动收入份额没有显著影响；相比数字技术实践应用，底层数字技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相比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为技术进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争议提供证据，同时也对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战略提供参考。     

风险投资与企业内共同富裕——基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本文立足于现代金融主体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战略目标中的支持作用,利用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手工整理风险投资的相关数据,基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研究风险投资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仍然成立。在作用机制上,风险投资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发挥增值与认证作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增强企业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来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及竞争行业企业中更为凸显。最后,在进一步讨论中发现,风险投资在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同时挤占了资本收入份额,并且有助于做大我国的“就业蛋糕”。本文不仅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视角拓展了对风险投资增值作用的认识,还为理解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促进共同富裕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厘清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新发展格局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回归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技能结构效应、劳动生产效率效应、分配优化效应的渠道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和非省会城市更强。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伴随数字化转型，城市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改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争议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为数字时代兼顾增长效率与公平分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加强内部控制两条路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新发现，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两支文献的研究，也意味着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通往共同富裕之路：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

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企业ESG建设对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深刻影响,成为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新动力。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基础上,基于2009—2021年的上市非金融企业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外部融资能力低、外部治理能力弱、劳动密集型和高污染的企业中,企业ESG表现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强。机制分析发现,重塑要素投入结构、改善融资约束和治理能力是ESG建设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微观视角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研究边界,为新时代如何深化企业ESG建设和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提供了政策启示。     

劳动收入份额、内外环境与企业绩效

分群体探索收入分配影响后果是合理构建收入分配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以199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微观视角探索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后果。研究发现，在激励效应和成本效应共同作用下，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绩效呈非线性关系，且当前成本效应占主导；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成本效应促使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绩效间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劳动保护通过激励效应缓解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高管过度自信放大成本效应使两者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缓解成本效应从而能够缓释劳动收入份额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企业绩效；随着时间推移，创新有助于缓和劳动收入份额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从员工管理、企业发展战略角度为企业应对劳动成本上升提供相关建议，从微观层面为国家收入分配改革提供新参考。     

市场公平竞争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来自《反垄断法》实施的证据

在强化反垄断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利用《反垄断法》实施的外生冲击，研究了市场公平竞争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垄断程度较低的企业，《反垄断法》实施之后，垄断程度较高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高。《反垄断法》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在行政垄断程度较高的地区、高新技术行业、对科技人员的依赖程度高的企业中较强，在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中较弱。拓展性研究发现，降低垄断利润、提高自主研发强度是《反垄断法》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渠道；《反垄断法》的实施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对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抑制作用。     

城市群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微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的研究

在国家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下,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城市群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显著提高了区域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表明城市群政策有助于优化初次收入分配制度,使员工更好地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缓解政府干预下企业对资本要素的过度投资以及增大自主研发强度,是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作用路径。当企业所在地的行政垄断程度较高、政府干预程度较高,或者企业的劳动与资本要素互补关系较强时,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更加显著。此外,城市群政策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而非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同时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从而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内涵。纳入城市群政策的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均得到显著提升,且不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这排除了中心城市“虹吸效应”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城市群政策经济后果和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文献,而且对于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人才引进、个人所得税优惠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完善人才激励政策,提高人才竞争力,对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改革为事件冲击,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高端人才引进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劳动要素相对价格,显著地提高了政策内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竞争性行业、非国有企业、非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高技术含量企业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发现,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降低了人才要素相对价格,不但能激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人力资本深化,而且能促进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增加研发人员和技能人员数量,以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因此,建议加大人才税收激励力度,促进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提质增效;完善人才引进制度体系,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优化企业人才培养制度,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的背景下,如何协同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决策者和学术界关心的核心议题。文章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水平,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影响效应分解显示,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平均工资的提升,而并未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3）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数字化主要通过劳动力配置效率渠道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高。（4）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议价能力高、信息透明度低、高技术行业以及制造业行业中的作用更加明显；数字化转型在提升雇员和高管薪酬的同时并没有显著扩大内部薪酬差距,并且还存在创新激励效应。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共同富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共同机构所有权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现有研究对资本市场中的共同机构所有权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关注不足,文章探讨了其中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有助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机制检验表明,共同机构所有权显著促进了投资组合企业间的研发溢出,提高了企业研发人员占比和高学历人才占比,优化了人力资本结构,从而带动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文章还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增加了企业技术人员,减少了生产工人,进一步支持了协同效应的理论逻辑,并基于行业竞争视角排除了合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在共同机构投资者控股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加显著。文章不仅将共同机构所有权的研究拓展至劳动力市场,还从全新的视角探究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     

企业债券融资与劳动收入份额

文章结合中央提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及推动企业利用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现实背景,考察了债券融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债券融资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正相关,并且在采用基于倾向匹配得分的双重差分模型、考虑RZ分析框架、控制高阶固定效应、利用工具变量法以及通过短期融资券推出的外生冲击进行双重差分检验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券融资可以通过降低整体债务成本和发挥溢出效应降低银行贷款利率,继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不同类型的债券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是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一个重要因素;"工资侵蚀利润"这一竞争性假说并不影响本文结论.文章的研究丰富了企业债券融资经济后果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对于深化对债券融资作用的认识、理解劳动收入问题以及促进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之谜:技术进步还是结构转型？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持续上升，这与全球趋势相反。利用我国2007年至2020年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行业内与行业间贡献率分解，结果显示其主要来自行业内增长。对工业、服务业细分行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存在显著且稳健的正相关关系；基于生产侧均衡并使用两步FGNLS方法估计的工业与服务业CES生产函数参数表明，当资本劳动替代率大于1时，全行业范围内的劳动增强型技术提升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主要原因。基准模拟结果能够解释工业行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31.56%以及服务业行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80.98%，该结果与我国近些年实施的一系列民生保障措施有关。研究结论支持技术进步是导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主要原因，而非大多数文献提到的结构转型，这为我国科学实施“双循环”发展战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走向共同富裕之路：以技术市场发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技术这一新型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发挥着越发重要的作用,其不仅会积极促进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还可能会对要素收入分配产生影响。文章在探讨技术市场发展、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经验事实基础上,实证研究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技术市场发展指标每变化1个百分点,劳动收入份额将同向变化0.009-0.012个百分点,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劳动收入份额动态变化的稳健性检验后均得到一致的结果,且这一效应在2008年之前和中西部地区尤为明显;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偏向性和要素价格扭曲是主要的作用机制;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效应随着所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而增强,而随着产品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而减弱。文章为探讨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关系提供了全面和细致的经验证据,基于“要素市场联动”视角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提供了新的解释,为科学制定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相关政策和走向共同富裕之路提供了现实借鉴。     

流通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劳动收入是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直接体现，不断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优化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和推动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的重要举措之一。市场经济的流通过程是商品交换关系的集中领域，关乎商品价值及其背后不同所有者经济利益的实现与协调，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流通业发展为视角，考察了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进一步考察了国有资本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流通业发展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但当流通领域国有资本占比超过一定限度后，上述提升作用会减弱；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干预程度和互联网发展水平的高低会影响流通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创新现代流通体系、推动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政策启示。     

薪酬税收激励与劳动收入份额

我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多数偏向资本要素,而激励使用劳动要素的较少。前者通常不利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后者的影响又如何呢?对此,本文基于2008年薪酬抵税改革运用双重差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薪酬税收激励能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在样本均值处约上升4.62%。该政策促进企业提高薪酬待遇,且普通员工受益大于管理层,并且对企业效率和效益均有正向影响。综合来看,此类税收优惠政策能更好兼顾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践行“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宜更多运用。     

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吗

绿色信贷政策重新配置信贷资源,促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绿色转型,为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了新思路。利用绿色发展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合并数据,以2007年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机制检验可知,生产率效应与中间品替代效应是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对污染型中间品依赖程度越强,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越小;地区环保政策执行力度有助于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因此,细化环境风险评定标准与绿色信贷政策指导目录,完善企业创新激励配套措施,破解资金与技术障碍,提升环保政策执行力度,缓解绿色信贷政策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发挥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重要作用。     

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理论与中国的实证研究

本文扩展了包含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发展经济学模型,在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框架中解释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规律及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并利用1994-2007年中国省市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在控制省市固定效应和其他相关经济社会变量后,本文发现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路径呈稳健的倒U型非线性曲线,经历了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的交替主导,东中西三大区域及增长极、直辖市空间范围内的影响路径表现出典型的地域性差异,适宜技术研发、市场整合及相应的政策激励有助于抑制FDI技术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冲击,缓解严峻的收入分配差距。     

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论“互联网+”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现有文献大多关注信息技术的“增长效应”，但对其“分配效应”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尤其是没有研究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企业初次分配中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的收入份额。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7年的微观数据，分析企业使用信息技术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使用信息技术的企业其劳动收入份额更高，并且这一结论对于不同的变量、样本和模型设定都十分稳健。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也存在异质性，在内资企业、内销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表现更加明显。对影响机制的讨论表明，使用信息技术在提高企业增加值的同时，更大幅度地提高了平均劳动报酬，从而导致初次分配更加偏向劳动。本文不仅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而且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     

智能制造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了智能制造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嵌套的CES生产函数来构建含有智能制造和传统生产方式的劳动收入份额理论框架,刻画智能制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通过构造智能制造指标体系和“标准化供给面系统”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智能制造与传统生产方式之间的替代弹性决定了智能制造－劳动扩展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方向。根据“标准化供给面系统”发现智能制造与传统生产方式之间的替代弹性为互补关系,使得智能制造－劳动扩展型技术最终偏向于智能制造,从而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此外,智能制造发展提高了平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但要素之间的互补关系使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资本与智能制造产生超额需求,提高了资本和智能制造所得,限制了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因此,应完善收入保障机制,如降低劳动所得税收,通过收入再分配提高劳动者的福利保障,同时也要加强对劳动技能的培训,使得与智能制造发展水平相匹配,进而增加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收入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