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区域环境规制效率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2011—2018年长三角区域环境规制效率,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广义最小二乘法分析长三角区域环境规制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并探究环境规制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环境规制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内部差异明显,上海一直处于最高水平,江苏、安徽呈波动上升趋势,而浙江呈下降—上升趋势,局部空间格局由较低、低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上升为较低、较高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整体上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科技投入水平对长三角区域环境规制效率具有正效应,而产业结构、市场环境和对外开放水平呈负向影响。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熵权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定量测度2005—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效率;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二者的时空格局及相对发展状态;通过构建Tobit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生态效率均呈上升趋势,但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38~0.72之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经历了“拮抗—磨合—协调”三个阶段,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研究阶段前期,发展水平多为新型城镇化超前,后期发展比例趋向均衡。(3)从驱动因素来看,资源聚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促进能力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工业化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地区间的驱动因素差异较为显著。     

泛长三角城市发展效率时空格局演化与驱动机制

以泛长三角为研究区,采用修正的DEA模型测度2000—2012年城市发展效率;综合利用地统计分析、R/S分析、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等方法分析了转型期泛长三角城市发展效率时空格局演化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总体上城市发展效率呈现出提升的态势,且城市集约化发展取得一定进步;城市发展效率空间格局演化存在空间集聚,各效率在空间上均表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形成了较为相似的集聚演化格局;未来城市发展各项效率将会表现不断增长趋势;人口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及市场因素等驱动力共同作用于泛长三角城市发展效率时空格局演化。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考虑非期望的超效率SBM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与空间杜宾模型(SDM),深入讨论粤港澳大湾区2009—2019年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纹理、演化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良性发展趋势,先后经历"增长期""衰退期"与"重振期"三个阶段。区域内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分布具有"城市梯度"与"中流驱动"差异特征。(2)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空间负相关性,局部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低—高集聚和高—低集聚特征,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极化"现象导致空间分布格局稳定性较差。香港、澳门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增强,推动珠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基本实现联动发展。(3)政府支持力度、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及教育水平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起到促进作用,产业结构起到负向作用。教育水平及产业结构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开放程度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余因素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最后,结合研究结论对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提出针对性建议,包括加快形成绿色创新成果落地转化长效机制,推动绿色创新与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有效衔接,降低区域间协作创新制度交易成本等一系列战略性举措。     

武汉城市圈科技金融效率时空特征与趋同演化分析

重视创新风险引发的投资损失,是提高科技金融服务质量的关键。武汉城市圈作为中部崛起战略高地以及首个科技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科技强区建设、金融体系升级、高技术产业发展已取得显著成效。结合Undesirable-SBM模型、标准差椭圆和空间马尔可夫链,对武汉城市圈9座城市2010—2019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剖析武汉城市圈科技金融效率空间格局、时空演变及趋同演化。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科技金融效率均低于未考虑非期望产出,表明忽略创新风险会高估科技金融效率水平;(2)武汉城市圈科技金融效率均以武汉城市为重心且未发生迁移,城市科技金融效率"西北—东南"分布格局较为稳定,标准差椭圆范围逐渐扩张;(3)城市科技金融效率偏向上转移,演变路径受原有状态影响较大,且较难实现跨越式升迁;(4)考虑空间滞后项的空间马尔可夫链结果显示,邻域类型对城市科技金融效率状态转移影响显著,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强的近邻效应,即转移方向与邻近城市类型基本保持一致,呈现"高高趋同,低低趋同,高拉动低,低抑制高"的空间演化特征。     

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发展质量及影响因素分析——“创新驱动”视角下的研究

文章基于"创新驱动"视角出发,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三大层面构建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上海、江苏和浙江三个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质量。同时对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创新驱动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构建VAR模型和协整检验,揭示创新驱动影响因素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中国城市碳效率时空演变格局及优化研究

在碳效率视角下,考虑非期望产出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2006—2016年中国城市碳效率进行测定;构建空间马尔科夫链,从城市尺度研究了中国碳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和趋势;采用机器学习模型,对不同类型碳效率类型内碳排放特征与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碳效率呈梯度上升趋势,但整体碳效率仍处于中下水平,提升潜力巨大;城市碳效率水平具有稳定性,低效率类型城市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高效率类型城市虹吸效应大于集聚效应。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给出低碳可持续发展建议。     

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

利用长三角地区2006—2018年的城市面板数据,以区位熵指数测算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运用熵权法测算环境污染程度。构建扩展的STIRPAT模型并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倒"U"型效应,上海、江苏以及2006—2010年的浙江都处于倒"U"型曲线的右侧,即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改善环境污染;安徽以及2010—2018年的浙江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即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加剧环境污染。另外,长三角地区的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结构对环境具有负外部性;高技术产业集聚与技术水平的交叉项以及技术水平对环境具有正外部性。     

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突变级数、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等方法,分析2000—2013年中国各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13年中国城镇化、经济增长以及耦合协调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程度逐渐缩小,空间上"东—中—西"递减态势依旧。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的"集群化"与"梯度化"空间分异特征。②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两者关联集聚程度有所减弱。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的地理近邻性特征明显,高高集聚区汇聚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鄂豫皖省际交接处等地区则是低低集聚区。③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城市人口规模、投资水平、消费能力、财政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具有较大促进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则会抑制其发展。     

长江经济带市域人口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从人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空间特征出发,以长江经济带130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长江经济带2006—2013年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的全局和局部空间演化特征及差异。在空间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全局空间自相关显著,局部集聚态势减弱,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且正向溢出效应大于负向溢出效应。其中城市面积、教育水平对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存在负向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会对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格局产生正向影响,且目前绿色发展水平对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影响并不显著。     

新型城镇化、创新要素空间集聚与城市群产业发展

我国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已不可持续,为此“十八大”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这种创新驱动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可以通过要素空间集聚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以长三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为例,解析了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群以人力资本为代表的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提高了集聚的外部经济性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在要素集聚和分散的自由流动中城市群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最终实现不同层级城市的产业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在未来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体系构建中,应发挥要素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人才和产业的双向互动,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促进地区产业发展.     

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论文以1996—2016年全国和省际数据为样本,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经济增长效率,并在此基础上了采用Tobit模型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表明,产业结构、政府干预程度和环境管制能力对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人力资本和非国有经济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中国省域渔业全要素碳排放效率时空分异

基于2005—2015年中国大陆28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GIS空间分析法和莫兰指数对渔业全要素碳排放效率的时空差异和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渔业碳排放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渔业全要素碳排放效率总体上不断上升但整体水平不高,高效率省份呈现出由分散布局向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集聚的显著趋势,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渔业碳排放效率依次递减且差距逐步减小;(2)在空间关联格局上,中国渔业全要素碳排放效率的空间集聚存在交叉分布,且空间依赖具有动态性,逐步形成较为明显的H-H区和L-L区集聚格局;(3)渔业全要素碳排放效率与渔业节能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和渔业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与资源禀赋呈负相关关系。     

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研究北大核心

以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态效率和新型城镇化的整体水平均呈现出上升趋势;耦合度保持在0.5左右,长期处于拮抗阶段,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东高西低”的格局;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局面。基于此,提出推动农业生产绿色集约发展,持续提高农业生态效率;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切实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举措,推动区域协调与城乡统筹的对策建议。     

长三角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及空间溢出分析——基于Super-SBM模型和Tobit回归北大核心

长三角是我国重点经济发展区域,而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运用2006—2018年的相关数据,先采用Super-SBM模型构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指标测度了长三角绿色发展效率,后通过空间全域及局域自相关探求空间集聚及分异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利用Tobit模型探究影响因素及其溢出效应。结果显示:长三角整体绿色发展效率在研究区间内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区域间差距明显:上海绿色发展效率先行,江苏及浙江随后,安徽则较低;绿色发展效率在空间维度上存在较强溢出效应,其中研发投入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对外开放度和产业结构存在显著负向溢出效应,并在此基础上针对长三角城市发展不平衡情况提出相关建议。     

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中部地区80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估计、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中部地区地级以上城市2000—2016年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呈上升态势,平均值从2000年的0.66%增长到2016年的1.36%,且城市间差距逐渐加剧。②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表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正自相关性,并呈现由强集聚向弱集聚转化的演变特征;其空间集聚形态可分为"高—高"集聚型、"高—低"极化型、"低—高"塌陷型、"低—低"均质型4种类型,不同类型城市的分布特征存在差异。③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冷热点区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大致呈现出"东热西冷"的空间分布状态。④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受到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共同影响。     

陕西省工业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三阶段超效率DEA模型

将超效率模型与三阶段DEA方法结合,充分考虑了非期望产出因素的影响,研究了陕西省11个市级地区2010—2016年间的工业能源效率,同时考察了各市的投入与产出松弛量,剔除了外部环境因素后对其工业能源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通过调整后的投入产出再次运用超效率DEA分析工业能源效率。结果显示,各市工业能源效率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陕北区域降低最为明显。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科技创新水平因素对陕西省工业能源效率起积极作用,社会发展水平对其起抑制作用,开放水平影响不显著。     

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

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绿色经济效率。文章基于熵权法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测算得到绿色GDP指数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2000—2016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并从时间和空间维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运用面板模型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整体绿色经济效率水平稳定在0.826左右,上、中、下游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呈依次递增态势,且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强度在逐渐减弱,对外开放、城市化、能源强度和环境规制等因素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各异,上、中、下游地区及各省(市)之间发展情况存在显著地区差异。     

基于SSBM-ESDA模型的安徽省县域农业效率时空演变

以绿色农业发展为导向,选择农业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采用超效率的SSBM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相结合的方法,以县域单元为尺度对2000-2017年安徽省农业效率水平、空间格局及其演变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传统DEA模型忽视了农业碳排放等非期望产出的负面效应,从而高估农业资源利用的实际状态,基于超效率的SSBM模型更符合实际情况,能较好地识别各评价单元之间的优劣关系。②研究期内,安徽省农业效率值呈波动式上升态势,但总体上处于效率中等水平,农业效率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出皖南地区>皖中地区>皖北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变化趋势呈现自西向东递增、自北向南U型增长的变化态势,南北差异的增大是安徽省县(市、区)农业效率差异增大的主导因素。③除2010年外,安徽省农业效率呈正相关,空间差异有所缩小,但空间集聚程度相对较弱;安徽农业效率HH集聚县区集中分布于皖南地区,且呈现出向周边县区扩散的态势,LL型县(市、区)则主要分布在皖北地区,且空间分布较为稳定。④研究期内,安徽省农业效率空间正相关的县(区)数量有所增加,表明该时间段内安徽省农业效率空间上进一步集聚,LL型集聚的皖北地区应当是安徽省农业发展关注的重点。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并通过区位熵测度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最后利用面板计量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不高,二者均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发展较为缓慢;高技术产业集聚有利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研发投入、劳动投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创新效率均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