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的民意基础——基于广东省民意调查的社会选择理论分析

根据广东省民意调查的初步结论,本文通过解析社会转型过程的社会选择理论性质,论证了:由于社会转型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综合因素的社会过程,传统经济学的理性逻辑与各种精英主义的方法论,存在着致命的理论缺陷;这使得民意及其调查的信息,作为一种社会理性对话的"呼声",对于当下的广东乃至中国社会转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也是实现哈贝马斯意义上"理性交往行动"的重要的社会基础。     

哈贝马斯认识兴趣理论对高校"应试教育"的启示

认识兴趣理论是哈贝马斯重建认识论的基础,其实质是强调认识与兴趣之间的交织关系。＂应试教育＂模式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高校教育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分析应试教育的弊端,将哈贝马斯的认识兴趣论融入高校教育工作中,以探索解决高校＂应试教育＂引发系列问题的创新途径。     

论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

"理性人"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个人理性可以催生集体理性,也会导致集体非理性,表现为:公共品导致的"搭便车",信息不充分时的"逆向选择",规避投资风险时的"危机效应"等。其影响主要与个人与集体的边际收益、成本差异,收益信息的完全程度以及群体规模有关,在分析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本文提出设立领导机构、建立组织契约、合理确定规模等观点,并借此实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统一。     

从人格的立法基础看动物人格立法

传统理论认为理性为人格立法基础。笔者否定了这种观点。通过人格发展的历史分析，笔者认为人格的立法基础根本在于社会的深层需要，同时以对生命的尊重和追求平等为发展的第二基础，并由此带动法律主体的不断扩充。基于以上的结论，笔者认为动物人格符合人格的立法基础之要求，由此确认了确立动物人格的可行性。     

论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

近几十年来,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成为一股重要的国际学术潮流。在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潮流方兴未艾之际,从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角度对之进行理论分析,以期对其科学背景、学术价值和研究方法取得较理性的认识,是有意义的。     

新时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现实意义

人们为了改造世界,必须遵循发展规律,必须正确认识世界.人不但能正确地认识世界,而且能够"反思"自己的认识活动,形成认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实践观引人认识论,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创造了科学的认识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掌握科学的认识论、科学的实践观,理解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内容,确立科学的思维方法,提高观察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对于进一步理解和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实践观点,加强调查研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进一步增强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的自觉性也有重要的意义.     

康德“哥白尼式革命”及其历史意义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序言中宣称他在认识论上发动了"哥白尼式革命",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进行的"哥白尼式革命"就是其先验批判哲学的发端:第一,推动了哲学研究活动的转向,为认识论研究开拓了新天地;第二,康德在认识论中高扬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能动性作用;康德对主体的认识能力和认识过程系统考察之后,提出了认识发展阶段的思想。从人类认识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场革命构成了人类认识史的一次重大转向,并对西方哲学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     

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初探

韦伯法律社会学的基本框架可以说是以"理性化"概念为核心重构西方法律文明发展史,这就提出了"理性"的具体含义问题。本文分析了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体系和韦伯所使用的"理性"一词的含义,最后指出了韦伯的法律社会学论著对于当代法理学研究的启发性。     

“理性人”假设的流变与包容性对待

"理性人"假设是经济学理论中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对此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理解,总体来说,经历了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再到非理性的变化,但并没有停止争论的趋势。因此,需要把人性假设作为理论出发点,把握经济学方法论的进展与人性假设理解的变化,包容性地对待"理性人"假设。     

对理性模式的反思

在管理过程中,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者还是政策的执行者无不都在追求理性地做出行动,希望在"理性"的驱使下确保自己能够正确、科学而有效地实现其活动目标,并因此建立起"理性模式"来指导管理活动。但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在归纳人类理性行为机制基础上而建立起的"理性模式"也是具有一定的局限的,对这些局限进行充分的认识对于管理活动来说意义不可小觑。     

试论民法的调整对象和民法的基本原则两者之间的理论联系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意义

因历史原因,造成我国法律"重刑轻民",即使在今天,我们的民法观念也未取得预期进步.因此明确民法调整对象,并进一步明确"民法调整对象是民法原则得以确立的基础,后者是民法根据前者的特征所作出的必然选择",其影响无论对于我们在法理上的认识或是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都可谓深远.     

浅析罗蒂对基础主义的批判

罗蒂认为,传统西方哲学是一种以认识论为核心的"镜式哲学",其基本特征都是把人心看作一面能反映外界实在的镜子,知识就是心灵反映实在所获得的准确表象。从理性的心到内在世界的心,"镜式哲学"的经典模式是柏拉图的理念论——笛卡尔的第一哲学原理——康德的先验哲学;20世纪出现的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则分别以"语言分析"和"本质"的镜子取代心灵的镜子去再现经验世界。罗蒂批判了这一自柏拉图以来的认识论传统,同而也批判了这个传统所具有的表象主义、本质主义和二元主义,即基础主义。     

基于不完全信息的社会资本分析

社会资本从社会学转向经济学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建立社会资本的微观基础,一直以来,社会资本的经济学解释都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但实际上社会资本与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不相容的,社会资本的前提是不完全信息,而理性经济人假设本身是完全信息的。只有基于不完全信息,将个体的理性扩展为二元理性,在"社会经济人"假设下分析社会资本,并通过社会资本的非市场机制——信任关系,才能有效地使社会资本融入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苏联科学哲学中的认识论导向分析

本文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实践,科学的方法论的基础:辩证法,两个方面分析苏联科学哲学中的认识论导向,提出苏联科学哲学发展主要遵循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苏联科学哲学在处理经验和理论的关系方面,显示出了辩证认识论方面的优势,从而避免了西方科学哲学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     

试析法律漏洞

文章借助于两个典型案例,从三重理性(逻辑理性、实践理性、价值理性)的角度对法律漏洞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法律漏洞表现出来的三个特征,即其表现为法律作为形式体系的不完全性或不完备性;法律作为实现其目的手段体系的非有效性和不充分性:法律作为价值体系存在一定程度的失当性或不合理性。     

理性、情绪与个体经济决策

本文首先从决策条件和决策主体的理性水平这两个维度描述了现有的经济决策观点,据此摆脱了过去研究过程中“非此即彼”思维的束缚,把各种决策类型有机统一到一个分析框架中。在这一框架下,决策主体的理性水平是一个从高到低或者从低到高的变化过程,而且决策条件和决策主体的理性水平存在一种对应关系。这一发现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个体经济决策过程中“理性”所扮演的角色。然后,重点分析了主体的认知分析水平,指出传统经济决策所考虑的认知局限仅仅指的是理性认知局限。参考已有的情绪研究成果,通过把情绪引入决策主体的认知分析,认为主体决策的认知分析包括情绪和理性两种形式,主体认知分析是情绪和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提出了主体的情绪认知和理性认知水平随着决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经济学研究长期建立在理性认知局限基础上,而未能提供较好解释方案的不足。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理性与情感关系研究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既有情感教育,又有理性教育,在这门课中如何运用一些不同的教学方法,特别是如何处理好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特别是在不同的主题上理性与情感的运用分量。     

试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演进的理性主义基础

理性主义是西方文化的认识论基础。理性主义的发展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早期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主要建立在价值理性基础上,而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则张扬了工具理性,当前建构主义体现了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结合起来的实践理性。总体上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深化是和理性主义的丰富与完善密切相关的。     

人类理性与制度选择——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理性是经济学研究社会经济现象与制度变迁的一个关键词。什么是理性？人类理性包含什么内容？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如何影响人的行为和制度选择？本文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回答这些问题。论文上半部分讨论了人类理性的三对范畴：本能理性与认识理性、进化理性与建构理性、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构建一个人类理性模型;下半部分讨论了制度变迁的需求、制度选择的基础与初始条件、制度选择的主体和方式,以及制度选择与国家政治制度、文化意识的关系,构建一个制度选择模型。     

关于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思考

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系统的观点出发,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明确提出了"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这一要求,关键是要充分激发基层社会的活力。笔者为此作出以下三点法律思考: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相结合的综合调解机制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要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相结合,不仅要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积极预防和减少基层的各种不稳定因素,还要必须客观理性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