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IS的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口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分析2007—2015年关中—天水经济区的人口数量时空变化趋势、分布特征和人口变化的影响因素，可为经济区人口政策、产业布局、城市规划等方面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方法］文章采用城市首位度、人口不均衡指数和GIS手段对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口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1）2007—2015年，经济区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增幅逐年降低，但人口总数仍保持稳定增长； 西安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市集聚效应不断增强。（2）经济区人口不均衡指数连年上升，人口分布呈现不均衡化发展，相对东部沿海地区，较高的人口不均衡指数表明其人口分布不均较为显著。（3）经济区人口密度低值区集中分布在秦岭北麓、渭北旱塬沟壑区和秦岭南麓； 人口密度高值区与人口分布热点区都集中分布在以西安、咸阳为中心的大城市； 人口密度分布等级除西安变化明显外，其余各市均保持稳定，但各等级人口密度值均发生变化，如西安市单位面积内人口数量逐年增加。（4）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文化因素是影响经济区人口分布的重要因素。［结论］经济区在未来发展中，不仅要考虑区域内人口流动情况，自然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因素，还要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水平，不断促进区域人口分布的均衡化。     

中国会计史话（十二）

十一、清代及民国时期的会计（一）清朝时期的会计清朝（１６１６～１９１２），满族人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所建，初名后金。１６３６年皇太极（努尔哈赤之子）改国号为“清”。１６４４年清改国号为清。１６４４年清军入关，不久进占北京，国都由沈阳改定北京。清承秦汉之制，国家财政与皇室的财政分设组织机构管理和核算。国家财政主管部门仍为户部，另外户部直接控制三大国库———银库、缎匹库和颜料库。到了清代，“簿账”的说法日渐消逝，而“账簿”的称谓已习以为常。订本账一般用蓝布封面，粘贴红色标签，上面用毛笔书写“流水账”、…     

略论珠江三角洲挣稿制的兴衰

“挣稿制”是水稻生产的一种耕作制（双季稻套作制），它的特点是把晚稻挣插于早稻行间，早稻收割后，晚稻继续生长发育以至于收割。明代初年已见于古籍记载，一般分布于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西等省。珠江三角洲“挣稿制”大致是始于明而盛于清，在明清以至于民国期间，曾在水稻生产中起过重大作用。其产生、发展和衰落，与当时、当地的自然条件（特别是水利设施）、社会条件（特别是劳动力状况）密切相关。解放以后，随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以及水利和劳动条件的改善，而逐步为翻耕制（双季稻连作制）所取代，并于１９５８年基本结束了它的历史。     

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及其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目的］从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两个方面，阐释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分异特征以及生产率增长来源，以期为提高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质量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方法］文章基于资源环境约束的角度，利用MinDS模型和Global Malmquist Luenberger指数相结合的方法，测算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PEC）、纯技术变化（PTC）、规模效率变化（SEEC）和规模技术变化（SETC）4个部分。［结果］（1）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水平较高，且呈不断增长趋势，下游地区的农业绿色生产效率高于中、上游，且中、上游与下游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 （2）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以3年为1个周期，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其增长主要源于纯技术进步和规模技术提高； （3）长江经济带下游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最高，上游次之，中游最低，其中，下游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源于纯技术进步，中游是纯技术效率改进、纯技术进步和规模技术提高共同作用的结果，上游则源于纯技术效率改进、纯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提高。［结论］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区域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存在较大差异，需制定差异化政策，以调整农业增长模式，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清代前期江西赣南地区的押租制研究

押租制是封建租佃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产生于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得到急剧发展。作为押租制发展的典型地区，江西赣南地区，其押租制在清代前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闽、广客佃的大量涌入，为赣南押租制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作者以赣南地区为个案，详细剖析了押租制在清代前期赣南地区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表现以及押租制对社会经济所起的作用与影响。针对学术界或肯定或否定押租制的作用，作者指出，对押租制这样一种新型的租佃制度，既要看到它的消极作用，也要承认其积极作用，不能因噎废食。它对佃农的剥削引起了广大佃农的激烈反抗，尤其是它和高利贷相结合，这无疑是消极的、反动的；而押租制对永佃权的促进，对田皮即土地使用权和田骨即土地所有权的分离与瓦解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无疑又是积极的进步的。     

外出农民工的土地处置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省的调研数据

研究目的：将外出农民工的土地处置方式分为家庭耕种、土地流转和抛荒三种,对农民工选择每种方式的影响机理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和多项选择模型回归分析。研究结果：（1）69.89%的农民工选择家庭耕种的处置方式,土地流转和抛荒的比例相对较小;（2）家庭人口数与土地的家庭耕种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人力资本状况的改善、工资水平和就业稳定性的增加、回家路程时间的延长,农民工选择土地流转或抛荒的可能性将显著上升;（3）农民工进城之前从事过农业生产的经历将显著降低土地抛荒的概率。研究结论：要重视对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前瞻性研究;改善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就业状况,促进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和完善。     

清代绥德直隶州土地垦殖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通过耕作区域选择和垦殖重审清代陕北黄土高原土地垦殖及其对侵蚀环境的影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研究工作表明,研究区在清代呈现为一个由土地垦殖的初步恢复到土地垦殖度的增强、垦殖范围的扩大,再至战乱、自然灾害后期的重建以及民国时期土地垦殖发展的过程。地貌的复杂性、降水的不稳定性,对土地开垦造成客观限制;政策制度的推行对土地开垦起到主导作用;而人口因素是土地开垦的根本动力。土地开垦的区域随不同时期的人口变化而呈现显著差异,同时,绥德民众对耕作区内不同耕作区地貌的开发、利用成为联系侵蚀环境和土地垦殖关系的关键性环节。耕作区域的耕作层遭受到不同程度的不均匀侵蚀,土地质量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侵蚀环境则随耕作部位的垂直性变化而发生变化。这种恶化是地理环境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减弱,继而引发土壤侵蚀的加剧,并呈现为人为加速侵蚀和自然侵蚀交相混合的共同作用。     

论历史时期凉山彝族地区农业结构的演变

历史时期凉山彝族地区农业结构问题研究相对薄弱,本文从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南北朝至清代中期、清代中期以后三个阶段对凉山彝族地区农业结构进行了讨论,认为历史时期凉山彝族地区农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各生产门类之间的结构关系的变化;农业结构呈现阶段性的回归式变化,即秦汉至南北朝以农耕为主→南北朝至清代中期以畜牧狩猎为主→清代中期以后农耕为主的演变;以汉族为主的农耕民族和以畜牧狩猎为主的彝族之间传统农业经济模式的差异及其变化,造成农业结构及其变化的地域差异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结构的演化历程,人为因素决定了凉山彝族地区农业结构的变化与选择。     

农地规模经营是农地优化利用的选择

我国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后，农业经营规模水平降低。客观上来讲，以农户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既有优势，也有劣势。其劣势表现在：（1）农户耕作面积小，地块分散，不利于调整作物结构；不利于合理灌溉、植保；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现代农业机械。（2）农户经营规模小，抗风险的能力较差。（3）农户生产以人力为主，农业生产力水平很难得到提高。（4）农户粗放经营，土地利用率较低。     

我国城市养老方式多元化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口增长过快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为了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我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得人们的死亡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从而导致了人口老龄化.     

农村土地抛荒问题的调查与分析

最近 ,安徽省巢湖市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工作 ,就目前农村土地承包中出现的耕地抛荒问题 ,组织力量进行了专题调研。根据调查的情况 ,现对土地抛荒问题的成因和解决办法作如下探讨。一、土地抛荒的基本情况　　据调查统计 ,巢湖市市目前农村土地抛荒面积约为 2 4万亩 ,占承包土地总面积的 6 % ,其中常年抛荒和季节性抛荒分别为 13万亩和 11万亩 ,分别占抛荒面积的 5 4%和 46 %。土地抛荒面积与 1998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77% ,且仍呈增长趋势。抛荒土地的分布特征为 :(一 )自然条件差易旱易涝地方抛荒多　岗区水利条件较差 ,灌溉成本高 ,圩区的低洼…     

山西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动态研究

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山西省人增地减的矛盾日趋突出。该文分析了山西土地资源的变化趋势,利用相关统计模型计算了山西省土地资源绝对承载力与相对承载容量,明确指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山西经济人口容量必将高于自然人口容量。因此,山西只有大力发展经济、控制人口数量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土地资源的人口的承载力。     

我国城市养老方式多元化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口增长过快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为了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我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得人们的死亡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从而导致了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标志。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更加严重，老年人口的规模继续增大，老龄化的弊端就开始暴露，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尤其是养老问题日益突出，人口老龄化加重了社会养老负担。人口老龄化不仅是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同时老年人口的绝对量也增加，老年抚养系数提高，社会用于退休金、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事业的负担也加重。因此，要使城市的养老方式多元化，使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使他们活得更充实、更快乐。     

四川省不同地区粮食增长与技术进步

四川人均农业自然资源在全国处于较低的水平,人均耕地1988年不足0.9亩,在全国处21位;随着人口的增长,预测2000年将减少为0.74亩/人。这就决定了只有用良种、良法、良制、良土配套等科学技术来突破耕地的限制,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及其对农副产品不断扩张的需求。因此,研究如何以技术进步为导向,实施耕地的集约经营,改进投入要素质量和结构,提高土地生产率,对四川省粮食稳定增长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拟就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当前农村一大突出问题——对安徽省农村弃耕抛荒的调查

当前各地纷纷反映:农民弃耕抛荒势头迅猛。为此,我们在全省16个县(市)以及3个县(市)的部分乡镇对弃耕抛荒现象进行了调查。 一、现象 1980年安徽省人均耕地1.36亩,农业大包干人人要地,户户包田。10多年来,人口迅速增长,耕地持续减少,目前人均仅有1.15亩,却出现了弃耕抛荒现象。调查统计,16个县(市)弃耕抛荒的有11.53万户34.66万亩,占农户和耕地总数的4.38％和2.12％。此外,还有大量要     

民国时期和田地区耕地大面积撂荒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干旱及风沙区的新疆和田绿洲，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民国政府1939年开始在和田地区大力推行垦荒运动，至1944年主要农业区六县耕地面积平均增长103．7％；然而1945年后各县耕地面积却呈明显减少趋势，1948年与1944年比较，耕地面积减少了25．6％，有51．6％的垦荒新增耕地被撂荒地抵消。根据档案资料分析，此时期水资源状况基本稳定，不是耕地大面积撂荒的决定性因子，但却是制约各地区人口数量、垦荒规模和耕地面积总水平的关键因子。地区人口增长过多引发对耕地面积的需求扩大，对耕地灌溉甲水的需求随之增长，由此呈现出农田灌溉水不足的表象，造成地区人口、耕地水平与水资源承载力相互关系失调；即影响和田地区耕地撂荒的关键是当地水资源总量与人口规模、耕地面积总水平的平衡关系，突破这个平衡就必然引起耕地的撂荒。     

棉花与花生间作经济效益及其栽培技术的研究

间作、套种是复种耕作制中的一种优良栽培方式，是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增加复种指数多种多收的经济有效耕作措施。本文拟对棉花与花生间作的增产效果和增产原因及栽培技术，作以下分析。一、增产作用及其经济效益大田生产实践证明，棉花和花生不同作物实行合理间作套种一其好处有：（一）增加经济效益、在棉田间作套种花生．变棉田单一种植为立体多层次栽培，一可提高复种指数1倍；经济作物商品率大部分在95％；间作棉平均每亩收籽棉286～290公斤，花生210～270公斤，比单作棉平均每亩增产8．1～11·0％。（二）节省地、水、肥和劳、畜力。间作…     

石家庄市耕地资源人口承载力评价

该文以石家庄市为例,在对该区域耕地资源及人口数量的变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耕地资源现 实粮食生产潜力和可承载的人口数量进行了评价。石家庄市耕地资源人口承载力预测评价以2009年为基础 年,对2009年及以前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并以2015、2020、2030年为目标年,确定不同的营养标准, 运用一元线性回归法和GM（1,1）灰色预测模型法相结合对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两个指标进行了预测, 继而对该区域预测目标年的人口承载能力进行了预测,并对预测结果进行了分析。     

山东省绿色发展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超效率非期望SBM和Tobit回归模型,系统分析了山东省绿色发展效率和三大经济圈的发展特征,提出了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潜在因素。结果表明,（1）山东省绿色发展效率呈缓慢下降趋势,经济圈内部各成员城市间发展也不平衡。（2）山东省绿色全要素生产效率整体提升,增长动因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贡献,省会和鲁南经济圈增长动因均来源于技术进步效率和纯技术效率,胶东经济圈则主要来自技术进步效率和规模效率。（3）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和对外开放水平对山东省绿色发展效率有显著影响,省会经济圈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方向与全省情况较为接近,仅胶东经济圈绿色发展效率与对外开放现状正相关,鲁南经济圈仅人口规模因素影响较为显著。     

秦汉农田道路与农田运输

秦汉农田道路往往由政府统一规划,以法律形式保证其确定不移。农田道路除多作为田界之外,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作为农人耕作的通道,同时,畅通发达的农田道路也是秦汉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的重要条件。农田道路与农户运输能力相结合,构成农田运输的基础。农田运输的发展对于农业生产的进步有直接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施肥、收获、储藏等方面对于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意义十分显著。秦汉农田运输除体现为农业生产过程的直接组成部分而外,同时又是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通过农田运输的发展水平,不仅可以了解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形,也有助于分析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特征。秦汉农田道路与农田运输的状况不仅与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直接的关系,同时也受到生产关系形态的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