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1995-2010年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解分析

基于扩展的Kaya恒等式,应用LMDI分解方法,文章定量分析了人口规模、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能源结构5个因素对湖南省1995-2010年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是正向影响因素,其对湖南省16年间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41.15%、37.84%、12.86%和9.46%;能源结构效应是负向影响因素,其贡献率仅为-1.3%.湖南省减少碳排放的重点是加快推广碳减排相关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我国出口产品能耗与碳强度变化及其LMDI分解分析——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

对我国出口产品能耗与碳强度变化进行测算,并运用LMDI分解法对我国出口产品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出口完全能耗强度大的部门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中的资源性产业开采加工行业;我国出口完全碳排强度大的部门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二是2012年、2015年和2015年各产业部门的出口贸易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三是出口贸易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可分解为: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规模效应对总效应正向激励,技术效应对总效应的反向贡献度最大,结构效应则有正有负。     

环境规制新要求下中国工业部门对外经济政策研究——来自外商投资和贸易开放的经验证据

中国提出计划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到峰值,这成为中国量化减排的环境规制新要求,中国作为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国,对外经济发展与经济低碳转型关系密切。文章以中国工业部门20个细分行业为研究对象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外商投资和贸易开放对中国行业碳排放的影响,尝试推导SRIO模型计算出口净隐含碳强度划分外贸高低碳行业,并进行实证对比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工业部门整体和分类行业的贸易开放度提高有助于减少行业碳排放强度,行业整体和高碳行业的外商投资规模扩大会增加碳排放强度和总量,而低碳行业的外商投资规模扩大则有助于降低行业碳排放强度,且存在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文章从中国工业部门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吸引高质量外商投资以及注重发挥研发和科技作用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工业部门出口贸易、国内CO_2排放与影响因素——基于结构分解的跨期对比分析

文章在总结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改进投入产出模型,消除中间投入中进口产品国外CO2排放的影响,计算国内直接碳排放强度矩阵;然后根据现有投入产出表,测算并比较1987年、1997年和2007年中国工业部门出口贸易的国内CO2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并利用两极分解法对1987～1997年和1997～2007年两个跨期中国工业部门出口贸易的国内CO2排放情况进行结构分解,对比分析效率效应、生产结构效应、出口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对CO2排放的影响;最后立足于行业部门碳排放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福建省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研究

利用投入产出原理,结合瓦尔拉．卡塞尔模型,估算福建省行业的出口碳排放量及强度,并建立福建省出口贸易的LMDI模型,分解行业出口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出口规模对出口碳排放影响程度是最大且增加碳排放,结构、技术变动效应表现不相上下;并且机械设备制造业受规模、结构、技术变动影响最大,纺织及皮革产品制造业次之。因此,优化出口贸易结构、推广使用低碳技术可以有效降低福建省的出口碳排,增强福建省出口的优势。     

资源型产业碳排放强度变动及贡献因素分析

首先根据狭义资源型产业内涵将其划分为采掘类和初级加工类,基于1998—2010年的统计数据对我国资源型产业碳排放量进行测算、判断碳排放强度变动趋势,从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分析内在动因。结果表明:中国资源型产业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年均降幅为10.20%。其中,结构份额的累计贡献度为-0.55,阻碍碳排放强度的下降;效率份额的累计贡献度为13.92,是资源型产业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贡献因素。     

中国工业能耗变动的主导因素分析

将1996—2011年中国工业部门36个子行业的能源消耗量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分解法将能源消耗增长量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效应是这一阶段我国能源消耗量增加的主要因素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出口大国的状况符合;技术效应是降低能源消耗量的主导因素,贡献率为131.52%;结构效应对能源消耗量的下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与采用行业细分的价格指数对36个子行业的增加值数据进行调整有关。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资本积累和劳动力转移驱动下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环境效应

本文在在Copeland和Taylor (2009)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根据Grossman和Krueger(1993)的分析方法,将可能导致环境污染发生变化的根本性因素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将工业行业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运用我国13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资本积累和劳动力转移驱动下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环境结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是符合雷布津斯基定理推论的.资本投入的不断增加是我国碳排放规模上升的主要原因;劳动力转移在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的同时,扩大了我国的出口规模,但并没有造成我国CO2排放规模的扩大;外资的引进对不同行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在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效应更加显著,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规模效应则较显著.     

我国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单位根、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自向量回归模型,利用我国1980～2010年的样本数据,对我国的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城市化和投资对碳排放强度具有长期影响,能源结构和人口规模变化对碳排放强度具有短期效应。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依重要程度排序为:产业结构、城市化、能源结构、技术进步。     

城市化、工业化对中国区域碳排放影响研究——基于空间DURBIN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测算30个省市1997-2011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基础上,运用空间DURBIN模型分析了我国区域碳排放的空间聚敛性,量化分析了5个变量对碳排放的影响以及5个空间滞后变量在相邻区域碳排放之间形成的溢出或挤出效应。研究发现城镇化率、能源强度、建筑业总产值及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等指标均对碳排放有显著影响;城镇化率、能源强度及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空间溢出或挤出效应对相邻区域碳排放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基于GDIM法的中国民航运输业碳排放因素探讨

以2010—2018年中国民航运输业碳排放量作为研究对象,基于kaya恒等式模型,采用GDIM法将碳排放量分解为8个影响因素贡献值之和,将8个影响因素分为强度效应、规模效应以及效率效应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规模效应有明显的碳排放促进作用,强度效应总体上有明显的碳排放抑制作用,效率效应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并基于分析结果,提出加快制定发展战略规划、提高民航运输效率、提高能源利用率与加强国际合作等建议。     

广东碳排放量的动态演进

本文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计算出1990～2011年碳排放量,结合经济发展水平、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分析广东省碳排放动态演进过程,并通过LMDI因素分解模型,分析出经济发展、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贡献度和贡献率。研究表明:广东省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高碳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将使得碳排放量保持增长态势;经济发展因素推动碳排放增长,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抑制碳排放增长。     

安徽制造业碳排放驱动因素、锁定状态与解锁路径研究

文章基于STIRPAT模型和岭估计法,分析安徽制造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能源消费结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从业人数对碳排放存在正向作用,弹性系数分别为0.255、0.235和0.222;技术因素呈负向作用,弹性系数为-0.175。并且,安徽制造业碳排放集中于4个细分行业,总体上处于总量上升、强度下降的"相对解锁"状态,迫切需要提升能源利用率,调整细分行业结构,培育低碳制造园区。     

福建省碳排放达峰驱动因素及达峰路径研究

碳排放急剧增加使温室效应持续加强，研究碳排放峰值及达成时间对实现碳达峰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改进Kaya模型、LMDI指数分解法探讨福建省碳排放影响因素，构建STIRPAT模型并运用组合情境分析法模拟未来福建省碳排放。结果表明，能源消费总量呈现不断递增趋势，即2003年4 062.6万吨标准煤增加到2020年13 905.19万吨标准煤，平均增长率为7.99%；能源消耗强度因素、经济发展因素与人口因素对CO2排放为正向影响，能源强度因素为负向影响，影响强度大小依次为经济效应、能源强度效应、人口效应、排放强度；在人口规模、能源强度、人均GDP、城镇化率、第二产业占比发展模式为低-低-中-低-低、低-低-中-低-中、低-低-中-中-中时出现峰值，分别在2040年、2025年和2030年出现峰值，峰值排放量分别为7300.07万吨、6888.94万吨、6999.47万吨。为此，提出资源利用、低碳产业体系和人口规模等方面建议，旨在识别碳峰影响因素以及探讨最优达峰路径。     

全球化、自动化及老龄化对台湾经济转型的影响(下)

(接上期) 3.工作年龄人口规模的贡献率趋降:受人口结构转变影响,工作年龄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前期的24.87％降至后期的2.74％.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工作年龄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降至0.8％(主要来自人口依赖比的负向效应),凸显人口老龄化及其导致的工作年龄人口增长趋缓,已成为制约台湾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中国国际贸易中的碳排放计算及评估--基于中澳2002-2009年数据的分析

国际贸易引起的碳排放日益受到重视,量化计算、分析进出口贸易导致的碳排放及其变动原因,是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文章采用国际标准,以中澳贸易为例,首次计算双边贸易导致的CO2排放量,应用分解分析方法,进一步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等方面分析碳排放变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扩大资源类商品进口、限制高排放商品出口、以技术进步降低商品生产的碳排放强度等政策建议。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否降低了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基于IO-SDA模型的分析

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在给我国带来持续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中国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基于1992-2012年中国进口（非竞争型）可比价投入产出表,从经济发展方式的三大内涵出发,运用IO-SDA模型构建全面反映经济发展方式的9个变量,对经济发展方式各构成因素的变化对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研究期内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显著降低了中国的碳排放强度,主要原因在于能源强度的降低,其次为能源结构的变化及二、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但中间投入结构、最终需求结构、制造业结构、三次产业结构、进口率等因素的变化均不利于中国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实现碳减排目标的政策建议。     

上海市居民消费的间接碳排放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政府宏观统计数据,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上海居民消费产生的间接碳排放,并利用扩展的投入产出模型,使用结构分解分析法分析了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97-2010年,上海市石油加工炼焦及燃烧加工业、金属加工制品、交通运输仓储及信息服务3个部门的碳排放强度、碳排放乘数因子均处于各部门前列,是能源消耗高度密集型部门;上海市居民间接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总量、城镇居民间接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呈上升趋势,农村居民间接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总体呈下降趋势。结构分解结果显示,上海市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是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力;城镇人口规模的增加也是影响上海城镇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总量增加的重要因素。调整居民消费结构、降低部门碳排放强度是现阶段居民消费碳减排的有效措施。     

中国工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

文章基于改进的STIRPAT模型,以1995-2010年按碳排放特征分组的中国工业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我国工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具有U型曲线特征,拐点处的经济产出高排放强度行业低于低排放强度行业。资本存量对工业碳排放的正向影响作用大于劳动力总量,科研投入有利于高排放强度行业减排,化石能源结构调整不能促进工业减排。     

“双碳”目标下中国碳达峰预测和减排路径研究

探究“双碳”目标下中国碳达峰预测和减排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和对数平均迪式指数法(LMDI)研究发现,中国碳排放量呈倒“U”形曲线,将在2035年实现碳达峰。碳排放影响因素中经济发展对中国碳排放的贡献率最大,其次是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和能源结构。碳减排路径中,技术创新是实现碳减排承诺的关键路径,经济增长放缓将推迟中国碳排放峰值的到来。针对减排路径结果,从技术创新、经济质量、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人口规模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以加速中国碳达峰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