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时空差异性评价——中国与全球十国对比分析

科技创新规模扩张和科技创新效率提升是增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两条关键途径。基于现有研究鲜有结合科技创新规模和科技创新效率开展国家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的现状,采用因子分析法,系统筛选国家科技创新规模影响因素,并结合科技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完善国家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构建DEA-Malmquist指数模型,评价不同时期国家科技创新效率变化指数,以及中国与全球10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时空差异性。研究表明,RD投入强度、RD研究人员、专利申请量、科技期刊文章数、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总额的百分比、科技创新效率是影响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指标;1991-2014年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水平呈指数增长态势,有力提升了国家科技实力;全球10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水平除日本出现一定波动外,其余九国整体呈小幅递增态势。     

国家创新型县（市）创新效率测度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建设国家创新型县（市）是我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县域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选取全国50个首批国家创新型县（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法，对2017-2019年创新型县（市）的科技创新效率进行静态与动态分析，并利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2017-2019年我国县域科技创新效率整体表现较好，从各项指标看，创新型县（市）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说明3年来国家创新型县（市）科技创新态势持续向好；创新平台、创新主体、教育经费、创新政策均与县域科技创新水平呈显著正相关性，但经济发展水平对创新型县（市）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不大。     

不同所有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评价——规模与效率双重视角的研究

推动企业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应用的主体，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针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较难衡量且缺乏考虑企业创新效率的问题，从规模视角入手，基于创新价值链分析，通过区分企业所有制性质，研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同时，结合BCC-DEA模型和DEA-Malmquist指数，从创新效率角度系统探讨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上海为例的实证结果表明，上海企业在研发投入端的创新主体地位相对突出，但呈不断弱化趋势，尤其是R&D经费增长显著落后于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在以发明专利为代表的产出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尚不明显，且同样存在比重下滑迹象。外资企业年度创新效率表现最优，内资企业处于明显劣势，但得益于技术效率增长，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年均微幅增长，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创新效率存在递减态势。最后提出加强科技资源配置、挖掘科技产出、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等建议。     

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演化与影子价格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在科技活动方面的投入大量增加,如何评价其产出效率并发现约束科技活动效率提高的瓶颈因素,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运用Malmquist-DEA指数法对2009-2012年内地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动态评价,在此基础上利用影子价格法对约束创新效率提升的瓶颈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FDI在我国存在知识溢出正效应,当增加FDI投入指标时,创新效率值得到帕累托改善;②我国科技创新效率存在明显梯度特征,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效率高,中部地区效率低;③金融危机后,24个省市的科技创新效率提高,主要是通过外部技术进步实现的,而内部资源配置与科技管理水平基本不变;④制约企业科技创新效率提高的瓶颈要素是R&D投入,科研机构与高校的R&D投入对于企业科技创新具有正向溢出效应。     

科技金融发展能否促进R&D资本存量与主要素生产率

基于我国200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系统GMM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各省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对R&D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科技金融对R&D资本存量和TFP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存在门槛效应，当科技金融指数高于门槛值时，科技金融对R&D资本存量和TFP的促进作用更强。基于《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的政策指示，进一步研究发现：发展互联网金融有利于科技金融促进R&D资本存量和TFP；传统金融越发达，科技金融对R&D资本存量和TFP的促进作用越大；民间资本越发达，科技金融对R&D资本存量和TFP的促进作用越大；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利于科技金融促进R&D资本存量和TFP；加强专利保护，有利于科技金融促进R&D资本存量和TFP。     

国家层面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测度述评

一些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相继开展了创新能力与竞争力的测度工作,为评价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创新能力与竞争力提供了工具。选取全球创新指数、欧洲创新计分板、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世界竞争力年鉴作为研究对象,从理论模型、测度体系、指标设计等角度重点梳理和比较了它们的特点;针对全球创新指数将中国效率指数排名第一的评价结论进行了剖析与评论,得出了关于创新能力与竞争力影响因素、指标设计和数据选取等方面的启示。     

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集群创新能力评价

随着全球军事科技竞争的加剧,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高技术武器装备研发制造能力成为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关键。在区域产业集群及创新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丹阳国家级军民融合产业示范集群实证研究,提出了涵盖产学研合作、R&D投入、专利质量、知识溢出、军民融合产业效率、创新环境6个方面的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集群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指标特点,采用层次分析法分配权重,建立了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集群创新能力评价模型;对江苏省各主要军民融合产业示范集群创新能力进行实证测评,针对各集群存在的普遍问题,提出了创新能力提升优化路径。     

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绩效评估与影响因素分析

对1991-2009年我国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绩效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显示：①从科技财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比来看,我国的科技产出均是有效的,但科技人力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要高于科技财力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②基础研究领域的R&D人员投入、政府资金投入和企业资金投入对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产出绩效的影响较显著,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的R&D人员投入是当前影响和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绩效的核心要素。     

基于国际经验的我国R&D投入强度偏低因素解析

R&D投入强度是一个国家具备较高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对推进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增强整体科技竞争实力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R&D投入强度增长趋势与国际R&D强度增长规律基本相符,但与国际相比,我国的R&D投入强度水平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在总结有关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R&D投入强度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R&D投入强度偏低的主要因素,并就如何实现R&D投入目标强度提出相应对策。     

京津冀城市群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科技创新效率是反映一个区域创新资源配置状况和创新质量的重要指标.文章利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法对2012-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科技创新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评价.以各城市每年的综合技术效率值为被解释变量,利用Tobit模型分析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工资状况、外商投资水平、劳动者素质5个因素对城市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受规模效率偏低的影响,京津冀城市群的综合技术效率不高,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城市创新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不断增长,创新程度不断增强.同时还发现,政府支持、外商投资水平与城市创新效率是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者素质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市场需求要素驱动的创新溢出效应研究

市场需求是技术创新的内在源泉，现有研究并未将产品市场和技术市场统一纳入创新能力提升分析框架，不能全面反映市场需求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效果。在理论模型推演出市场需求与创新水平存在关联性基础上，基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双维视角，采用2004-2016年中国内地30省份面板数据，分别检验市场需求要素对研发投入和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内市场需求既显著激励了研发投入强度，又明显提高了创新效率水平，培育国内市场需求对创新活动同时具备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激励；出口贸易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明显，但显著有利于创新效率提升；进口贸易与技术交易市场对创新活动存在数量和质量双重压力，是阻碍市场创新效力发挥的主要因素，降低二者〖JP〗的负面约束值得重视；现阶段我国创新活动仍表现为显著的“资本驱动型”特征，R&D人力资本投入数量很高，但贡献相对有限。上述实证研究结论可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通过启动市场需求进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制定产业结构升级政策提供参考。     

我国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测评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超效率SBM-Malmquist-Tobit模型

以2011—2019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SBM-Malmquist模型对各省市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我国科技创新效率总体水平提升显著，受技术进步效率影响更大；地区分布上呈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特征，且各区域之间差异较大。进一步通过Tobit模型对影响科技创新效率的因素进行回归，发现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基础设施投入和科技认知程度对科技创新效率的作用具有较强的区域异质性，通过解析导致各影响因素作用方向与程度差异的内在原因，发现我国科技创新发展中存在较严重的资源配置和管理问题。为推进我国科技创新发展，仍需要从资金投入、人才管理、成果转化、产权保护和科技监管等方面发力。     

中国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研发驱动理论，通过构建包含R&D投入的超效率DEA—SBM模型，分别测算2001—2017年中国不同区域传统型、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模型对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创新要素下中国及四大经济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均高于传统要素下传统型绿色发展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且逐渐收敛。东部地区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最高，西部、东北部地区有所提升，而中部地区并未得到较大提升;②2001—2017年全国创新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其变化趋势与技术进步变化趋势一致，技术进步是促进其增长的主要因素;③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正相关，城镇化水平、FDI与全国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正相关，而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起负向影响作用。R&D投入规模、R&D投入强度、R&D投入成果与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在全国及四大经济区域有不同的表现。     

山西省提升科技创新实力及效率研究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泉,影响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文章通过从科技创新的投入能力、产出能力、创新环境方面建立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山西省近10年来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测算分析;构建科学合理的投入产出指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山西省近10年的科技创新效率进行实证分析;通过DEA-Tobit模型研究财政投入力度、科研结构、开放程度、经济效益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并结合全省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得出劳动生产率对全省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最大,开放程度的作用其次,财政投入力度与科研人员结构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是逆方向的,而且影响作用相对比较小。最后,从科技创新资金投入、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科技创新环境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提高科技创新效率的途径。     

基于DEA模型的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产出分析

根据我国农业科技投入方向、力度、比重、创新产出水平,建立了基于DEA的农业科技投入产出评价模型,分析了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效率。通过该模型对我国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科技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到了各地区农业科技投入产出效率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部分地区的农业科技投入产出处于非DEA有效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投入规模不当和产出不足。因此,加大农业科技投入规模和提升资源产出效率是提高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产出效率的关键。     

宁波保税区科技创新能力现状分析与提升对策

文章结合宁波保税区实际,从科技资源和科技投入、创新绩效和科技水平以及科技领导和管理水平三个方面构建了宁波保税区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然后,依据该指标体系对宁波保税区科技创新能力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对策。     

基于全球创新指数的中国创新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深入了解中国创新能力现状，对于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球创新指数报告（GII）》2013-2017年数据，分析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发展历程，并将中国与创新领先型国家、其它金砖国家进行对比，以进一步明确其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置。研究发现，伴随中国创新能力逐步提升，其对全球创新格局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但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如制度环境、创意产出、市场成熟度，进而提出消除创新障碍的政策建议。     

民营科技企业科技创新绩效与其影响因素的协整分析

基于1992—2006年我国民营科技企业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理论对民营科技企业科技创新绩效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民营科技企业科技创新绩效分别对R&D资本存量、企业规模、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数和体制的弹性系数依次为0.754、0.334、0.298和0.165,R&D资本存量对科技创新绩效的贡献最大。但是,只有企业规模才是影响民营科技企业科技创新绩效的直接原因,其它因素通过企业规模作为传导变量,形成规模经济来发挥作用,目前民营科技企业的科技创新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状况。     

国家(地区)层面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测度述评

一些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相继开展了创新能力与竞争力的测度工作,为评价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创新能力与竞争力提供了工具。选取全球创新指数、欧洲创新计分板、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世界竞争力年鉴作为研究对象,从理论模型、测度体系、指标设计等角度重点梳理和比较了它们的特点;针对全球创新指数将中国效率指数排名第一的评价结论进行了剖析与评论,得出了关于创新能力与竞争力影响因素、指标设计和数据选取等方面的启示。     

金融发展支持省域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研究

选取2008—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相关指标数据,从金融发展的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维度,通过因子分析法计算金融发展水平,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最后实证分析金融发展对区域绿色科技创新支撑效应和中介效应。结果得出：我国绿色科技创新效率和金融发展水平逐年上升,呈东部>东北部>西部>中部阶梯状排布。金融发展有效支持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提升,且东部地区支撑效应更为显著。金融规模的扩大能够通过资金融通机制发挥主要作用,此外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通过风险分散、信息传递和市场监管机制促进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提升。对此从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层面提出政策建议,为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提升建立协同的金融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