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审计事项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新审计报告准则的修订增加了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要求,能够为报告使用者提供更多信息,影响投资者决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利用2016—2018年近三年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会扩大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股价的下降是关键审计事项扩大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路径之一;调节效应显示公司价值越高,关键审计事项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越小;公司内部控制能够削弱关键审计事项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扩大效应.研究结论为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提供了政策建议,同时为企业防范股价崩盘风险提供了启示与思考.     

关键审计事项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基于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效应

以2017—2019年实施新审计准则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关键审计事项会通过“风险信号传递效应”影响债权人信贷决策,二者呈正相关关系。此外,债权人对事项段所披露的收入、存货、商誉和股权类事项的关注度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在关键审计事项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中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且这种效果对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     

关键审计事项与公司业绩

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关键审计事项段落,丰富了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提升了审计报告作为桥梁的沟通价值。本文利用2017年上市公司年报审计的相关数据,研究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对于公司业绩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股权性质和内部控制质量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本文研究发现,披露关键事项越多,公司业绩越差,由于国有企业具有更多的政策扶持和资源优势,披露关键事项与公司业绩的负相关关系较弱,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水平可以提高公司的风险防控水平和决策质量,提升投资者的信任程度,因此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与公司业绩之间的负相关程度较弱。     

企业数字化影响关键审计事项决策吗？

本文以2016-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企业数字化对关键审计事项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数字技术进步冲击下，年报审计师在数字化程度较高企业中的关键审计事项决策更加谨慎，具体表现为披露更多的关键审计事项数目、风险匹配度较高的关键审计事项和数字化业务风险匹配的关键审计事项。进一步地，数字技术进步下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决策在审计师信息技术背景组合的样本中更明显，并且高科技企业的数字化特性强化了关键审计事项风险控制决策。作用机制表明，数字化机制会促进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和增加审计投入力度，进而强化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本文从数字技术环境变化层面丰富了新审计报告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风险控制效用研究，对数字技术进步下注册会计师执业能力转变具有重要价值。     

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信息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吗?——报表盈余和市场感知双维度的经验证据

财政部批准发布的第1504号审计准则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本文基于我国新审计准则分步实施提供的准自然实验环境,采用PSM-DID方法研究了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我们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并未对财务报告层面的审计质量产生实质性影响,表现为公司操控性应计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但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对市场感知层面的审计质量产生了明显影响,表现为公司盈余反应系数显著上升。上述结果表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后,财务报告层面的审计质量与市场感知层面的审计质量发生了背离,不过进一步的检验发现,这种背离在更长时间窗口的观测中消失。本文结论对准则制定机构、市场监管者等多个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具有启示意义。     

行业专家审计师会充分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吗?

审计师能否挖掘被审计单位重大错报风险,并充分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是影响审计报告改革成效的关键问题.本文利用2016-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行业专家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具体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相比于非行业专家,行业专家审计师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更多、文本篇幅更长且更愿意采用结论性评价.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具体类型来看,本文发现行业专家审计师更倾向于披露账户层面、行业共性层面、归因清晰的关键审计事项,并更愿意采用积极的结论性评价方式进行具体披露.此外,行业专家审计师披露充分的关键审计事项后,客户盈余操纵与财务重述行为显著下降.上述结果表明,审计师个人层面的行业知识、行业经验以及行业审计技能的培育有助于更好地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并实现审计报告改革的预期.本文的结论也为积极推进审计报告改革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路径.     

超额商誉、高管激励与审计收费

基于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超额商誉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超额商誉提高了审计收费,且在民营企业更显著;而高管不同激励方式对超额商誉与审计收费的调节具有异质性:股权激励具有抑制作用,而薪酬激励具有增强效应;从作用机制来看,超额商誉通过增加经营风险和审计投入,进而提高审计收费.     

审计师可以为交易所提供监管线索吗?——基于年报问询与关键审计事项关系的证据

为探究独立审计鉴证与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这两种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关系，本文以201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数量越多，年报被实施问询的概率越高。这两种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互补关系主要体现在非常规关键审计事项对交易所问询内容的影响上。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组和正向异常审计费用组，审计师披露的非常规关键审计事项更能为交易所监管提供风险提示线索；当被监管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较高时，非常规关键审计事项为交易所监管部门提供监管线索的作用更加明显。研究验证了审计师与交易所监管部门之间在信息披露监管上存在互补关系，两者在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方面存在更大的协作空间。     

双无控制能否引起审计师关注？——基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视角

近年来，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的企业数量逐年攀升，该现象是否会引起审计师关注。基于此，本文选取2017-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企业双无控制对关键审计事项的影响。结果发现：双无控制能够促进企业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影响机制发现，双无控制通过增加企业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增强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异质性检验发现，在董事会规模较小、监事会规模较小、分析师关注较多、营商环境较好时，双无控制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丰富了双无控制的后果研究以及关键审计事项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我国双无控制企业治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提供了政策和建议参考。     

外部审计对非审计类信息披露的正向溢出效应——基于年报审计质量与商誉减值预告的视角

本文以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为背景，研究了该文发布后年报审计质量对商誉减值预告的影响及原因。研究发现，高质量审计能有效促使公司在应当预告商誉减值时进行预告。审计质量影响商誉减值预告的原因在于年报审计的溢出效应，具体通过两条影响路径实现：一是高质量审计能够提高预告信息的可得性，体现在当商誉所涉及的子公司数较多或非疫情突发期间时，高质量审计对商誉减值预告的积极影响更大；二是高质量审计具有督促作用，能够降低公司不预告的动机，表现为当公司内部控制较差或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时，高质量审计对商誉减值预告的积极影响更大。本文结论丰富了审计溢出效应和商誉信息披露方面的研究，对监管部门精准监管和投资者决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审计风险的影响效应分析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速度日益加快,企业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在这一背景下,审计工作在我国大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审计事项披露,其意义重大,不仅可以对重大财务错报风险进行有效控制,而且可以促进审计过程中与管理层之间的交流。因此,在目前的我国企业发展中必须高度关注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特别是要重点研究分析其对审计风险产生的影响效应,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我国企业的稳定发展,全面贯彻落实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基于此,本文从关键审计事项的界定、关键审计事项的信号传递制度以及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和审计风险的有关性三个角度进行详细分析,以供有需要的人参考。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对关键审计事项在审计报告中的披露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这些研究分析了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对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影响,本文以此为基础分析了研究的局限性和对研究的有效建议。分析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利益相关者行为影响的五大实证研究主要包括:(1)股东(如投资者对审计师责任的看法和诉讼、价值相关性);(2)债权人(如贷款合同条款);(3)外部审计师(如审计流程和审计费用);(4)董事会董事(如盈余管理);(5)其他利益相关者(如信息对供应商和客户的价值)。本文主要选取其中三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股东和债权人、外部审计师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和综述。虽然国际审计报告准则的制定者假设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利益相关者的反应有积极影响,但大量的实证研究却显示出了不同的结果。此外,由于受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公司的声誉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所以,这项研究对进行管理决策尤为重要。     

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会影响银行信贷条款设置吗？

以2015-2016年首批采用新审计报告的A+H股公司作为实验组，利用PSM方法选择非A+H公司作为控制组，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是否会影响银行信贷抵押条款。研究表明，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使企业为单笔新增贷款提供担保的可能性增加，且这一效应在内外部信息环境较差、经营不确定性较大、事前违约风险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此外，未预期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篇幅越长，审计师实地走访越多，披露的资产核算事项越多，风险信号越强烈，银行感知的风险越大，要求企业为贷款提供担保的概率越高。这些结果验证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财务错报可能性的凸显效应，为进一步改善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含量提供了政策支持。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市场和审计质量的影响

关键审计事项指的是审计中最为重要的事项,一般由审计人员运用专业技能职业判断进行确认。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是我国最新出台的审计报告准则,对于促进经济市场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现状与评价,进一步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市场反应和审计质量的影响展开了分析。     

分层制度背景下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特征研究——基于新三板挂牌企业的经验数据

新三板分层制度背景下监管机构对精选层和创新层要求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对基础层不作强制性要求，异质化监管下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特征值得关注。本文整理了3234份新三板挂牌企业2017-2020年审计报告，从公司、关键审计事项数量、类别以及事务所层面系统分析了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情况。研究发现，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这一改革在新三板挂牌企业中有效推进，其规范化程度逐渐向上市公司靠拢，且在分层监管下各层级企业呈现出不同的披露特征，但仍存在如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类别方面有一定模板化倾向等问题。本文有助于深化对中小企业的新审计准则执行情况的认识、丰富分层制度的研究，同时为各利益相关方了解新三板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提供参考。     

超额商誉与信息披露违规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并购交易引发的商誉泡沫现象已成为我国A股市场的重大风险要素之一,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角度切入,探究超额商誉引发的负面效应。研究发现,超额商誉规模越大,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违规倾向和频率越高;机制检验表明,经营风险、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是超额商誉触发信息披露违规的传导路径;针对治理对策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独立董事规模较小、非经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情形下,超额商誉触发信息披露违规的现象更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超额商誉触发信息披露违规的现象在民营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本文结论丰富了商誉以及企业违规领域的研究,对监管机构、投资者以及上市公司正确认识超额商誉的经济后果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信息透明度与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基于2015-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且披露数量越多，企业融资约束缓解越明显。进一步对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能够通过提升企业外部信息透明度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此外，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要求提出后，发现民营企业、低会计稳健性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效果更为明显。本文从融资约束角度考察新审计准则的微观经济层面作用效果，同时纳入企业信息透明度的考察角度，为企业全面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段、寻求融资缓解提供新的思路与启示。     

新审计报告与商业信用

本文以商业信用为切入点,考察供应商和客户如何解读和回应新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表明供应商和客户将关键审计事项解读为一项风险信息。截面机制检验发现,公司治理较好时,可以缓解供应商和客户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担忧,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商业信用的负面影响得以缓解。此外,关键审计事项数量越多、关键审计事项与可抵押资产相关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商业信用的负面影响越明显,而关键审计事项应对强度越高、具有结论性评价时,负面影响得以缓解。本文从供应链关系视角为新审计报告改革效果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对企业和准则制定者具有一定的启示。     

审计师变更会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模板化吗?

审计报告改革旨在降低传统审计报告的模板化问题，提高审计报告的沟通价值和审计工作的透明度。本文从审计师变更的视角考察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模板化问题。研究发现，审计师变更可以减弱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模板化；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审计投入的提高、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信息量的增加是审计师变更降低关键审计事项模板化披露的作用机制；当业务负责人、非“四大”背景的审计师发生变更以及企业外部分析师跟踪数较低时，审计师变更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模板化的降低效应更加明显；此外，审计师变更通过降低关键审计事项的模板化披露减少了企业的财务重述，同时带来了积极的市场反应。本文不仅丰富了审计师变更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相关研究，也为监管部门进一步提升审计报告改革长期效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路。     

审计报告改革的中国经验:基于审计延迟的视角

以2018年全面开展的中国审计报告改革为背景，通过刻画改革窗口及风险导向审计行为特征等变量，检验了审计报告改革对审计延迟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报告改革之后，审计延迟总体上显著增加，这是改革的“威慑-增责”效应使然；审计报告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应对数量越多及具有减值类关键审计事项，显示审计师执行了越勤勉的风险导向审计行为，会形成越长的审计延迟，这源自新审计报告的风险“视窗”和努力“视窗”效应。此外，审计报告改革对审计延迟的影响还显现出企业内部控制层面的差异。研究支持，在中国市场条件下的审计报告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审计师的风险导向审计转型，并具有审计延迟层面的政策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