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双顺差成因分析

笔者利用实证模型检验,得出我国外部失衡根源于内部经济失衡:首先,以贸易部门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比例过高导致贸易顺差增大;其次,收入分配失衡导致国内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进一步刺激双顺差的形成;最后,金融结构失衡导致企业储蓄率居高不下,也是双顺差增大的重要成因。因此,要调整外部失衡,应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居民收入份额,扩大内需;完善金融市场,以实现国内储蓄向投资的有效流动。     

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别差异和全球经济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已成为当前国际经济的焦点问题.研究失衡,不能仅关注投资、汇率等层面的原因,还要探求失衡背后的深层原因.本文用由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别差异引起的各国储蓄和投资大小关系的不同,来解释各国经常项目的盈余状况和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并粗略预测今后全球经济失衡分布的变动趋势.我国目前的贸易顺差其实是"人口红利"期为应对未来"养老"而在海外积攒的储蓄,在老龄化全面到来后,这些海外储蓄还会通过贸易逆差被用掉.     

企业所有权、贸易组织结构与中美贸易失衡-基于两国经济一体化均衡模型的分析

本文通过融合Grossman-Hart-Moore(1986,1990)产权理论方法和Helpman-Krugman(1985)一体化均衡方法,力图从微观企业层次解释中美贸易顺差问题。研究发现:最终产品商对加工企业所有权安排与贸易组织结构的选择,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国际生产组织根源;中美贸易顺差的实证分析支持这一结论。结果表明:中国外贸失衡是国际生产与贸易活动的一种外化形式,只要全球生产贸易格局不变,中美贸易失衡本身就是一种常态;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不确定条件下,解决中国外贸失衡困境问题需要战略转向,重点应该寻求微观解决方案。     

企业所有权、贸易组织结构与中美贸易失衡——基于两国经济一体化均衡模型的分析

本文通过融合Grossman—Hart-Moore（1986,1990）产权理论方法和Helpman—Krugman（1985）一体化均衡方法,力图从微观企业层次解释中美贸易顺差问题。研究发现：最终产品商对加工企业所有权安排与贸易组织结构的选择,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国际生产组织根源;中美贸易顺差的实证分析支持这一结论。结果表明：中国外贸失衡是国际生产与贸易活动的一种外化形式,只要全球生产贸易格局不变,中美贸易失衡本身就是一种常态;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不确定条件下,解决中国外贸失衡困境问题需要战略转向,重点应该寻求微观解决方案。     

中国收入分配的失衡与国际收支失衡

本文认为,导致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是中国国内收入分配的失衡。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宏观收入分配的失衡,即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占GDP的比重过高且不断上升,而居民收入增长率长期低于GDP增长率且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二是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失衡,即中国的生产要素没有按照其对生产贡献的大小获得相应的报酬。因此,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则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状况还将持续下去。这意味着,解决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国际收支本身,而是要在制度改革上有重大突破,即通过对个人放权让利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并以此形成真正的市场机制。     

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失衡结构特点及原因探析

中美贸易失衡一直是影响双边贸易关系的重要因素,而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失衡又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文章通过中美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情况分析出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在持续扩大,并利用ARCA指数的测度探究两国高技术产品贸易失衡结构特点及其原因。并认为,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失衡主要由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高技术产业转移等原因所导致。     

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问题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的内部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储蓄和投资的失衡以及投资和消费关系的不协调上。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是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突出特征。引起我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可以将内外不平衡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但短期内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内外不平衡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多管齐下,努力缓解我国经济内外不平衡问题。     

中美贸易顺差的原因及调整方向

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潜在不安定因素,而造成该现象本质原因是中国和美国贸易结构不平衡.本文通过计量模型找出对中美贸易失衡影响较大的因素是中国出口退税机制和两国储蓄率的高低,并为中国调整贸易顺差、优化贸易结构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1990年以来,全球经济失衡现象不断加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经常账户的巨额逆差;二是亚洲国家经常账户大量顺差,尤其是对美贸易顺差。面对全球经济失衡,我国应如何应对呢？学术界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全球经济失衡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我们应该对其特征、原因进行研究,分析了解全球经济失衡对我国的影响。     

“中国式技术进步”视角下的收入分配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需低迷,我国经济增长中的问题开始凸现,而最为显著的则是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引发的居民消费不振,这不仅影响了社会公平,也给刺激内需政策带来了极大的隐忧。本文认为收入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技术进步方式的选择,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     

金融非均衡状态下的通货膨胀成因与治理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金融非均衡现象日益突出。金融非均衡发展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控制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分析了我国金融非均衡发展及其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的作用机理,并通过实证检验证明了金融非均衡发展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最后提出了应对金融非均衡的政策策略:一是货币政策事前策略;二是加强金融监管和运用财政政策的策略。     

金融不平衡与货币政策——基于文献研究的角度

在现代经济金融体制下,金融不平衡的积累和破灭,对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货币政策如何应对金融不平衡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话题。本文分析了货币政策在金融不平衡形成中的作用,以及金融不平衡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产生的不利影响,介绍了货币政策应对金融不平衡的几种政策主张。     

G20参考性指南：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第一步

不平衡问题由于其长期性、破坏性以及各国政策协调的复杂性,成为2011年G20全球治理平台上热点议题之一。然而,学术界对于经济失衡问题并没有形成共识性看法,甚至对于全球失衡也缺乏严格的定义。本文从全球失衡问题研究和“参考性指南”产生的背景入手,讨论了“参考性指南”指标体系的形成以及方法论基础和四种测度失衡方法的优缺点。总体而言,“参考性指南”的产生与发展体现了各国间的政策博弈结果,也是首次在超国家领域设立的系统化全球经济失衡评价体系。该体系的设立不仅有助于鉴别和监督各国失衡状况,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各国政府采取负责任的调整措施。     

中美贸易不平衡中的东亚转移效应

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研究中美贸易不平衡中的东亚转移效应以及东亚转移效应在不同技术分类下的不同表现。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中国对东亚的投资开放度和加权实际汇率两个指标来度量东亚转移效应,并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发现:东亚转移效应是中美贸易顺差扩大的重要因素;东亚转移效应显著存在于高技术和中技术产品上,低技术产品和初级产品则不存在显著的东亚转移效应;高技术产品上的东亚转移效应要明显大于中技术产品;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有助于减少中、低技术产品顺差,但对高技术产品顺差几乎没有影响。为有效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中国须审慎对待人民币升值,稳步、有序地推进汇率制度改革,鼓励企业海外投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并坚持走出口多元化道路。     

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内外冲击因素——基于BQ分解的实证研究

为了研究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经常账户出现持续顺差的内外部原因,本文利用Blanchard和Quah提出的对冲击进行长期约束的冲击分解方法,分析了内部冲击和外部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冲击-传导机制。分析结论表明:我国经常账户失衡主要是由我国内部冲击因素导致的,并且,在样本期内,我国经常账户的波动也可以由其内部冲击分量来模拟。依据这些结论,本文提出了应对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政策建议。     

基于MB及ES分析框架估算我国经常性账户失衡

以经常性账户失衡为表现形式的全球失衡水平在2007年,即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前达到峰值。早在2006年,中国已跃居成为全球最大的顺差国,现今全球顺差的1／4来自中国。在IMF构建的三种旨在衡量一国经常性账户“合意”水平的框架下,本文对我国外部失衡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我国经常性账户余额占GDP比重的理论水平约3．12％,2004年以来,我国实际汇率的调整幅度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的改革是治理我国外部失衡的有效手段之一。     

中美贸易失衡的经济理论分析——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基础

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和解决方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试图通过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来求解还尚属少见。马克思的生产的国际关系理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理论、虚拟资本理论、两大部类理论和汇率理论对于研究现实的中美贸易关系仍然裨益匪浅,从中也可以窥见中美贸易失衡的必然性。     

增长失衡与政府责任——基于社会性支出角度的分析

当前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以国富与民生关系失衡为本质特征的增长失衡。本文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与民生有关的政府责任切入,指出当前中国与民生状况直接相关的政府社会性支出的不足,是导致增长失衡的重要原因。为此,政府应在提供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承担起基本的责任,加快财政支出结构转型,增加社会性支出的比重,改善民生状况,纠正增长失衡;并通过社会性支出的增加,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推动增长路径的转变,实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中国产业不平衡发展中的技术创新因素研究

不平衡作为产业发展的基本形态,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运用相关性分析和动态计量模型研究跨期时间序列下的技术创新对产业不平衡发展的影响,并基于统计分析给出结论。     

货币政策与贸易不平衡的调整

本文建立了一个开放小国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不同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对调整贸易不平衡的作用,同时考虑了资本开放与否对不同政策效果的影响。分析发现,由于名义粘性的作用,无论资本开放与否,调整价格都无法快速实现贸易平衡,并会引起产出和物价的较大波动。而较快的汇率调整政策会较快实现贸易平衡,且无论资本开放与否,都不会引起经济波动。从福利角度比较,较快的汇率调整总是优于价格调整,且在资本开放环境下的调整总是优于资本封闭下的调整。通过中国数据校准和模拟发现,在渐进调整汇率的政策下,价格水平被迫作出调整可能是带来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后经济波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