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1 038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3-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长与CEO两职兼任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研发资金投入,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研发投入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没有对研发投入带来显著的积极作用,机构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薪酬激励、高管持股和在职消费对企业研发投入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具有延迟效应,对当期和后续绩效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影响。从新视角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创新活动,为构建匹配产业创新特征的治理结构提供了参考。     

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三项交互的调节效应模型

文章以我国2013-2019年的407家战略性新兴企业为样本,构建了一个三维交互调节效应模型,对政府补贴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考虑了财务冗余和环境不确定性对政策效果的调节作用.结果 表明,政府补贴能够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创新投入与产出;财务冗余对政府补贴与战略性新兴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二者间关系...     

异质机构持股、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

机构投资者与政府补贴等优惠政策作为企业经营的重要资本来源和制度保障，势必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以我国沪深两市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2010-2015年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异质机构持股、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机构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政府补贴可以促进机构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尤其是实质性技术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券商持股与QFII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分别存在不显著和显著正向影响；政府补贴能够降低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有效促进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并通过调节作用促进券商持股和QFII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更加显著的正向效应；政府补贴对基金持股与企业非实质性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对券商持股和QFII持股与企业实质性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     

股东对创新投入的反应：股权激励异质性的信号作用

以我国2017—2019年沪深两市A股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股东视角分析股东对创新投入信息的反应,探讨这一反应在股权高度集中时的变化,并考察高管团队股权激励异质性因素向股东传递信号的机制。结果表明,创新投入与股东反应正相关;股权集中度正向调节创新投入与股东反应的关系;股权激励异质性负向调节创新投入与股东反应的关系,且该效应在民企中更加显著;经营风险是股权激励异质性负向影响股东对创新投入反应的中介变量。     

中国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升政府创新资助的有效性,基于2012—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882家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Theil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考察中国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时空演化特征,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剖析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东部地区投入强度最大;②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总体趋于均等化,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差异较大;③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中心-外围”特征显著,中心省份多位于东中部地区,外围省份多位于西部内陆地区,空间关联模式主要表现为H-H型和L-L型;④政府创新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⑤政府创新资助对东部地区、高创新资助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显著,高创新资助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     

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创新

虽然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已经受到广泛关注,但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仍未见到相关探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企业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我们发现:第一,整体而言,研究结果支持锦标赛理论,即薪酬差距对创新产出存在正向影响。为了控制内生性,我们基于个人所得税率与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构造工具变量,结论一致。第二,在薪酬差距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扩大薪酬差距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表明锦标赛理论在创新活动中占主导;但在薪酬差距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扩大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有负向作用,表明比较理论开始呈现作用。第三,薪酬差距对创新的正向激励作用主要由管理层薪酬溢价驱动,员工薪酬溢价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创新产出。本文为监管和企业部门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本文的结论对政府出台激励企业创新的政策有重要参考意义。     

政府创新补贴与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选取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年度数据，实证分析政府创新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可以正向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相对于国有战略性新兴企业和大型战略性新兴企业而言，政府创新补贴对非国有战略性新兴企业和中小型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融资约束在政府创新补贴与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产品市场竞争正向调节政府创新补贴与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基于此，建议合理配置政府创新补贴、弱化信息不对称问题、强化市场竞争调节效应，以深化政府创新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薪酬外部公平性与企业研发创新

管理者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之间的关系已得到较多关注,但已有研究忽视了薪酬公平性对于两者关系的影响.本文以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风险收益视角深入分析了管理者薪酬外部公平性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正向额外薪酬与企业研发投入负相关;管理者负向额外薪酬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且以上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同时,薪酬外部公平性也会对未来研发投入产生显著影响,即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薪酬激励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锦标赛理论还是委托代理理论？

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理论当前主要有基于薪酬差距的锦标赛理论和基于管理层薪酬的委托代理理论。本文利用我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将薪酬差距和管理层薪酬结合起来研究发现,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主要来自于管理层外部薪酬溢价,薪酬激励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创新投入产生。无论从薪酬差距视角还是管理层薪酬视角,薪酬激励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更加适合用委托代理理论而不是锦标赛理论解释。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是否有利于企业创新尚需更加合理的数据和研究设计予以证实。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实证检验

基于1998年到2008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薪酬对企业价值有非线性的"U"型影响,在高管薪酬超过一定的额度后,高管薪酬激励明显呈现出边际递增的激励效果.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只有线性正向影响,并未发现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非线性影响关系.本文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了一定的激励效果,上市公司应该合理的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     

创业板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对企业价值影响研究

管理层持股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一直是经济领域中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15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采用Eviews9.0数据分析软件对其年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管理层持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即管理层持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因此将管理层持股比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对于企业价值是有积极作用的.     

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实体企业经济增速放缓,金融业发展势头强劲,“脱实向虚”现象日益普遍,企业面临过度金融化的风险。文章基于2011—2021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并探讨管理层持股、股权制衡度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显著抑制企业的创新投入,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大、股权制衡水平高的企业中,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被削弱,即股权激励、股权制衡度负向调节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文章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来探讨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作用及其调节机理,对于制定相应的对策,提升公司的创新投资水平,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企业持续创新影响因素研究

使用持续专利时间、持续专利数量、持续发明时间和持续发明数量对企业持续创新进行测度,就公司规模、企业盈利能力、债权融资水平、股权结构和高管激励等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提出相关假设,并以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专利研究数据库”1985-2015年涉及的1 9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公司规模与企业持续创新正相关;盈利能力和债权融资水平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股权结构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持续专利时间、持续发明时间负相关,对持续专利数量和持续发明数量的影响不显著。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持续专利时间正相关,对其它持续创新变量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在高管激励中,以薪酬测度的高管短期激励与企业持续创新正相关,以持股比例测度的高管长期激励对企业持续创新的积极作用没有得到完全发挥。     

管理层股权激励能够提高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吗?

本文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最优契约理论和管理层权力理论,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实证检验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以及企业战略激进度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会计信息可比性存在"壕沟效应",其作用呈倒U型关系:当管理层持股比例低于38.9％时,体现为"利益协同"效应,提高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当管理层持股比例高于38.9％时,体现为"利益侵占"效应,降低了会计信息可比性.且企业战略激进度在其中发挥了负向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通过企业战略激进度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在非高新技术行业和非国有企业更大,且高质量外部审计能够弱化监督与治理功能.该结论在理论上拓展了管理层股权激励的经济后果研究,并在实践上对改善公司治理、 从管理层股权激励的角度提升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质量具有借鉴意义.     

多元化战略对管理层激励的影响--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1-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现金薪酬水平与公司价值负相关,高管人员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之间是非线性关系,激励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多元化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不显著.当控制了影响多元化的公司内部因素后,我们发现国有股占主导地位的公司,多元化程度与现金薪酬之间是负向关系;多元化程度与管理层持股比例之间是正向关系.多元化程度与在职消费正相关.多元化决策是管理当局希望从多元化中获取更多的剩余收益和隐性的私人利益.     

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实证研究:来自深交所A股的经验证据

公司治理理论中股权激励问题首当其冲: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恰当的激励能够减少代理成本,增加企业价值;激励不足或过度会增加代理成本,影响企业价值。以在深交所上市413家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非线性模型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三次曲线关系:管理层持股在0%~13.71%之间时,公司绩效随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管理层持股在13.71%~44.99%之间时,公司绩效随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下降;管理层持股超过44.99%时,公司绩效再次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实证结果对当前企业股权激励现实有一定指导意义。     

地区市场异质性、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研发投入、地区市场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地区市场异质性在研发投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上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地区市场规模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地区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创新绩效也有显著负向影响;地区市场规模在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上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地区市场竞争程度也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绿色科技创新、财政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2003-201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3—2019年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绿色科技创新、财政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内在动力和空间效应已经形成;绿色科技创新和财政投入分别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短期正向效应;绿色科技创新和财政投入的交互项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负向影响。为此,应当强化综合机制效应,保持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力;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发挥科技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核心作用;提升财政投入绩效,有效激发科技创新投资支持产业升级;作好政策统筹协调,发挥各项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综合作用。     

高管薪酬结构与技术创新投入关系的实证研究——以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例

以2009年披露创新投入的我国235家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结构是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重要变量。具体表现为:高管薪酬水平和高管薪酬差距与技术创新投入正相关;具有技术背景的高管持股比例与创新投入的关系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