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卫生服务获得对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效应

面向农民工提供城市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维护农民工健康权益的重要路径,有效推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社会融合.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使用PSM方法、工具变量的CMP模型,实证分析城市公共卫生服务对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获得城市公共卫生服务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受雇就业质量,也推动了农民工由受雇向自雇转变.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公共卫生服务对不同性别、代际、文化程度农民工群体就业身份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城市公共卫生服务通过增强农民工社会融合而对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产生影响.本文验证了城市公共卫生服务的择业效应,为政府以公共卫生服务为关键着力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创业提供了政策参考.     

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居住环境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辽宁省的抽样调查

农民工城市定居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其城市居住环境直接影响定居选择。本文运用辽宁省调查数据,定量研究新老两代农民工居住环境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居住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物质环境显著好于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混居概率更高,老一代与非同乡聚居概率更高;已婚农民工与同乡混居的可能性更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居住物质环境越好,与市民混居的可能性越高;家属随迁及随迁家属中在学子女数,均对农民工居住的物质环境有正向影响,并提高了其与市民混居的概率;务工时间越长,物质环境越好,与市民混居的概率也越高。此外,职业类型、迁移距离也对居住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显著影响。     

就业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立足与发展的基础,城市融入则是其实现个体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关键。该文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体系构建与测量,以上海847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为依据,应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就业能力因素对于这一群体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就业能力整体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融入和市民意愿融入影响显著,就业能力微观因素对于身份和社会地位融入影响显著,宏观维度因素显著影响身份融入。此外,居住时间显著影响城市感情和市民意愿融入,性别影响身份融入,年龄因素影响社会地位融入。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与城市融入分析

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和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利用2010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农民工在城社会保障状况做了分析,并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借助计量经济学工具,研究了社会保障状况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参与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对于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的提高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积极影响。缴纳过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相比未缴纳者城市融入水平更高;居住在廉租房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起正向作用,而居住在免费房或租房则起着反向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心理融入层面分析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着重剖析了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并从制度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提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相关政策建议.     

对农民工城市生活融入问题的思考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农民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政策模式,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劳动力价值的内在要求;是政策关怀的具体化;是道路的必然选择;是城市公共管理的客观要求。然而,目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一方面是户籍身份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社会排斥的影响。     

农民工城市融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研究

笔者利用1446个在沪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建立logit模型,研究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表明,以教育程度、职业培训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以老乡交往为代表的同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起阻碍作用,而与城市居民进行经常性互动建立起来的新型异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正向影响。     

家庭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2013年重庆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探测性因子分析方法,从家庭视角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状况、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合至少包含社会网络融合、文化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职业融合等五个方面;农民工家庭城市融合总体水平偏低;制约农民工家庭进一步融入城市的主要是职业和经济因素;家庭月收入等多重因素对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合具有影响作用。     

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测度及区域差异研究——来自CHIP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中国居民收入项目第五轮全国范围调查(CHIP2013)的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构建综合性的农民工城市融入测度指标,运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赋权综合测度城市融入程度,并分别使用OL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最后运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检验不同区域农民工城市融入是否具有歧视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不高,东部地区要高于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随着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分位点的提高,其影响变量的系数绝大多数都有明显的变化,但波动方向与程度差异较大;不同区域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差异主要是由发达地区农民工和欠发达地区农民工之间的禀赋差异所引起的,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歧视效应。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视角的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模型,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系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析表明,农民工人力资本中的文化程度、技能培训和健康状况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呈显著正相关,以农民工寻找工作时间、交往范围和参加社会组织情况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着显著影响。为促进进一步城市融入的实现,政府与社会均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充分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丰富其社会资本,加快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落实。     

城市融入:外来农民工的市民化——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外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议题。外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包含了其在多重空间、身份与认同上的转换过程;在融入状态或结果上,农民工整体在城市社会处于一种被边缘化与隔离的状态。学术界主要从现代化、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制度主义等三种理论范式出发,对导致农民工城市融入度低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性阐释,并且从公共政策的层面提出了制度化改革、组织化建设、社会能力建设等三种促进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入的可行路径。     

浅析城市与自然的互动问题

通过促进城市与自然的不断互动,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解决城市的内涝问题,化解城市与自然间的矛盾。这不仅需要借用古代建筑理论对城市和建筑进行规划和选址,同时还要运用仿生学原理,使自然与城市形成一个开放的巨系统,以及对自然资本进行投资,不断恢复和扩大自然资本的存量。从而使城市与自然互动起来,达到相互的融合;使市民普遍安居乐业,幸福感增加。     

农民工住房政策与经济增长

中国城市住房市场中存在明显的分割,"城中村"等居住环境恶劣的"非正式"住房容纳了大量农民工。通过构建一个农民工住房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本文发现,针对农民工的单纯住房数量的供给在低端产业占主导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但在高技能产业比重逐渐增加时其效果逐渐衰减。相反地,改善农民工居住环境的政策能够使住房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具有可持续性。同时,这类改良政策能够减少潜在的社会冲突所导致的社会资源非生产性损耗,使得分给城市原有居民的"蛋糕"份额也会变大,因此有希望成为一个可以自发实现的内生政策变迁过程,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实现城乡融合和社会和谐。     

户籍管制、城市规模与城市发展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面临两难政策选择:放开户籍管制所产生的农民工市民化效应将促进城市发展,但同时产生的公共服务拥挤效应也将对城市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运用2005~201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放松户籍管制,对小城市的发展具有正的净效应,而对大城市的发展具有负的净效应;规模较大的城市倾向于加强户籍管制,而加强户籍管制又提升了大城市的规模潜力,使其规模进一步增大,即大城市户籍管制具有自我强化特征。户籍改革的突破口在于中小地级城市,前提在于促进中小地级城市发展,缩小与大城市的收入差距。     

受教育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收支均衡的影响

良好的经济条件是新生代农民工有效城市化最核心的因素,但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收支均衡状况并不乐观,不利于其社会融入和城市化。基于调研数据,笔者采用OLS模型对调研资料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受教育水平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收支均衡水平,受教育水平越高,月经济结余越多,越有利于其城市融入。因此,应通过完善教育政策、合理分配教育资源等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以加快其城市融入进程。     

基于社会保护视角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以苏州市吴江区为例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以苏州市吴江区为例,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从就业保护、权益维护、社会保障、心理保护、政治参与五个方面对吴江区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社会保护状况进行了考察。吴江农民工社会保护做得相对较好的是就业保护、社会保障和农民工权益维护(除工资拖欠外)方面,而在心理保护和政治参与方面不理想。在继续巩固和完善农民工经济社会保护政策的同时,需要重点加强农民工的心理保护工作,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度,以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城市社会融合的中国实践及策略

基于中国城市居住空间的阶层分化、居住"类隔离"开始显现的现实,我们可以通过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建立新型的混合居住模式,制定切实可行的住房政策,加强社区建设等综合措施,以促进城市社会的融合。     

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财政政策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核心是促进农民工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平等权利并融入城市社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为此需要正确把握农民工市民化特定内涵,找出其中的难点,通过分析现行财政体制下城市政府的收入来源和支出结构,理清城市政府制订准入条件背后的经济动因,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公共支出责任,从财政体制改革和财政政策支持的角度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新的思路。     

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与定居决策

本文利用2008年珠三角九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是其定居决策的关键影响因素。农民工的归属感与工资收入、家庭教育、居住条件等显著正相关,与打工时间、年龄、收入缺口、是否存在劳动者权益侵犯等显著负相关。而农民工是否购买保险、是否加入工会、是否接受职业培训等不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及定居决策。这说明我国的医疗养老保险制度、工会制度、职业培训政策等并未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利益,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     

从农村参与走向城市参与:农民工政治融入实证研究——基于昆明市2084份样本的问卷调查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已发展到政治参与及制度改革的关键时期。基于2012年对昆明市2084个农民工政治参与问卷调研数据,采取对数回归方法分析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影响因素。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开始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但城市参与度低于农村参与度,政治融入水平偏低;新生代、建筑业农民工的城市参与不足,精英农民工的政治融入需求凸显,亟待开辟制度化的参与途径提升其政治地位;对农民工的政治融入具有显著影响的是政治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而经济资本几乎没有影响。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困境在于城市正式组织发展的滞后所带来的资本匮乏及参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