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过度负债的地区同群效应

本文研究中国上市企业过度负债的地区同群效应及其产生机制、作用因素和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数据表明,2009-2016年我国不同地区企业的过度负债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在排除个体、地区因素以及分选效应的替代性解释后,本文发现:企业的过度负债存在显著的地区同群效应,企业是否过度负债及其过度负债的程度分别与企业所在省区的过度负债企业占比和过度负债指数正相关;过度负债地区同群效应产生的潜在机制在于非领头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和连锁董事网络中心度低的企业的模仿行为;地区市场化进程、金融发展程度以及企业高管的金融背景对过度负债的地区同群效应具有显著影响。过度负债的地区同群效应对企业经营的影响表现为:同群效应越强,企业过度负债水平越高、偿债能力越弱、过度投资越严重、盈利能力越低。     

制度环境抑制了企业过度负债同伴效应吗? ——基于信息不对称中介效应的分析

基于2006-2018年30个国家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制度环境对企业过度负债同伴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法律环境、政府效率等制度环境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过度负债同伴效应;制度环境对企业过度负债同伴效应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当企业规模较小、过度负债程度较高、所在国家制度环境较好时,制度环境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过度负债同伴效应.反之,上述影响则不显著;企业所在行业竞争程度较高时,制度环境可以更显著地降低企业过度负债同伴效应.     

大唐国际负债融资财务杠杆效应的研究分析

本文选取了大唐国际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负债融资效应的相关文献做了简要总结,然后在此基础上结合企业的近五年来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进行计算总结,探索其负债融资的财务杠杆效应.研究发现大唐国际上市以来积极进行债务融资活动,负债融资的财务杠杆效应得到了有效发挥.最后,根据负债融资效应的分析结论,给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大唐国际负债融资公司治理效应的研究分析

本文选取了大唐国际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负债融资治理效应的相关文献做了简要总结,然后在此基础上结合企业的近五年来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进行计算总结,探索其负债融资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大唐国际上市以来积极进行债务融资活动,但负债融资的治理效应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最后,根据负债融资效应的分析结论,给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经营负债杠杆与金融负债杠杆效应的差异性检验

本文将企业的负债划分为经营负债与金融负债,以2001—2005年期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比较检验了经营负债杠杆与金融负债杠杆对公司创值能力和成长性影响的差异性。结果发现:①经营负债杠杆比金融负债杠杆对公司的创值能力和成长性产生更大更显著的积极效应,即拥有更多的经营负债更能提升公司的创值能力和成长性;②两种负债的杠杆效应均存在"规模效应",即公司的规模越小,杠杆效应越强;③金融负债杠杆与经营负债杠杆具有显著的互补性,即随着金融负债杠杆比率的增加,经营负债杠杆效应会显著增强;反之亦然。显然,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企业制定其负债安排策略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基于板材有限公司的负债融资的财务效应分析

当今社会,资金是所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任何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负债。这不仅可以解决企业经营资金紧张的问题,而且可以使企业资金来源呈现多元化趋势。本文研究了板材有限公司负债融资的现状,并对其财务效应进行分析,以此提出了合理利用负债融资的财务效应的改进措施,帮助企业控制风险,增加收益。     

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企业过度负债吗？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国家当前重要的金融工作之一,从企业这一微观主体角度来看,合理安排资本结构、降低过度负债有利于控制企业的金融风险。为此,本文以2011—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过度负债的降低作用,并分别构建了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进一步研究。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过度负债水平,融资约束和内部治理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分析师关注度和地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这一过程分别发挥了负向和正向的调节作用,即在分析师关注度低和地区数字金融水平高的条件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好地降低过度负债。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同时为降低企业过度负债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新的思路。     

上市公司负债结构与财务治理效应

本文回顾了以往主要的负债结构和财务治理的相关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与美日等发达国家企业的负债结构及治理效应的现状进行了比较,同时分析上市公司形成这种负债结构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负债结构、提高财务治理效率的建议。     

负债真不能发挥治理效应吗?——来自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新证据

负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一直是资本结构问题研究关注的热点。本文就产权性质对负债引起的经理人代理成本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利用中国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2003-200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负债的治理效应具有两重性,即企业的银行负债显著提高了经理人代理成本,非银行负债显著降低了经理人代理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是造成负债治理效应出现两重性特征的根本原因。本文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委托代理、资本结构等相关理论,而且对于银行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以及企业融资决策具有较强启示意义。     

我国上市公司负债融资的自由现金流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自由现金流(FCF)的视角,依据负债的代理成本控制效应,以2009至2012年上市公司的数据为依据,分别对负债和FCF做回归分析.研究企业负债与FCF的相关性,并提出了负债的自由现金流效应.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我国的公司治理效应,分析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负债是否真正具有降低自由现金流和代理成本的作用,从而对能够优化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负债的治理机制提供一定的支持与建议.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