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影响因素

本文使用Hummels和Klenow (2005)二元边际分解法,对2000-2013年中国农产品HS-6分位贸易数据进行分解,结果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来自集约边际的贡献,但扩展边际也发挥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借鉴Chaney (2008)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农业经济规模、贸易成本、农业生产率主要影响集约边际,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有显著负面影响.     

贸易成本、企业出口动态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基于中国出口企业微观数据:2000-2005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利用中国海关数据从企业层面将中国出口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出口企业数量)与集约边际(单位企业的平均出口额),描述了中国企业出口动态和二元边际结构,并考察不同贸易成本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2000—2005年间尽管扩展边际的波动幅度远大于集约边际,中国出口的增长仍大部分是由持续出口企业的贸易额扩大实现的;各种因素对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和程度不尽相同,经济规模、距离和贸易成本的变动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影响贸易流量。     

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导因素: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

利用1995—2013年中国农产品出口的HS92六位编码数据,采用H-K测度方法测度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增长由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共同拉动,但集约边际起主要的贡献作用,其贡献率在2003年以后到达70%以上。经济规模对集约边际有显著的正影响,农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贸易成本、经济危机对集约边际有显著的负影响。农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与中国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对扩展边际有显著的正影响,贸易成本、人均GDP年增长率对扩展边际有显著的负影响。经济危机对集约边际有显著的负影响,扩展边际具有"稳定器"作用,这为解释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脆弱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具有丰富政策含义。     

贸易促进机构对我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

以新-新贸易理论为基础,利用CEPII 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1996-2011年我国对十六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微观层面出口数据,将出口增长总量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贸易促进机构对我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促进机构对出口增长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出口增长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大于集约边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比驻外使领馆对出口增长发挥的效力更为明显;贸易促进机构对中高技术行业产品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大于中低技术行业产品。因此,我国应增加贸易促进机构的数量,尤其要增设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5—2010年CEPIIBACI数据库的农产品贸易数据,从产品层面上将中国农产品出口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然后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运用混合OLS、随机效应模型和Tobit模型估计了影响贸易增长的多个变量对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集约边际,扩展边际所占的比重只有15%左右,但发展迅速,因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进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可变成本、自由贸易协定、经济冲击、农产品中间品属性等因素对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不尽相同。     

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分解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新新贸易理论"为研究贸易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其成为研究贸易增长方式的新维度。文章运用2001-2011年中国与30个主要国家(地区)的HS-6位数细分产品贸易数据,在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进行特征性事实描述的基础上,通过细分贸易成本的各种构成要素,探讨了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各组成部分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增长仍然主要归功于集约边际的拉动作用,与扩展边际相比,集约边际更具有"绝对主导、小幅震荡、稳步增加"的特征;不同贸易成本构成因素对二元边际的影响不同。总体上看,"距离在消亡"的同时,与一国实体经济相关的成本因素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而扩展边际则更多地受到外部冲击以及文化、法律等软环境因素的影响。     

异质性企业、结构转型与稳定出口

通过构建异质性企业、结构转型和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理论模型,本文认为转型国家出口增长主要沿集约边际实现的原因与其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越多,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越大、扩展边际越小。利用Tobit模型对1995-2009年中国出口到123个国家的HS-6位码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显著正向影响出口增长集约边际、负向影响扩展边际的效应确实存在。经济规模、贸易成本、人民币升值、区域经济一体化、外部冲击、语言的相通性、政治体制等变量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不完全相同,表明要提高出口增长中的扩展边际比重,出口企业应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将目标市场从传统高收入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实现出口的稳定增长。     

贸易便利化与FDI对中国出口增长三元边际的影响

笔者将出口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并利用中国1995年~2010年HS-6位数出口数据,实证研究了贸易便利化和FDI对出口增长三元边际的影响。双边贸易便利化对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存在显著正的影响,并且中国贸易便利化作用较大,而进口国贸易便利化对价格边际影响不显著。FDI对三元边际都存在正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数量边际。识别各因素的作用为中国出口产品的多样性和质量的升级提供了经验支持。     

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研究述评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运用微观数据,成功的在同一框架下分析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形成二元边际结构、影响因素和福利效应三个方向的新进展,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文献,但也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和新的现象:二元边际定义的不一致、细分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分析视角的趋势、综合福利效应不显著的挑战、对扩展边际稳定出口效应的质疑。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述评,提出未来研究的思路和方向,旨在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西部民族地区边境出口贸易的二元边际与经济增长研究

文章采用新新贸易理论的出口边际分析框架,将西部民族地区边境出口贸易的增长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发现该地区边境出口贸易的增长主要通过集约边际来实现,扩展边际的作用十分有限。通过计算1996年至2010年该地区总体及各省区边境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弹性,认为这种数量扩张型的边境出口贸易较为有效地促进了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最后从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两个维度提出了拓展西部民族地区边际出口贸易空间的具体对策。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相对出口结构的非对称性影响——来自产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在分析贸易便利化对贸易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借鉴Kancs(2007)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考察2004-2007年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谷物磨制品制造业双边相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相对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主要促进了相对扩展边际,抑制了相对集约边际,且对相对扩展边际促进要大于对相对集约边际抑制。上述结论对于不同的贸易便利化指标稳健。另外,中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主要促进相对扩展边际,抑制相对集约边际;而中国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相对集约边际有显著促进作用,却显著抑制相对扩展边际。由此,文章认为中国应根据贸易结构优化和产业发展的需要,选择有针对性的贸易便利化政策和国际合作。     

流动性约束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新新贸易理论,运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考察了流动性约束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流动性约束是影响我国企业是否出口及出口企业出口数量的重要因素。相比于集约边际,流动性约束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作用更为显著。同时,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上述结论主要存在于私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内,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出口基本不受流动性约束的影响。     

国际分散化生产导致了扩展边际增长吗?——来自中国出口产品层面的证据

本文利用CEPII BACI数据库中1996～2005年HS-6位数产品层面的中国出口贸易数据,研究发现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边际实现的,其中总出口的扩展边际份额在减少,而制造业出口的扩展边际份额在增加.同时,通过中间产品贸易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可知制造业参与国际分散化生产的程度日趋加深,这正是导致制造业出口扩展边际增加的主要原因.运用引力模型考察中国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的影响因素,我们发现在总产品和制造业贸易中,贸易国的GDP与出口扩展边际显著正相关,两国之间的距离与扩展边际负相关,而不同的出口目的国对扩展边际的影响不尽相同.积极参与国际分散化生产有利于中国出口沿着扩展边际增长,增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中国汽车产品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三元边际分析框架对21世纪以来中国汽车产品出口增长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增长主要依靠数量扩张拉动,价格提升和种类增加对出口的贡献很小.基于改进的引力模型对三元边际影响因素的经济计量分析发现,中国的经济规模对汽车产品出口增长的数量边际存在显著正影响,对价格边际存在显著负影响,而进口国的经济规模对汽车产品扩展边际存在显著正影响;行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对价格边际和扩展边际存在显著正影响,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数量边际存在显著正影响,对价格边际存在显著负影响.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在保持目前出口数量带动出口增长的同时,必须通过加大技术投入、提高工艺水平和培育自主民族品牌等手段,提高出口的价格边际和扩展边际,以从根本上提高中国汽车产品出口的持久竞争力.     

建交时间与企业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出口目的地视角

本国和出口目的国的联系越强时,企业因了解国外消费者对自身产品的需求以及建立销售网络而造成的固定成本越低。固定成本越低,企业进入该市场的概率和出口值就会越高。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的农产品企业层面的出口数据,从出口目的地视角考察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建交时间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出口目的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间对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金融发展、FDI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绩效——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新近发展的新新贸易理论为基础,将中国80余万条制造业出口数据归类到我国国民经济分类制造业,分别使用Probit模型和Heckman选择模型检验了金融发展和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重要因素,而金融发展有助于企业缓解融资约束,使其能够在最优状态下生产,不仅有利其进入出口市场,还扩大了其出口份额,从而对贸易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都有积极的影响。此外,FDI缓解了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促进融资依赖性行业出口的二元边际,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与金融发展同样的作用,进一步的估计表明,FDI是通过替代银行信贷而发挥作用的。     

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对中国出口贸易及其发展边际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国内和国外政策不确定对中国出口贸易及其分解的影响，探究了它们的作用差异、具体特点及影响渠道。本文研究发现，国内和国外政策的不确定均显著阻碍了中国出口贸易及其广义边际、集约边际的发展，且前者作用格外突出。同时，控制了经济运行周期、经济危机的影响后，本文的基本结论仍比较稳健。此外，扩展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对中国出口的作用还依赖出口市场特点、行业要素密集度和出口沉没成本等因素。最后，本文还利用微观数据进行了简单的机制验证。     

互联网与国际贸易——基于双边双向网址链接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以中国为例,利用双边、双向网址链接数量作为互联网代理变量,分析互联网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理论上,互联网通过降低国际贸易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促进国际贸易增长。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价值量,且这一作用对一般贸易、差异化产品、本土企业、高生产效率企业更明显。从影响途径看,互联网可以增加企业的出口概率,促进企业持续出口;互联网提升了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但对于集约边际的作用更大;互联网降低了企业出口的价格,但增加了企业出口的数量。上述结论在考虑了零贸易、多产品企业、不同指标测算方法以及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可见,互联网作为信息平台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交易规模、优化资源配置水平,这为"互联网+"的积极影响提供了有力证明。     

中国出口贸易增长三元边际的测度分析

回顾和分析出口增长分解的相关研究方法,并进行创新,新方法有利于对两个不同的时期进行比较。通过将中国对主要国家的出口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数量和价格三个方面,得出结论:从1995—2010年,中国出口增长主要来自于数量的增长,贡献度为66.81%;而出口价格年均增长仅为1.55%,所以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改善比较有限。     

文化贸易存在进口引致出口吗*——基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分析

文化贸易发展对于提升一国“软实力”和打造“贸易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在工业品贸易领域广泛存在“进口引致出口”机制是中国货物出口奇迹产生的重要原因,该机制在文化贸易领域是否同样存在对于中国文化贸易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基于中国文化贸易微观产品层面六位码数据,对文化出口指标进行了二元边际结构性特征分解,实证分析发现：第一,总体来看,文化产品进口对出口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进口引致出口机制在中国文化贸易中并不存在;第二,文化产品进口对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并不存在显著的引致效应,文化产品进口对集约边际甚至还有一定的抑制效应;第三,上述结论在不同的二元边际指标和持续期分样本估计中均成立,尤其是二元边际水平较高的核心文化产品和具有较长贸易持续期的产品样本;第四,细分不同类别来看,目前仅在图书及其他印刷品比较标准化的文化产品贸易中,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进口引致出口效应。总体而言,进口引致出口机制在文化贸易中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可能是导致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相对迟缓的重要原因,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化进口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将是强化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