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储蓄率是超额货币供给的原因吗?——基于1992～2007年国家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本文在索洛模型基本假定下,推导了储蓄率与产出及货币供给三者之间动态关系,并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2～2007年资金流量表为基础,分别检验了中国国民储蓄率、居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与超额货币供给的Granger影响.结果表明:在样本区间内,居民储蓄率对M2/GDP具有显著影响,政府储蓄率则影响不显著,说明我国国民储蓄...     

运用索洛模型对合理储蓄率的估算——基于云南省数据的分析

储蓄率对经济意义重大，它关系到一国居民能否实现福利的最大化。本文运用索洛模型并基于云南省的数据对合理储蓄率水平进行了估算，得出的结论是云南省现阶段的合理储蓄率水平应是41.3%。通过与现实比较得知现阶段云南省的储蓄率水平偏高，应采取降低储蓄率的措施。     

“十三五”时期我国储蓄率趋势预测

储蓄率是决定投资率的关键因素,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因素。认真总结回顾我国储蓄率基本特征,分析"十三五"时期储蓄率的变化趋势,可以得出:"十三五"期间我国储蓄率仍将保持在一定高位,但呈现逐步回落趋势,预期年均下降约0.5个百分点。到2020年,我国储蓄率将降至47%左右,相应地经济增速也将稳步下行。     

高储蓄率、转移成本与农民工储蓄率

研究探讨了储蓄率问题的分析思路,结合中国二元经济体制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认为农民工群体的存在及其高储蓄率是中国居民整体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考虑到农民工群体的高流动性的特征,那么转移成本是农民工必然要面对的社会现实。研究解释了转移成本存在的必然性,通过农民工的消费储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论述了转移成本与农民工储蓄率存在正相关,并进一步结合2013年和2015年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上述结论进行了验证。     

基于福利经济学的最优自愿性储蓄率分析--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角度

本文通过两期叠代模型构造福利经济学个人效用函数，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推导个人最优自愿性储蓄率。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将混合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变量纳入模型，并模拟测算最优储蓄率的解。文中选取了中国城镇居民1989-2003年的储蓄、工资样本数据分析中国的储蓄情况，发现城镇居民储蓄率偏高。除了失业担忧和购房等原因，文章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尚未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由此提出一个有效的储蓄分流途径是让更多的职工加入养老保险计划，增进个人一生的效用，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基于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看贵州省经济增长的途径

本文从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储蓄率与产出的正相关关系出发,结合"十一五"期间贵州省储蓄率和人均GDP的数据,映证这一关系。并通过持续的高储蓄增长率和储蓄率提高的途径来促进贵州省经济的增长。     

中美储蓄率比较研究——兼评我国总储蓄率偏高之说

1992～2010年间,中国总储蓄率比美国高出30几个百分点。其原因是由于国企尤其是大型央企收入大幅增加但很少上交红利,同时民营企业缺乏融资渠道,只好依赖自我储蓄。同期我国政府储蓄率的上升是由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一直高于GDP增速,而政府的公共支出偏低;而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不断下降。美国居民储蓄率的下降主要源自美国近年来的财富增加,信用的泛滥及日趋完善的社会保障。针对当前中国储蓄率过高的说法,本文认为不可简单套用国际比较,不仅要考虑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更重要的是还要看中美两国人均储蓄额和人均投资额。当前我国储蓄率有其内在规律,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要求,不宜认为过高。     

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内生断点分析：1953～2005

学术界存在一个主流观点,认为居民的消费行为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发生过根本性改变,但是对改变发生的时间认识不一。本文用1953~2005年的储蓄率数据来刻画消费行为,从数据本身的角度寻找内生断点。通过引入一个内生断点,我们得出我国储蓄率1953~2005年表现出趋势平稳,再在平稳数据的基础上检验内生断点的存在性,得出经验判断类似,为1978年,从数据本身的角度支持经验研究结论。     

声音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这么高的储蓄率,中国历史上也没出现过这么高的储蓄率。＂——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2012年12月15日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所阐述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现在储蓄率高达50%,这简直不可设想。但不是中国老百姓的储蓄率高,是国家、企业的储蓄率高。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分配机构由生产结构决定,投资越多,资本所有者的所得越来越高,所以由投资驱动,国家和企业收入越来越多,但老百姓的收入反而相对越来越少。因此,     

中国高储蓄率刍议

1999年以来,中国储蓄存款的持续超常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热点话题之一。高储蓄率对经济与金融运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笔者拟从分析高储蓄率形成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对储蓄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源及其影响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人口红利与福建省高储蓄率的关系

从生命周期假说出发,构建储蓄率对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以及经济增长率的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少儿抚养系数对福建省居民储蓄率存在负面影响,老年抚养系数对福建省居民储蓄率存在正面影响,当前的首要任务不是阻止储蓄率的下降,而是抓住人口与经济发展机遇,以迎接老龄化社会.     

中国国内储蓄率与贸易顺差的货币传导机制研究

我国人口数量庞大,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居民企业储蓄率较高.由此导致我国对外贸易以顺差为主.同时居高不下的储蓄率也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庞大,外汇占款多,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大.本文通过对我国储蓄率高增长的现实进行原因分析,进一步说明了我国如何通过多种途径降低不合理的高增长储蓄率.同时,对储蓄率与货币供应量和我国贸易净值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     

政府和企业高储蓄率的经济效应分析

目前，政府和企业储蓄率过高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文章分析高储蓄率的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美国经济数字告诉我们什么

2009年进入尾声时，我们将看到一组意义重大的美国经济数字。它们都和10有关：信用卡违约率达到10％；失业率达到10％；财政赤字超过10％；居民储蓄率也达到10％。金融危机前，这些我们经常关注的数字都只有5％左右，有的连一半都不到，可恰恰就是在那时美国出现了危机。现在，它们将恶化到10％这个程度。问题严重了一倍，而美国官方居然公开声称经济已经从底部开始走出!     

国民储蓄率的决定机制与中国储蓄之谜分析

本文从储蓄的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分析国民储蓄率的决定机制,推导出国民储蓄率的生产性因素分解公式,并从生产方面解释了中国高储蓄率的成因。研究表明,国民储蓄率由消费者决定的储蓄供给与生产者决定的储蓄需求两者间的均衡关系决定,研究中国储蓄之谜需要考虑生产者行为的因素;人均资本水平、劳动力数量及资本折旧的变动是影响国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国民储蓄率的决定具有内生性,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的人口结构是导致中国长期存在高储蓄率现象的一个关键的客观性因素。     

人口红利有多大

本文用一个含中青年人对幼年人抚养和对老年人赡养的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人口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得到了一些新的结论。其中较重要的是：①快速的生育率下降对储蓄率没有大的正影响（储蓄率只在人口转变时期小幅度上升）；②幼年一中青年人口比率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力比老年一中青年人口比率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力小得多；③快速的生育率下降虽然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但它同时引起人均消静永久性提高．     

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成因和对策分析——基于国有企业高储蓄率的研究

近些年,我国居民储蓄率相对较高,企业储蓄尤其是国有企业的高储蓄是主要的原因,国内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国家政策方面的优势是推动国有企业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而高储蓄率子啊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本人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储蓄的特点,分析了国有企业高储蓄率的原因,并提出了降低和化解国有企业高储蓄率的对策和建议。     

金融业首先是为老百姓服务——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在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

腾讯财经举办达沃斯“升级元年”主题酒会，以“创新：势在必行”为主是垦。即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首先是为老百姓服务。中国国民储蓄率50％，家庭储蓄率50％以上，但绝大部分时间银行的名义利率低于通货膨胀。     

用基本的生命周期模型研究储蓄率与收入增长率的关系

消费的生命周期假说的倡导者Modigliani说,储蓄率随收入增长率的提高而提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的情况下,生产率的增长提高1个百分点,趋于使储蓄率提高2～3个百分点。他用60年代40个国家的资料作了储蓄率与收入增长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得出回归线的斜率为2。他说如此程度的反应可证明是符合基本生命周期假说模型的结论的。(Modigliani《关于稳定政策的争论》,中译本第105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 本文就用基本的生命周期假说模型来考察这一问题。     

教育水平、就业结构和中国居民储蓄率

基于收入视角和不确定性视角,对教育水平、就业结构和居民储蓄率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就业结构对居民储蓄率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它们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在此基础上选取1990—2013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SYS-GMM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我国的居民储蓄率随着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呈U形分布,随着非农就业率的增加呈倒U形分布。现阶段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大于7年,因此随着人均受教育年限的进一步提升,居民储蓄率也具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我国的非农就业率已经超过51.5%,因此随着非农就业率的继续增长,居民储蓄率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