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一体化是否有利于减排——基于长三角城市群扩容的实证检验

从长三角城市群扩容的视角出发，梳理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污染问题，剖析污染转移机制以及科技创新对城市发展和降污减排的影响。文章采用2004—2016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又使用DID方法评估了区域一体化在发展不平衡的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间存在的污染效应。结果表明，扩容过程对不同城市的减排效果具有异质性。对于区域一体化的核心城市，在区域合作过程中，可以通过将污染型产业转移到非核心城市，使得分工专业化，提高要素利用率从而达到减排。对于非核心城市而言，承接转移产业带来经济绩效的提高的同时，也背负着承担污染的使命。对于整体层面而言，区域一体化加强了城市间联系和协调合作，技术创新水平提高进而降低污染，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碳减排约束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企业创新预期的门槛效应分析

文章通过2011—2020年中国地级市与上市企业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经研究发现：碳减排约束能够显著促进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抑制私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碳排放权交易的城市，其碳减排约束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不具有碳排放权交易的城市，则不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建立双门限面板模型，研究得到:碳减排约束在企业创新预期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或者高于第二门槛值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企业创新预期处于门槛值0.011 8～0.017 8时，碳减排约束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微观体现,在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上市公司2011—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爬取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构造微观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标,从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来全面反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提升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还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上述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在作用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产学研合作水平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管理性交易成本机制并不显著。（3）异质性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西部地区企业,对不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结论为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具有重要的政策启...     

环境规制、产品空间演化与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基于实证产业组织和演化经济地理研究范式,本文构建了环境规制内生影响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框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创新性地基于非线性工具变量的控制函数方法,实证分析了污染费征收对于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潜在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精准的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产品相关性与城市产品相关性是影响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产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进一步强化了环境规制的激励创新效应,并且不同城市的企业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在潜在作用机制方面,环境规制通过内生影响企业TFP、企业的行业技术赶超、优化行业资源配置等渠道显著影响了企业导向性绿色技术创新。本文认为,导向型环境规制与城市产品空间演化是引致我国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原因。     

工业企业社会责任、市场关注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

为探究工业企业社会责任、市场关注度、企业规模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联系，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的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工业企业社会责任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效应，其中市场关注度发挥正向中介效应，企业规模能够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为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也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区域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与宏观机制

区域技术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已被人们普遍接受,但是对这一问题内在机理的解释目前学术界做得尚不够。文章按照从微观到宏观的顺序,提出区域技术创新在微观层面通过成本效应、品质效应创造经济增长,在宏观层面通过区域经济结构优化机制、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机制来推动经济增长,并合理解释了微观层面上的成本效应、品质效应与宏观层面上的区域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机制的逻辑关系,由此构建了解释区域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内在机理的从微观到宏观的理论整体。     

低碳经济转型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低碳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低碳经济转型与贸易强国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文章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通过匹配2007～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低碳经济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试点政策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在不同产业、不同碳排放强度行业、不同清洁程度产品以及是否为资源型城市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企业层面的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环保投入效应尚未得到验证；产品层面的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资源配置优化促进高质量产品升级，抑制低质量产品升级。文章的结论从贸易高质量发展维度验证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经济效应，为未来实现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参考。     

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水平的激励效应

从省级层面出发,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水平提升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水平的激励效应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城市要素禀赋较低的省份之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企业创新、市场化水平和高校人才流入这3个渠道来提升区域创新水平.这为政府相关部门评估区域发展条件、完善区域创新体制机制、扩大金融服务范围提供了政策启示.     

是绿色虹吸还是绿色涓滴：低碳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邻里效应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模式的关键力量,是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键因素,而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各地发展不均衡不一致现象逐渐显现。文章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8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该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邻里效应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试点政策在促进本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同时,遏制了邻地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且遏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上;城市创新能力越强、绿色发展程度越高,试点政策对邻地绿色技术创新的遏制作用越突出,这就造成了“以邻为壑”的不平衡局面。传导机制上,试点政策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本地绿色技术创新,通过抑制邻地产业结构升级并挤出邻地外商直接投资遏制了邻地绿色技术创新。邻里效应分解进一步表明,试点政策对邻近控制组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遏制作用,而处理组城市之间表现出正向溢出效应。文章对进一步完善相关低碳政策、促进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平衡发展提出了可行建议。     

绿色消费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企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和30个省区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估计模型检验绿色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绿色消费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促进其高端化发展;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了绿色消费可以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倒逼企业技术创新、引导企业要素配置,从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绿色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因此,加快推动消费绿色化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绿色消费的创新引领和资源引导作用,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化发展。     

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是推动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出口可以通过"绿色贸易壁垒倒逼效应" "规模经济效应" "出口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对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产生影响。之后使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考察异质性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出口的扩展边际还是集约边际,均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并且通过了工具变量的因果识别和稳健性检验。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会受到企业和地区异质性因素的影响:高创新策略可以增强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融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政府补贴可以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城市,出口可以更好地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文章通过构建开放市场条件下的垄断竞争模型,揭示出口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从微观视角考察出口能否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以及异质性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期在当前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为更好发挥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必要性，构建绿色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通过选取我国30个省（区、市） 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建立绿色金融指标评价体系，实证研究绿色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将绿色金融分解为不同维度，发现从不同维度来看，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也不相同。进一步研究得出，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程度上有着空间上的异质性，绿色金融发展对东北地区的影响远高于西部地区。通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发现，绿色金融在空间上能够很好地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且因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故能够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依据研究结果，本文为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基础研究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视角

国家重点实验室是中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重要基地。文章利用2001-2016年城市层面的数据从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角度实证检验了基础研究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依托的基础研究发展能够通过知识溢出机制显著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省部共建、企业、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效应依次递减，表明了应用基础研究的企业技术创新驱动作用大于纯基础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推动作用由东向西逐渐减弱，说明了随着地区制度和市场环境的完善，基础研究越能发挥其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效应。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战略性新兴企业成长——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企业成长理论，以2008—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战略性新兴企业成长的关系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战略性新兴企业的成长，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两者关系依然成立；进一步机制识别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接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的成长；异质性检验表明，三批次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企业成长的影响力度逐渐增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非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成长促进效应更显著。     

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14—2021年城市相关数据,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试验区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表明：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推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相较于非试验区城市,试验区政策的推行可以提升试验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并且政策具有空间溢出正效应,结论通过了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试验区政策对不同资源禀赋和不同行政等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机制检验发现：试验区政策通过资本产出效应和绿色要素替代效应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议以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边际效益更大化为指引,及时并有针对性地扩容试验区和推广相关政策,可优先选择资源型城市和低级别城市进行扩容或推广相关政策,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施行区域差异化引导政策。     

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对要素流动与配置的影响：京津冀例证

要素在区域空间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保障。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使用2010—2019年京津冀区域内城市和周边参照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对要素流动与配置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具有显著的要素流动促进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与对照组相比，京津冀区域内城市的要素流强度和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更高水平的增长，基于多种方法和策略的再检验佐证了增长效应的稳健性；比较不同类型城市的政策效应发现，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对中心城市、功能转移城市和轴带发展城市的要素流动促进效应更强，城市规模较小、科技水平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会掣肘区域协同发展政策的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政策通过资源高效配置、规模报酬递增与前沿技术进步三条路径，推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应加大区域协同发展政策的实施力度，探索建立城市群全域要素流动的机制，促进生产要素空间配置优化，推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形成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宁波都市经济圈的内涵特征和发展条件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的竞争已不再是单个城市间的竞争，而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之间的竞争。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要素集聚效应的充分发挥，都市圈能极大地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提升区域经济的综合竞争力。构建宁波都市经济圈是顺应区域发展潮流、打造区域共赢格局的必然趋势，也是转变区域发展模式、     

绿色金融发展促进区域创新了吗？——基于政府支持行为的研究

绿色金融发展为绿色技术创新注入了新鲜血液,是区域创新的强大引擎。基于2007—2021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探究绿色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效应以及政府支持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发展总体上能够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但对原创性较强的知识创造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支持的异质性方式具有不同的滞后效应,科技支持能够最快产生正向的调节效应,而教育支持与环保支持发挥作用的滞后期较长,但其影响更为持久。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采用2011年—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3种作用渠道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今后可从提升区域基础硬件设施水平、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理念、培养专业性金融人才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收敛与环境失衡：基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研究

区域发展政策不仅要发挥协调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作用，还必须体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这是新发展理念的基本要求。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的合并数据，本文使用双重差分策略系统考察西部大开发战略对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显示，西部大开发战略能够有效弥合地区间经济增长数量差距，政策实行显著促进了西部地区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提高，但也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加强环境规制、提高城市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缓解西部大开发战略产生的污染效应。机制分析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带来环境污染是由规模效应主导而非技术效应引致，优惠政策则通过降低企业税收、提升企业利润、吸引企业进入与减少企业退出实现经济规模扩增。本文揭示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引发经济收敛与环境失衡的矛盾，未来区域协调发展政策需要权衡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以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