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资本主义向数字资本主义、交往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表明，资本剥削范围已经由传统意义的生产劳动扩展至人类日常生活交往层面，呈现出全领域、全空间、全时态的特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交往资本主义表面上通过“以数字资本为基础的数字化生产方式”进行表现，深层次上则根植于数字化生产方式的社会基础——基于数字资本的生产关系。交往资本主义所实现的剥削创新，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剥削形式实现了从传统的商品模式向“位于商品中心的社会关系”的转变。因此，数字时代的资本批判既要重视作为表现形式的数字化生产方式，更要重视人类交往活动背后抽象的社会关系——以数字资本为现实载体的生产关系。基于此，在数字社会未来发展的问题上，交往资本主义理论强调通过“新共产主义”运动走上数字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其核心关键是数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构建。构建数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方面要重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颠覆性革命的总体性、长期性政治策略;另一方面应探索以数字生产资料“共享”为方向原则的局部性、阶段性具体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贫富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数字鸿沟的调节效应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作用能够有效弥合城乡贫富差距，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会产生阻碍作用。本文基于2011—2020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统计数据，使用固定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和数字鸿沟的影响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各省份数字鸿沟水平总体上呈现收敛趋势，西部地区数字鸿沟现象最严重，收敛趋势也最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普惠性”,能够显著缩小任意数字鸿沟水平下的城乡贫富差距；普惠金融数字化及信贷业务维度的发展也能抑制数字鸿沟的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的存在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贫富差距能形成明显阻碍。进一步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比覆盖广度更能够促进城乡贫富差距的缩小，但各项金融业务单独促进贫富收敛效应微弱。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不断提升数字发展水平，收敛数字鸿沟；深化数字技术在金融业中的应用，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举措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经济良性互动发展，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数字消费内蕴矛盾及其消解路径

数字消费是消费在数字场域中的扩展与延伸，反映了生产关系数字化时代化的演变。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消费内蕴矛盾具有不同的表现样态：人的存在与物的存在、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人的发展与加速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尽管在内涵与表征上不尽相同，但其都是资本逻辑在消费领域作用的结果。因此，消解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数字消费矛盾，必须透过现象探究矛盾产生的根源，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以“主体性”弱化“数字拜物教”、以“民族性”涵化消费主义、以“人民性”钝化加速主义，不断释放数字消费的巨大潜力，满足人民对数字消费的美好生活需要，助力新时代数字中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

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运用,传统劳动在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中衍生出了数字劳动。分析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的实质和新现象,对于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资本放大了数字劳动中劳动对象和手段的非物质性特征,但数字劳动并未改变劳动的本性,仍然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与数字劳动相对应的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并未改变数字资本的剥削本性。数字劳动在数字资本的控制下并未摆脱被剥削的命运,反而带来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在宽度、长度、深度三个维度的新变化。只有深刻认识到数字资本主义加剧了现有劳资关系不平衡、扩展了新的阶级对立、使剥削更具隐蔽性,才能揭开数字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劳资关系“自由化”“灵活化”假象,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解蔽,并验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真理性。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吗?——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评价体系，使用熵权法进行测度，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是否存在促进作用，运用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和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非线性作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门槛效应，且正向影响随门槛值的提高逐渐增加；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发展间存在显著门槛效应，随着传统金融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倒U型”关系。     

数字金融发展的共同富裕效应研究——基于281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2011—2020年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数字金融发展每平均提升1个单位，共同富裕水平平均提升0.564个单位。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距，且在西部地区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具有包容性。数字金融发展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有助于提升共同富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说明存在明显的结构效应。进一步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创新创业提升共同富裕水平，还可通过积累物质资本，提升人力资本，改善社会资本和积蓄家庭财富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数字帝国主义的形成历程、基本特征与趋势展望

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其积累模式与掠夺世界的方式不断演进,主要经历了传统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三个历史时期。当前的数字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平台成为新的组织形态,数字化生产不断集中,形成了巨型数字垄断公司;二是数字资本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相结合,数字寡头逐渐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三是数字输出的意义更为重大;四是形成了瓜分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寡头同盟;五是更加追求意识形态上的数字殖民。数字帝国主义所依赖的掠夺式生产关系使其充斥着内外矛盾,其所推行的霸权主义必将被更加符合世界各国人民愿景的“数字命运共同体”所替代。     

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成为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知识产权保护均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与财务风险来促进企业创新；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激励作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与资本市场表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异质性检验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具有“规模效应”“融资依赖效应”和“阶段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还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优化知识产权环境提供了有益启示。     

传统金融可得性、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一环,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而稳定且充足的外源性融资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基于中国2009—2020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数据并将传统金融和数字金融纳入企业数字化转型外部动因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表明,传统金融可得性的提升有效地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融资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是传统金融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数字金融的发展同样能够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与传统金融是互补关系。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传统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为重要,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而在金融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数字金融的作用则更为明显,发挥着锦上添花的效果。传统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低金融错配、高生产效率和高创新水平的优质企业中,而数字金融的促进作用则更具普惠性。因此,要在筑牢传统金融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数字金融的互补作用,从而协同服务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我国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蓬勃发展,正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提升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对于推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研究发现：各省份数字经济指数、数字金融指数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且空间分布存在“东强西弱”特征。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耦合协调度的差距总体上呈现前期缩小后期扩大的发展趋势。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空间聚集效应呈增强趋势,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西部地区已经分别形成耦合协调度高值聚集区和低值聚集区。     

国外政治经济学最新研究述论(2022)

2022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在价值理论与阶级理论研究方面,对价值与价格关系的经验验证、价值规律的阐释、阶级关系变化和阶级斗争新策略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在资本积累与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方面,对原始积累的持续性、过度积累危机、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在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研究方面,围绕货币的性质、现代货币理论、虚拟资本的特性与运动规律、金融资本和金融化问题等方面展开了分析;在数字资本主义研究方面,对平台经济的垄断和金融化、平台商业模式及其影响、算法资本主义的特征与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最后,在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衰落和危机趋势方面,着重聚焦当代资本主义增长动力减弱、陷入长期停滞和生态危机加剧等问题。2022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延续了2020年以来的研究倾向,更加聚焦现实问题,重视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密切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对现实问题展开了长期、深入的研究,从理论上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各种矛盾与危机的根源,为开展反资本主义斗争、寻找替代性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资本主义时代“技术—资本”互动机制的历史演变与超越前景

“技术—资本”互动机制是内含技术和资本两个对立面的总体概念，用以表征技术与资本的规律性互动。“技术—资本”互动机制在历史上的阶段性演进表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虽然多次为资本主义带来繁荣，但仍无法克服其内在的制度痼疾，一再表现出资本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资本关系的这种历史暂时性决定了，“技术—资本”互动机制的存在有其固有的历史限度。与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持续对此历史限度进行遮蔽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着力揭示这种历史暂时性，揭露技术在社会经济演进中的作用，并展望实现技术合理运用的共产主义超越前景。在数字经济时代，新技术集群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资本”互动机制遭遇发展困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表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技术—资本”互动机制正日益展示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光明前景。     

数字监控资本主义下劳动控制的新变化——基于“技术—制度—控制”的分析框架

考察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控制对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文本考察，“技术—制度—控制”可以作为分析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新变化的工具性框架。从技术维度来看，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空间控制由物理空间延伸至数字空间，时间控制从劳动时间延伸到闲暇时间。从制度维度来看，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工艺制度由传统的“鞭子”和“罚金薄”转变为算法控制，正式制度由传统的刚性雇佣制度转变为弹性雇佣制度，非正式制度由“制造同意”转变为“自我同意”的意识形态形塑。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实现了经济效率高但劳资关系不稳定的控制状态。     

顺承还是颠覆：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工状况的巨变与重塑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劳工状况发生了巨变。与大工业时代相比,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和劳动之间的双重效应没有顺承发展,而是被颠覆,从以“适应效应”为主演变为以“异己效应”为主“。异己效应”的凸显促使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技术”的关系出现逆转,给劳工状况带来了三方面的挑战：劳动主体被“数字技术”所肢解;算法控制替代了原有的契约控制,在剥削被进一步掩盖的同时,劳动的强度不断增强;社会分工被加剧异化,不同时空劳工组织结构被扭曲。通过对这些现象的理论溯源,本文认为,数字技术对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进行了重构,数字技术不仅增强了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而且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加剧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为了有效重塑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工状况,本文提出了两条路径：劳动者联合起来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两个建议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归,也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对具体理论的发展。     

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基于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的交互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重点讨论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复杂作用关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为成果共享提供支撑，具有共同富裕效应；并且数字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具有长期性与时间累积性，呈现出显著的边际效应递增特征。(2)数字金融更多惠及传统金融发展不足的地区，有效弥补了传统金融的覆盖缺口，是传统金融的有效补充。(3)数字金融缓解了区域金融中心对共同富裕的负面影响，其共同富裕效应在传统金融分布不均的地区更加显著。(4)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相辅相成，两者共同发力相互强化金融体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结论启示，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的“超越性”强于“依赖性”,二者良性互动关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     

数字资本运行逻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析

数字资本是继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后产生的一种更具综合性和渗透性的资本形态。数字资本以日常生活的普遍数字化为生成前提,这种数字化以技术进步的名义将日常生活改造和重组为资本运行的有机环节,资本增殖的本质要求和人们丰富生活世界的主体需求被深度绑定。数字资本运行的动力机制是数字商品化,即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相互作用来将用户数据转化为数字商品,以此来实现数字资本隐蔽而快速的动态扩张。数字资本在内在的价值属性之外还显现出鲜明的权力属性,这种权力属性以弥散化的方式发挥作用,强化了数字资本对整个市场体系的微观控制。     

数字经济与我国金融周期波动

数字经济通过赋能传统金融使我国金融周期波动呈现新特征.本文通过构建嵌入知识信息和抵质押融资约束的多部门DSGE模型,考察知识信息冲击、资产偏好冲击以及抵质押率冲击对我国金融周期核心解释变量信贷和资产价格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抵质押机制放大了我国金融周期的波动;数字经济这一新型经济形态的发展能够缓解抵质押机制的放大效应,进而达到熨平我国金融周期的效果;数字经济对于资产价格膨胀的熨平作用较信贷扩张显著。因此,我国金融体系应实行差异化的信贷政策,加强资本充足率监管,持续提升数字化水平,同时平衡好数字化水平提升与风险防控之间的关系。     

全球金融周期、数字技术发展与双边股票资本流动

本文基于2001—2021年各经济体间的双边股票类投资头寸数据，探究数字技术作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其发展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研究发现，繁荣的全球金融周期会推动双边股票资本流动增加。从资本流入经济体的视角出发，数字技术发展增强了其跨境股票资本流入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性，这一影响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开始凸显，危机后得以进一步强化；数字技术的发展会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影响跨境股票资本流入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性；新兴经济体、高资本账户开放度经济体、金融市场发展更为繁荣的经济体需要格外关注数字技术发展在推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带来的全球风险传染问题。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了相对贫困吗?北大核心CSSCI

在贫困研究进入相对贫困治理以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双重背景下,探索相对贫困的数字化治理途径,对于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具有重要价值。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数据,将相对贫困区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类型,并运用条件混合过程(CMP)等研究方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客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下降2.12%,主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下降0.96%,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缓解了城乡居民的相对贫困状况,其作用机制在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信贷成本、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缓解客观相对贫困,通过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缓解主观相对贫困。进一步从异质性视角分析发现,这种缓解效应存在城乡差异和年龄差异,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居民主客观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要强于农村居民,对60岁以下年龄群体主客观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要强于60岁及以上群体。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人类正在经历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巨大且深远。中国尤其得益于互联网革命,使得中国实现了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本文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结合,评估互联网革命所推动的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首先,基于分样本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数字金融不但在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更快,而且显著提升了家庭收入,尤其是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可见,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其次,对于数字金融至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本文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帮助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并带来了创业机会的均等化。最后,通过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特别有助于促进低物质资本或低社会资本家庭的创业行为,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