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南通市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

基于南通区县数据和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南通市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南通市各地区间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呈现阶梯式分布,地区间差距逐渐缩小;强化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等变量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有着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表现为抑制作用,财政分权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据此,从环境规制监管体系、联动式环境规制网络、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2002-2021年中国长三角中心区2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静态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与假说。从经济开放度的视角，探究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分析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基于静态门槛模型的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经济开放度小于或者等于门槛值时，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当经济开放度大于门槛值时，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抑制作用。研究结论对于长三角地区各省市和各地级市在对外开放背景下优化先进制造业集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措施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横向税收竞争、官员更替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证据

文章基于2008—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41个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税收总量和税制结构双重视角，构建面板Tobit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横向税收竞争、官员更替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多重影响。研究表明：从税收总量来看，横向税收竞争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税制结构来看，增值税竞争和企业所得税竞争均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调节效应检验显示，官员更替能够显著增强横向税收竞争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而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公共支出规模扩大弱化了横向税收竞争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地区数字化水平、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转型

绿色转型已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数字化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文章基于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省际平衡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ML指数测度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借助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地区数字化水平综合指数，检验地区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GTFP的影响及中介机制。研究显示：地区数字化水平显著正向影响长江经济带制造业GTFP；门槛效应检验发现，当地区数字化水平高于单一门槛值0.363时，才能发挥对制造业GTFP的促进作用；地区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GTFP的影响呈现上中下游逐级递减的梯度格局；绿色技术创新在地区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TFP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经济后果分析发现，地区数字化水平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赋能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转型，提升了地区经济水平。最后，文章提出了包括加强数字化建设、强化地区间协调发展、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支持力度等政策建议。     

城镇化、环境规制会促进区域技术进步么?

伴随着高速增长的经济和迅速提高的城镇化水平，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困扰着城镇化建设和持续的经济增长。本文基于面板混合OLS 模型、系统GMM 模型和门槛估计模型分析我国30 个省份的城镇化过程中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得出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之间存在“倒N 型”关系，在单独研究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得出，城镇化进程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但在引入环境规制与城镇化交互项的作用下，两者的交互项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下，再次验证了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的“倒N 型”关系。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理解财政分权体制下我国环境治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于我国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使用我国285个地级市2008-2015年的数据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模型,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和空间滞后解释变量模型处理内生性。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引起地方竞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导致环境治理不足而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财政分权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外商直接投资、进口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省域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0-2011年的省域制造业面板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变化的横截面及不同时期的分解对比,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均具有正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在不损害国家总体贸易政策的前提下加强进口和引进FDI是一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较好方式。     

制造业集聚和城市规模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同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2004-2015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讨了制造业集聚与城市规模协同性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性特征，其具有显著的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特点。（2）从单因素考虑，制造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城市规模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3）从协同效应来看，城市规模能够提升制造业集聚的边际效应，但是制造业集聚阻碍了城市规模效应的发挥，两者协同效应的发挥需要互相匹配；以制造业集聚效应为标准，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存在较大范围的提升空间。（4）从城市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内在路径差异来看，制造业集聚、城市规模对不同路径具有作用相反的影响。这一研究结果为深入理解制造业集聚与城市规模协同性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碳减排对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探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力源泉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实现“双碳”目标升级为国家战略,碳减排行动也成为地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基于 2002 至 2020 年省际面板数据,选取混合距离 EBM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排放、效率、非化石能源、气候绩效等多维度定量评价碳减排发展水平,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碳减排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研究表明：总体来看,碳减排发展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来看,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碳减排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中介机制检验显示,碳减排能够通过提升能源效率、发展绿色金融间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结论为地区差异化减排与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采用2011年—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3种作用渠道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今后可从提升区域基础硬件设施水平、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理念、培养专业性金融人才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进口种类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贸易品种类增长的福利内涵和Feenstra(1994)开发的测度进口种类变化的技术方法,利用CEPII的BACI数据库1995~2005年HS-6位数微观国际贸易数据,从种类变化的角度考察了进口贸易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精确机制。我们发现,进口种类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大部分上游行业进口种类的增加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水平效应),而大部分行业自身进口种类的增加未能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直接竞争效应)。两种效应的影响机制和作用程度的差异取决于进口来源国和行业的技术水平。     

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利用黄河流域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测度并分析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近年来,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升,呈现狭长片状分布状态,效率值分布区域性差异明显,周边地区效率值较高。分流域来看,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从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提升作用。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了抑制作用,技术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没有显著影响作用。从各影响因素区域差异性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对中上游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作用并不显著,对下游地区有明显的提升作用。环境规制对中下游地区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上游地区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对外开放对中游地区有抑制作用,对上游和下游地区没有明显影响作用。产业结构对中上游地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下游地区有提升作用。技术水平对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金融发展对中游地区有提升作用。通过分析各影响因素对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对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资源禀赋、环境规制会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

基于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的视角,在梳理解析资源禀赋、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内涵及理论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制造业绿色发展影响要素的动态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实证考察 了全国层面及长江三角洲、泛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带内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发 展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在全面层面资源禀赋对制造业绿色发展呈正向作用,环境规制在 短期内对制造业绿色发展呈负向冲击效应,并能对资源禀赋弹性产生抵消作用,但长期来看则能 释放资源比较优势的发挥,并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呈“U”型关系;在各经济带检验中,资源禀赋 与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呈差异化影响,其中资源禀赋在长江三角洲制造业绿色 发展中表现为负向效应,环境规制在环渤海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中呈正向效应,长期内环境规 制在泛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中呈现为“U”型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贡献的测算——我国制造业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东道国管理水平、技术或生产率进步与提高的作用不断增强。本文采用“索洛余值法”来测算技术进步率,并运用内生增长理论,将FDI要素纳入到模型的分析框架中,来分析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是起到促进作用的,并且FDI间接效应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其直接效应。     

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否提升中国工业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的全球分工参与对本国的经济与环境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章基于2000～2015年中国33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和动态EBM-Malmquist指数分别测算了33个行业的全球价值链(GVC)嵌入程度和低碳全要素生产率(TFP),然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了GVC嵌入对中国工业低碳TFP的内在传导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低碳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增长趋势,而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整体略有下降;全球价值链嵌入显著促进了中国工业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内在传导路径为规模效率、环境改善效率与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及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低碳TFP增长,而能源结构、所有制结构对低碳TFP增长表现为阻碍作用,研发投入对低碳TFP未产生显著影响。     

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绿色信贷是我国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实践，但在我国“浅绿”的发展背景下，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仍具争议。考虑到行政手段对缓解市场失灵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以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协同作用为视角，分析并验证了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本文选取2012—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效应模型，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对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信贷的执行效力在环境规制强弱地区的表现不一，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绿色信贷会抑制企业环境投资，但在环境规制越过门槛值后，绿色信贷开始显著促进企业环境投资，可见政府规制对于绿色信贷效力的发挥尤为重要；机制检验表明，在较高环境规制水平的区间内，绿色信贷会通过缓解代理问题与提升投资效率的渠道促进企业环境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在东部地区与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且地区环境规制的高水平更易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价值的双赢。这些结论为绿色信贷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指引。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我国环境规制日益加强,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破解环境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选取2012—2021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态势,且研发投入可以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有区域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也有异质性。今后应进一步协同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强化政府和企业双主体环保责任,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环境监管质效,并充分考虑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     

产业集聚、企业特征与制造业技术进步——基于江苏省制造业行业的研究

制造业产业的地区集中能够产生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y)效应,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该文在现有集聚经济理论基础上,建立了包含企业异质性的集聚经济模型,分析了企业特征不同时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估算了江苏省制造业行业的区位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对江苏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集聚经济效应受行业中企业数量、企业所有权等企业特征以及行业规模扩张速度等因素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黄河流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黄河流域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经济高质量是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在南北经济分化背景下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为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沿黄河流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基于2009-2018年黄河流经的5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状况.运用全样本和分样本面板回归探究外商直接投资对黄河全流域和对黄河上、中、下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从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促进沿黄河经济带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且政府在有效利用外资方面具有积极作用.黄河不同区域子样本的分析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游地级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黄河中下游地区,该影响较为显著.基于此结果,本文根据不同地区情况探究其原因及影响传导机制,为黄河流域不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并为地方政府构建良好营商环境、合理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和启示.     

结构调整偏向性、比较优势变迁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文章通过构建CES生产函数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我国结构调整偏向对比较优势变迁及其共同作用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利用我国1982~2014年的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结构调整持续朝偏向于技术方向发展,存在结构调整技术资本偏向。同时,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分解结果显示,结构调整偏向和比较优势存在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效应,综合效应更多反映纯结构调整偏向效应,而且不同地区呈现分化趋势,这说明结构调整方向与比较优势变迁相匹配才能有效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