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变迁会影响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吗?北大核心

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本文研究了汇率制度安排对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从理论的角度,本文发现,随着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企业进口产品质量下降;随着双边汇率制度安排灵活性下降,企业进口产品质量会显著提高。从实证的角度,本文不仅采用细分的企业产品层面数据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机制,而且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汇率制度的成本渠道以及企业的创新替代渠道。在考虑了不同样本分类标准、多产品企业、企业过去的进口行为、遗漏变量问题以及内生性问题,并更换测算方法之后,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人民币汇率波动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2005-2017 "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的对外投资微观数据,本文考察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不仅减少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也抑制了投资规模,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样本选择性偏差、不同的汇率波动指标等一系列问题后仍然稳健。基于手工搜集的企业年报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前期的套期保值行为,可以有效规避汇率风险,弱化汇率波动对企业对外投资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汇率波动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有明显的异质性,投资于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企业以及不同投资方式的企业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反应各异,这又与中国现阶段对外投资的一些独特特征有关。本文研究为汇率波动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     

人民币汇率水平对中国OFDI:是促进还是抑制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企业逐步实施"走出去"的发展之路。人民币汇率在两次汇改级机制后逐渐市场化,特别是在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我国OFDI显示出加速的发展势头,其汇率水平的变动对我国OFDI的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分析模型,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水平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随着人民币汇率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中国OFDI发展,也即中国境内企业受汇率水平的影响直接作用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上。     

汇率如何影响我国企业OFDI

<正>研究发现,汇率上升有助于企业OFDI规模的扩张,尤其对上市企业和国有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非上市企业更加关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资源丰裕度,民营企业更加关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而国有企业更加关注投资环境和资源丰裕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功吸引了大量国外直接投资,同时也成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尽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全球排名第一,但相对于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仍然相对较低。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中,汇率因素不容忽视。因此,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背景下,深入研究汇率水平的变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这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路径,为微观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建议,同时有助于理解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以及更好地引导和支持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     

汇率预期、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Symbol`@@

基于跨国投资、风险决策和异质性企业理论,构建面板定序Logit回归模型,依据1163家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考量汇率预期、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预期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国多元化,人民币波动预期抑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国多元化。结合前景理论的分析表明,在人民币升值和贬值预期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均呈现风险厌恶,但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对汇率更为敏感。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所有权性质通过调节企业对汇率预期的敏感程度,进而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融资约束程度提高会放大企业对汇率预期的敏感性,这一放大效果因企业所有权性质而异。     

企业异质性和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企业的检验证据

随着“走出去”战略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大量增加。本文利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异质性和对外投资决策的相互关系。除验证了企业生产率越高越有可能对外投资的传统理论外,本文还发现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特征。具体表现如下:第一,与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相比,投资高收入国家的企业生产率不一定高;第二,越有效率的企业不一定进行市场寻求型投资,但越有可能进行技术研发类投资;第三,对外投资的国有企业可能不比其它类型的对外投资企业生产率更高;第四,如果目的国是中低收入国家,投资目的国越多企业生产率不一定越高。因此通过本文的微观数据检验,深化了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理解。     

BIT的签署影响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

<正>中国偏好投资制度质量较差的东南亚国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且BIT的签署可以促进中国OFDI。BIT可以弥补东道国制度环境缺陷，为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亚洲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主要地区，据商务部统计，2020年，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会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投资动机视角

本文采用2007—2018年我国与134个东道国的OFDI跨国面板数据,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1)总体上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显著抑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规模和科技水平对其正向调节作用显著,而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禀赋则对其影响不显著。(2)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投资动机异质性。(3)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对我国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显著弱于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因此,我国应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有利条件以降低其投资的不确定性,促进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进口中间投入、企业生产率与人民币汇率传递——基于我国出口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旨在从企业异质性视角出发,分析出口贸易中人民币汇率传递的运行机理。在考虑了进口中间投入份额和企业生产率这两个主要的企业异质性特征后,利用2000-2006年高度细化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本文从微观层面对人民币汇率传递进行系统地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传递率非常高,同时,进口中间投入份额通过边际成本影响企业对冲外汇率风险的能力,而企业生产率通过价格加成影响企业调整价格加成率的能力,两者共同作用对企业出口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产生显著的影响,企业生产率越高、进口中间投入份额越大,汇率传递率越低。     

企业融资能力是否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生产率——基于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研究

使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企业融资能力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考虑了企业的异质性后发现:企业外源融资能力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是正向的,尤其对私营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加显著;与国有出口企业相比,私营出口企业生产率对外源融资能力的依赖性更强,其中低流动性企业对外源融资能力依赖性高于高流动性企业;外资的进入可以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企业生产率,企业融资能力通过保证研发活动的顺利实施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     

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双边政治关系能否对东道国制度环境起到一定的优化补充效应？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双边政治关系与东道国制度环境间的交互影响。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通过构建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环境差异等指标,实证分析表明:第一,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具有一定的优化效应,促进企业海外投资;相反,双边政治冲突则表现出一定的恶化效应;第二,不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东道国制度差异均起到了一定的补充效应,降低了东道国制度距离的阻碍,增强了企业海外投资的合法性;第三,进一步,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互补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效;第四,在较差的东道国制度中,双边政治关系的优化互补效应更为显著。基于上述分析,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进程中,一方面要增强与投资东道国的互联互通,注重与制度环境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政治交流,同时要积极构筑企业自身的所有权优势,保障企业对外投资收到实效。     

董事会特征对OFDI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上市公司的检验

"一带一路"成效取决于沿线投资企业的投资效率,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简称OFDI)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公司治理理论,实证分析了董事会结构特征对中国OFDI企业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董事会会议频数的增加显著地抑制中国OFDI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独立董事占比的提高显著地加剧中国OFDI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本文研究对优化公司治理,提升"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效率,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有着重要理论意义。     

融资约束会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微观视角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日益增长。然而,中国企业面临比较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融资约束是否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呢？通过微观视角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研究发现:融资约束限制了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力;这种约束作用对外源融资依赖度较高行业的影响更为严重;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融资约束的这种负面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

基于1992—2019年11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碳生产率的影响及金融发展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OFDI对母国碳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效应；OFDI对其分解项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OFDI对其技术效率产生抑制效应，OFDI主要是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对母国碳生产率产生正向作用；相对于其他类型国家而言，OFDI对高收入、高工业化和低OFDI国家的碳生产率产生的正向影响更大；金融市场规模、金融系统效率和金融发展深度在OFDI与母国碳生产率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金融市场稳定性起到一定程度的负向调节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1984-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基于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实证检验了中国的投资发展阶段,发现我国的对外投资路径符合IDP理论,呈U型结构,但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对外直接投资阶段较为滞后.本文还对中国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进行了协整检验,发现中国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针对这一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多维距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与面板门槛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多维距离(制度、经济和地理距离)考察距离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首先运用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和固定效应方法,对东道国与我国在制度、经济与地理上的差距如何影响中国OFDI进行了定量研究,然后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制度距离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具有负面影响,即我国OFDI具有制度相似性特征;相较于发达国家,制度距离对发展中国家OFDI的影响更为明显,且呈倒"U"型结构。经济距离对我国OFDI存在国别差异但门槛效应不明显,经济距离与发达国家OFDI正相关,而与发展中国家OFDI负相关。地理距离对我国OFDI存在显著的阻碍作用;我国对地理距离较远的国家进行投资,存在明显的市场寻求型投资动机。最后对制度、经济与地理三维距离影响OFDI的总效应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地理距离对OFDI的负面作用最大,占据主要影响因素,经济距离的影响程度居于其次,而制度距离的负面影响相对最小。     

借鉴日本经验 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北大核心CSSCI

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有助于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日本曾利用税收激励政策,鼓励企业对外投资,成功输出国内过剩资本和过剩产能,以丰厚的海外利润助力国内经济中高速增长,缓解泡沫破灭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本文借鉴日本税收激励的经验,提出了完善我国对外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建议,旨在对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借鉴。     

人口老龄化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

当前,中国经济正经历着对外投资持续快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转型阶段,而这两种现象背后是否存在内在联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为此,本文利用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微观数据,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老龄化程度的上升显著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个单位标准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将会增加2.5%左右。机制分析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显著提升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显著降低了其单位工资的产出效率,促使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应对。进一步地,基于投资目的地的分析发现,老龄化主要促进了企业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人口老龄化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深入认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和企业“走出去”的动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经验证据。     

汇率变动、生产率异质性与出口企业盈利能力研究——基于701家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将汇率因素引入异质性企业模型,分析了生产率对企业出口利润率及其汇率弹性的影响,然后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运用工具变量法合理地处理了生产率的内生性问题,并运用Bootstrap方法对不同样本间回归系数差异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的提高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出口利润率,而且能够降低出口利润率的汇率弹性,从而提升出口企业对于汇率变动的承受能力。因此,提升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对于缓解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出口企业的经营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币名义汇率制度非中性辨析

2005年7月21日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为检验名义汇率制度是否中性,提供了一个案例机会。此次汇改,在“事实”上提高了人民币与美元双边名义汇率的弹性,降低了人民币与非美元货币的名义汇率弹性以及名义有效汇率的弹性。名义汇率波动程度的变动使得人民币美元双边实际汇率的标准差变为汇改前的大约两倍。但降低了人民币欧元、人民币日元的双边实际汇率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幅度。结果表明,人民币名义汇率制度是非中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