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粘性

本文以2005-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我国各个省份的常住人口老龄化数据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实证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对于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显著提高劳动力成本粘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从企业微观视角出发,考察人口老龄化对企业人力成本的影响,加深了我们对人口老龄化经济后果的认识。本文结果表明推动企业优化升级是降低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重要途径。     

东道国税收环境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近年来税收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性日益显示。本文将东道国税收环境概括为总体税负、税制合理性、税收管理效率与税收透明度四个维度。本文收集了2012-2017年沪深A股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170家上市公司在77个境外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利用混合回归方法从微观企业行为出发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东道国税收环境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倾向于在总体税负低、税收效率高且签订税收协定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对东道国税收透明度的敏感程度不高;不同的行业对东道国税收环境敏感度也不同,批发和零售行业对东道国税收管理效率、税收透明度更为敏感,而制造业则对东道国税制复杂程度更为敏感。     

人口老龄化、企业债务融资与金融资源错配——基于地级市人口普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我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经济社会应对“未富先老”的全面冲击。本文从企业债务融资视角,探究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微观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水平,这一结论在采用计划生育强度作为工具变量检验之后依然存在。机制分析表明,地区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加剧融资约束和增加经营风险两个渠道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传统行业、资本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样本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地,人口老龄化在引致金融资源供给冲击的同时,也会加剧金融资源错配,体现在地区人口老龄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融资不足水平,且对企业债务融资的负面影响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微观企业债务融资决策的视角理解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并为国家实施积极的人口老龄化战略提供有益参考。     

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与企业杠杆率

摘 要：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房地产投资是其“多元化”投资战略的主 要形式之一。本文利用2010-2020年中国 A 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了制造业企业 房地产投资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发现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能够提升企业杠杆率。机 制分析表明,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通过发挥挤压效应和抵押效应进而提高企业杠杆率。 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对企业杠杆率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小企业中更显著。在区 分长期杠杆率和短期杠杆率后,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对企业杠杆率的提升作用表现在 长期杠杆率方面,同时该提升作用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财务风险。本文提出企业应当加大 研发创新,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政府监管部门完善系列政策避免制造业企业盲目进行房地产投资而导致“企业空心化”。     

汇率如何影响我国企业OFDI

<正>研究发现,汇率上升有助于企业OFDI规模的扩张,尤其对上市企业和国有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非上市企业更加关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资源丰裕度,民营企业更加关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而国有企业更加关注投资环境和资源丰裕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功吸引了大量国外直接投资,同时也成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尽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全球排名第一,但相对于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仍然相对较低。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中,汇率因素不容忽视。因此,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背景下,深入研究汇率水平的变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这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路径,为微观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建议,同时有助于理解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以及更好地引导和支持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     

人民币汇率波动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2005-2017 "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的对外投资微观数据,本文考察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不仅减少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也抑制了投资规模,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样本选择性偏差、不同的汇率波动指标等一系列问题后仍然稳健。基于手工搜集的企业年报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前期的套期保值行为,可以有效规避汇率风险,弱化汇率波动对企业对外投资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汇率波动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有明显的异质性,投资于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企业以及不同投资方式的企业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反应各异,这又与中国现阶段对外投资的一些独特特征有关。本文研究为汇率波动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     

汇率预期、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Symbol`@@

基于跨国投资、风险决策和异质性企业理论,构建面板定序Logit回归模型,依据1163家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考量汇率预期、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预期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国多元化,人民币波动预期抑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国多元化。结合前景理论的分析表明,在人民币升值和贬值预期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均呈现风险厌恶,但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对汇率更为敏感。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所有权性质通过调节企业对汇率预期的敏感程度,进而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融资约束程度提高会放大企业对汇率预期的敏感性,这一放大效果因企业所有权性质而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本文基于2003－2020年中国对外投资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显著降低东道国碳排放量,存在“污染光环”效应,即中国投资是环境友好型投资。中国投资对“一带一路”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排放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更能降低东道国碳排放效应,比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降低东道国碳排放量0.008个百分点。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来抑制东道国碳排放量,而规模效应未产生显著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下该结论仍然成立。建议宏观上持续深化国际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宣传和推广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绿色效应,微观上进一步规范和引导中国企业境外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与广东省产业升级的研究——企业视角的案例分析

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升级,是近年国内围绕"走出去"战略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广东省作为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强省,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日渐落后,产业升级更加迫切。本文从企业的视角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和广东省产业升级的关系,通过案例剖析了广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广东省产业升级的影响途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并不仅仅是因为金融危机提供了机会,而是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性的现象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国际资本流动开始减缓,跨国直接投资与并购活动也急剧萎缩,2008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下降12%,但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上升,并一举突破500亿美元。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521亿美元,相比2007年增长将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和问题分析

21世纪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而对外直接投资是发展外向型经济主要途径之一。本文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出发，从竞争优势、投资结构以及管理等角度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问题及原因。     

对外直接投资与广东省产业升级的研究——企业视角的案例分析

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升级,是近年国内围绕"走出去"战略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广东省作为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强省,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日渐落后,产业升级更加迫切.本文从企业的视角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和广东省产业升级的关系,通过案例剖析了广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广东省产业升级的影响途径.     

融资约束会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微观视角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日益增长。然而,中国企业面临比较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融资约束是否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呢？通过微观视角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研究发现:融资约束限制了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力;这种约束作用对外源融资依赖度较高行业的影响更为严重;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融资约束的这种负面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控制风险与上市公司审计费用

本文在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以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审计费用显著高于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说明审计师能够识别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导致的审计风险的上升和审计成本的增加,并通过增加审计费用的方式予以补偿;且此差异不因产权性质和企业所在地市场化水平而异;采用改变样本量、PSM及多时点DID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保持不变。进一步分析发现,如果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控制风险水平较低,则对外直接投资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会弱化,表明控制风险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审计费用之间起到调节作用,且此作用仅在非国有控股及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显著。     

投资便利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于企业性质的异质性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投资便利化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提升会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投资便利化得分提高0.01,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东道国投资规模增长约1.66%与1.11%,且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对投资环境变化敏感性更高;(2)投资便利化的促进效应仅在亚洲地区及后金融危机时代显著;(3)投资便利化提升利于优化中国对外投资主体结构,且当市场规模与经济联系高于门槛值时,投资便利化得分提高0.01,促进国有企业在东道国直接投资规模增加约0.37%与0.11%,促进民营企业直接投资增加约1.47%与0.40%。为此,文章提出了营造公平对外投资环境、完善对外合作机制与鼓励企业构建包容性文化的建议。     

境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的反馈效应及传导路径——来自我国1990-2008的证据

本文着重探讨了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经济贸易的相互影响及传导路径,基于我国经济增长、出口贸易、就业水平、技术进步及产业结构五个层面,利用1990～2008年的年度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贸易的推动作用客观存在,而经济的飞速发展,反过来也进一步加快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但是由于现阶段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其对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反馈影响并不显著。由此,针对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和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对外援助、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视角，利用2004—2017年跨国数据分析对外援助、受援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敲门砖”和“助推器”，中国以发展援助作为政策工具引导对高风险国家的直接投资，利用对外援助为受援国提供公共产品。制度质量对援助促进受援国获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存在异质性，其中受援国的政治稳定程度对于援助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而腐败控制、法治程度和政府工作效率会降低援助对中国投资的拉动效果。     

OFDI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0-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量OFDI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结果显示：OFDI对第一产业影响显著为负,对第二、三产业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OFDI能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同时,OFDI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显著为负,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显著为正,表明OFDI能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鉴此,要顺应OFDI新变化,发挥政府政策引导作用,通过政策引导企业更加合理、有效地进行对外投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     

企业异质性和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企业的检验证据

随着“走出去”战略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大量增加。本文利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异质性和对外投资决策的相互关系。除验证了企业生产率越高越有可能对外投资的传统理论外,本文还发现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特征。具体表现如下:第一,与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相比,投资高收入国家的企业生产率不一定高;第二,越有效率的企业不一定进行市场寻求型投资,但越有可能进行技术研发类投资;第三,对外投资的国有企业可能不比其它类型的对外投资企业生产率更高;第四,如果目的国是中低收入国家,投资目的国越多企业生产率不一定越高。因此通过本文的微观数据检验,深化了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理解。     

加强滇新金融合作 为云南企业“走出去”服务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外投资快速、持续增长,规模持续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在2012年达到历史新高,成为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家。云南省自2005年以来实施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各项政策,有力的促进了企业对外投资的力度,加快了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的步伐。结合云南省特殊的地理优势加强滇新金融合作有利于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对云南省企业走出去以及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