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CPI和PPI走势背离的原因浅析

从统计制度、实证检验等多角度分析了1997—2015年间CPI和PPI之间的传导关系变化及原因,并重点分析了2012—2015年间二者走势背离的原因,发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产能过剩以及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等因素是CPI和PPI走势分化的主要原因。建议进一步优化调整CPI和PPI等指标的统计口径,在保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有效供给。     

我国结构性通胀差异的空间效应分析

本文从价格指数演变不平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角度出发，采用CPI与PPI的相对变化测度我国通胀的结构性特征，并基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对其形成机理展开研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20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结构性通胀显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和显著的溢出效应。供给侧冲击对价格指数具有持续长期的影响，是导致结构性通胀的根本原因，其中相对劳动生产率差距和产业结构问题是关键因素。此外，需求层面和外部冲击也与供给相互作用导致价格水平发生结构性偏离，塑造了长期价格变动的趋势，最终呈现为结构性通胀或结构性通缩。     

区域市场整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

一方面经济进入新常态,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已经不足以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产能过剩、楼市库存、债务高企等问题使中国经济前景未明。面对现今严酷的经济形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开出了一副良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创新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化。本文便是从激发创新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等方面来论述区域市场整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货币政策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了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这一观点的提出主要是针对我国目前出现的供需不均衡的问题。国内相关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亟待出清的同时,国人却争相在国外爆买,使得购买力严重流出,供给侧改革就是要解决这种"供需错配问题"。改革需要政策的支持,本文主要分析目前的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指出我国应该实行何种货币政策以配合供给侧改革,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思考——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与人民币汇率升值

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预期始终没有消除,造成我国宏观经济困境。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追赶,人民币实际汇率有长期升值趋势,而当我国可贸易品部门的单位劳动成本相对下降,这一趋势就通过名义汇率升值压力体现。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提示我们可以通过一般物价水平调整缓解升值压力,即采用温和的结构性通胀策略降低升值预期。这对于稳定我国宏观经济,消除外汇储备泡沫,转变经济结构具有积极作用。     

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查——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为例

2016年以来,海西州积极淘汰落后产能、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业也积极作为,努力提升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力,积极弥补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推进产能、库存和杠杆的去除工作。但是受制于海西州经济发展的特点、农业经济自身的薄弱和金融自身的不平很,导致农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业自身的供给侧改革稍显滞后。建议统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实体经济吸纳金融的能力,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金融供给效能。     

人民币／美元实际汇率的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检验及政策含义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是影响一国货币实际汇率变化的重要因素,效应检验过程对一国劳动力供给价格弹性检验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人民币／美元之间是否存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早期人民币／美元之间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并不明显,但分析结果同时显示,近几年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有转明显的迹象。这说明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在增多;同时,我国劳动力市场低弹性大量供给现象也在发生改变,这些对我国汇率和就业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资产评估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开出的"调理验方",不仅要治标还要治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供需错配问题的根源在于价值紊乱,受传统经济理论的局限,自然资源的价值不能正确体现,环境要素价格在中国长期被低估,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加剧产能过剩。资产评估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专业服务行业,在价值发现、价值管理领域积累了大量专业知识与专业人才,可以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必要、急需的专业服务。资产评估行业要有高度的职业敏感性和职业前瞻性,强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和市场分析,准确把握市场动向和服务需求,不断拓展服务市场,提升服务能力再创行业辉煌。     

用活金融科技,实现银行的“三去一降一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近几年经济工作的主线,201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摆在金融改革发展三大路径之首。这标志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从最初的主要以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领域去产能为主,逐步延伸至金融领域。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

文章认为“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准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避免四个误区：一是简单用西方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理解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将供给侧与需求侧对立起来,三是简单理解为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四是将改革侧的生产要素与效率提升因素平行放在一起。之后论证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性领域,包括：化解产能过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降低四大成本,改善资本回报;优化劳动力配置;加快创新驱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最后,从深化市场化进程,全面推进法治化进程,全面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方面提出了完善供给侧改革体制机制的建议。     

耐用品、投资专有冲击与货币政策福利

本文构建蕴含耐用品与非耐用品的两部门DSGE模型,研究投资专有冲击对货币政策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改进了投资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效率,放大边际成本波动,增加了厂商调价动机和价格水平变动。即使耐用品价格完全灵活,最优货币政策也无法同时稳定价格和实际GDP。研究发现:(1)耐用品相对价格缺口波动率的上升虽然增加了实际GDP波动,但能够有效地降低投资专有技术对边际成本的冲击,减少价格变动的福利损失。所以两部门投资专有冲击时,央行倾向于稳定价格水平。与其相反,在单部门投资专有冲击和两部门生产技术冲击时,最优货币政策应降低耐用品相对价格缺口波动,稳定实际GDP。(2)对比三种泰勒规则:钉住非耐用品PPI、钉住加权平均PPI及钉住CPI,福利分析发现钉住非耐用品PPI最优,钉住CPI次之,钉住加权平均PPI的福利损失最大。就损失程度而言,投资专有冲击的福利损失是生产技术冲击的2倍,表明投资专有冲击加剧了最优货币政策在稳定价格与实际GDP间的权衡。     

总量型和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搭配——基于结构性去杠杆视角下的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34类工业行业的年度数据,识别信贷配置偏向特征对结构性杠杆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应对效应的特征事实:信贷偏向的存在导致不同产权性质企业杠杆变化呈现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所产生的结构性杠杆现象因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而异,传统总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难以有效解决结构性杠杆问题。为更深入理解这一现象以及结构性去杠杆下货币政策最优选择问题,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信贷配置偏向特征、企业杠杆结构变化特征、总量型与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影响特征的DSGE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量型货币政策数量工具的宽松操作可以有效应对技术冲击下结构性杠杆问题;总量型工具紧缩资金供给,结合结构型工具定向紧缩,是应对成本推动冲击下结构性高杠杆问题的较好选择;当经济面临风险冲击下结构性杠杆和经济下行并存问题时,需要结构型货币政策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同时操作,紧缩国企贷款,同时降低民企融资成本。     

创新内含碳中和目标的结构性货币政策

2020年9月,我国提出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宣示了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战略。在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货币政策起着极其重要的金融稳定、风险防控、融资引导作用,也将在其间经历相应调整。本文归纳总结了目前国内外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实践,分析了构建与碳中和一致的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必要性,提出在碳中和目标下货币政策应采取更为积极的立场主动促进经济低碳转型,走向包含碳中和目标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本文同时讨论了构建与碳中和一致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框架面临的理论和政策挑战,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价格时变效应——基于CPI与PPI“虚假背离”的分析

近年来,中国CPI与PPI多次出现背离式增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陷入两难。通过构建SV-TVP-FAVAR模型,利用三维脉冲响应分析货币政策对CPI与PPI的时变效应及CPI与PPI相对背离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显示：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均具有价格效应,效应维度、效应极值与经济周期、价格指标有关;因此,从CPI与PPI背离的宏观经济效应看,CPI与PPI的阶段性背离实属“虚假背离”,并未带来“外部不经济”。新常态下,中央银行应充分认识CPI与PPI的背离态势,破解物价调控失效的“货币政策之谜”。     

货币政策、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基于金融加速器视角

本文建立一个包含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的两部门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且引入金融加速器以分析货币政策对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同时使用1999Q1至2015Q4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贝叶斯估计。估计结果表明,两个部门的菲利普斯曲线都具有较高的价格粘性。外部融资溢价对两个部门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投资品部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更加明显。脉冲响应分析表明货币政策扩张时,投资品部门的产出和通胀膨胀上升幅度比消费品部门更大。理论模型的脉冲响应与VAR实证分析得到的经验事实相一致。金融摩擦导致的消费品和投资品部门需求结构的异质性是解释货币政策对两个部门影响差异的关键。数值模拟分析发现金融加速器机制主要改变货币政策对投资品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对消费品部门影响改变较小。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加总技术冲击、投资边际效率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     

经济结构转型与“双支柱”调控框架

理解经济运行环境的变化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中国经济在2012年前后迈过工业化的高峰期,家庭部门发生从制造到服务的消费升级,企业部门出现从资本密集型向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型,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进程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经历高度一致。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传统资本密集型行业信贷需求大幅下降,新兴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信贷需求相对较低且在债务主导的金融服务体系中面临融资供给制约。由于市场内生的企业信贷供给和需求双双下降,总需求不足问题凸显。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宏观经济运行特征由此前的“易热难冷” 转向“易冷难热”,“债务—通缩”风险加大。这要求货币政策在执行中更加注重温和通胀目标,充分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确保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金融稳定方面,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点要与时俱进地调整。时间轴上要特别关注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下行叠加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空间轴上不仅要关注“大而不能倒”的系统重要性机构,还须加强“小广散”金融机构的稳定性,注重与其相关的风险传染。     

住房价格、金融稳定与宏观审慎政策

本文通过建立包含异质性家庭、异质性厂商和金融机构的DSGE模型,分析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研究不同政策的选择和协调问题。研究发现,首先,由于政策的作用范围不同,不同政策会对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产生不同影响。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能够抑制住房需求和信贷供给,但也会抑制消费需求和产出;而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逆周期LTV政策和逆周期资本充足率政策在应对房价波动导致的金融稳定问题时更加有的放矢。其次,外生冲击的来源会影响政策的选择和协调——当经济波动来源于需求冲击时,固定LTV政策搭配逆周期资本充足率的宏观审慎政策、不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表现最优;当经济波动来源于供给冲击时,固定LTV政策搭配逆周期资本充足率的宏观审慎政策、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表现最优。     

World food prices and monetary policy

How should monetary policy respond to large fluctuations in world food prices? We study this question in an open economy model in which imported food has a larger weight in domestic consumption than abroad and international risk sharing can be imperfect. A key novelty is that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nd the terms of trade can move in opposite directions in response to world food price shocks. This exacerbates the policy trade-off between stabilizing output prices vis a vis the real exchange rate, to an extent that depends on risk sharing and the price elasticity of exports. We characterize implications for dynamics, optimal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relative performance of practical monetary rules. While CPI targeting and expected CPI targeting can dominate PPI targeting if international risk sharing is perfect, even seemingly mild departures from the latter make PPI targeting a winner.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研究

本文在普勒规则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适当扩展,对我国货币政策工具选择问题展开研究。通过研究本文发现:第一,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经济体所承受的冲击主要来自商品需求层面还是货币需求层面、货币需求主要来自商品市场还是货币市场以及总需求相对名义利率水平的弹性系数相关,而与社会福利损失函数中通货膨胀的厌恶系数、商品市场供给层面的诸变量(包括商品市场供给层面的冲击、商品供给曲线的斜率等)无关;第二,当经济体的所受冲击主要来自商品需求层面、市场货币需求主要来自商品市场、且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调节作用效果较小时,则货币当局采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更有利于维护公众的社会福利;反之,则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更有利于维护公众的社会福利。     

投资潮涌、双重金融摩擦与货币政策传导——转型时期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控功能探究

在银行融资与企业融资两大市场均存在金融摩擦的条件下,经济转型时期的“投资潮涌”蕴含重要货币经济学含义。以货币政策调控行业过剩产能为例,本文为解释转型时期中国货币政策结构调控功能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对相关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经验证据显示:当不同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在抵押能力信息传递上存在系统异质性时,货币政策具有显著产能调控功能,而调控作用的大小与企业产权结构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类型有关。通过融合“投资潮涌”与BGG理论,本文将BGG理论中的货币政策效应异质性从企业层面拓展至行业层面,进而揭示了传统非结构性货币政策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何以具有结构调控功能的理论机制。结论表明,进一步夯实金融市场微观基础,协同推进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健全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体系至关重要。文章也为通过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分类调控政策思路,实现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货币政策操作路径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