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视角下我国货币政策与产能过剩关系的研究分析

本文在已有的产能过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企业共生、信贷歧视理论,从融资约束角度分析了货币政策与我国目前实际存在的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产能过剩直接源于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过度投资,间接由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所引发的企业共生系统的损害。据此,本文给出了管理当局应当制定审慎的货币政策、加快中小及民营企业信贷扶持、完善企业共生关系,以低成本、高效率来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建议。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货币政策与经济结构转型研究

2015年,我国开始了有别于以往刺激需求端的供给侧改革,回到增长本源创新,以期通过供给端发力破除增长困境,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指向非常鲜明,是指供给方面用结构性改革做文章,本文从宏观层面,通过实证检验货币政策对资源型经济结构转型的作用,从微观层面,通过理论模型研究货币政策对个体企业转型变革的影响,探讨如何有效实施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创新内含碳中和目标的结构性货币政策

2020年9月,我国提出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宣示了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战略。在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货币政策起着极其重要的金融稳定、风险防控、融资引导作用,也将在其间经历相应调整。本文归纳总结了目前国内外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实践,分析了构建与碳中和一致的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必要性,提出在碳中和目标下货币政策应采取更为积极的立场主动促进经济低碳转型,走向包含碳中和目标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本文同时讨论了构建与碳中和一致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框架面临的理论和政策挑战,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产能过剩、信贷资源挤占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

作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产能过剩的治理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信贷配给的视角考察了产能过剩企业对信贷资源的挤占及其经济后果。论文研究发现,产能过剩企业的信贷获取显著降低了非产能过剩企业的信贷资金,即存在挤占效应。进一步的分析显示,产能过剩企业对非产能过剩企业信贷资源的挤占在政府干预越强、金融市场化程度越低地区及货币政策紧缩时期表现得更明显。最后,就经济后果而言,由于产能过剩企业的低效益,其对非产能过剩企业信贷资金的挤占,降低了非产能过剩企业的经营业绩,并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阻碍。     

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及未来走向

流动性过剩是当前我国货币运行的基本特征。在过剩流动性的推动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结构性失衡状况表现越来越突出,致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处于两难之中。基于这种经济结构内外失衡格局下,本文从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理论分析入手,深入剖析了当前我国货币政策运行的内外环境以及面临的困境。最后指出了开放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未来走向应从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和加快推动金融市场建设四个方面着手。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投融资影响研究 ——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2013年以来央行相继创设了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旨在引导政策资金流向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基于此背景构建了含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汇率冲击、金融摩擦、隐性担保和企业异质性在内的DSGE模型,模拟分析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在实施初期有效提升了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降低了融资成本,在20期左右对国有企业存在挤出效应,但政策效应不可持续.此外,在汇率冲击下,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施策具有独立性.总体上看,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需制定激励相容的政策传导路径,同时要重视政策资金的管理,对资金的用途进行全流程跟踪.     

商业信用、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基于产能过剩治理政策框架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0~2017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基于固定效应及泊松模型在产能过剩治理的政策框架下考察了商业信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产能过剩行业的商业信用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创新,这一效应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而实现。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动因是在产能过剩治理的政策框架下,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受限于银行信贷与其他融资的可得性,转而寻求商业信用作为替代性融资方案。基于企业创新质量的纵深检验发现,商业信用主要促进产能过剩企业的实用型和外观专利型创新,处于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亟需通过策略性创新获得规制政策支持和消除信贷市场歧视。本文验证了商业信用的替代性融资假说,也为我国推动产能过剩行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及其效果评价提供政策借鉴。     

银行信贷结构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河北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前我国采用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流动性总量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改善和优化信贷结构,将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河北省作为全国钢铁第一大省,在化解过剩产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任务艰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河北省银行业如何通过优化信贷结构,促进过剩产能化解,最终实现全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信贷结构优化与产业转型升级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提出优化我省信贷结构的若干政策建议,以供决策参考.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非标融资的调节效应研究

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探究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非标融资的调节效应,本文构建两区制门限VECM模型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利率和非标融资利率的联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并将结构性货币政策与非标融资间的利率差划分为低偏离区制和高偏离区制.研究结果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呈现出显著的逆周期调节机制,在低偏离区制下,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微调节就能重建其与非标融资利率的均衡关系.但是在高偏离区制下,结构性货币政策为应对金融利率的大幅波动,表现出被动调节状态,对市场利率预期的引导作用并不显著.基于此,得到如下政策启示:加强结构性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控力度,并配合使用相应的财政政策巩固货币政策效果,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防范金融风险,建立"利率走廊"机制,坚持利率市场化改革,以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非标融资的调节效应.     

企业异质性与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有效性

基于货币政策传导理论,依据2008-2017年沪深两市非金融上市企业数据,考量企业异质性与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有效性。结果显示：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过银行信贷渠道传导,有效降低企业的投资规模;受企业异质性影响,货币政策信贷传导在高融资约束、高投资机会、高资产可抵押性和非国有企业中更能发挥有效作用。     

经常账户冲击、资本账户管理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

经常账户负向冲击及引发的宏观变量联动性通常对各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构成挑战。本文构建了融入经常账户冲击的小型开放经济DSGE模型,比较了采取不同资本账户管理工具(数量型和价格型)情景下,央行执行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盯住CPI通胀泰勒规则、盯住PPI通胀泰勒规则下,经常账户负向冲击对货币政策操作的异质性影响及传导机制,并进行了福利分析。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经常账户负向冲击将对本国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构成一定影响;第二,资本账户管理可以成为缓冲经常账户负向冲击的防火墙,价格型资本账户管理工具与盯住PPI通胀泰勒规则相结合造成的福利损失较小;第三,经常账户贸易端与收益端双重负向冲击对一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更大,但公众预期到的经常账户恶化对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将有所减弱。本文认为,转型经济体央行应倾向于执行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最优货币政策应在稳定价格水平与缓释风险方面进行权衡,适度降低对名义汇率的关注度,稳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并可优先选择价格型资本账户管理工具。     

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估计

企业投资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是识别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是否畅通以及IS曲线斜率的重要参数。本文基于新古典投资模型框架,使用2004-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估计了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并侧重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1)上市企业投资的加权资本成本弹性显著为负,且已具有较强敏感性(长期弹性系数为-0.16～-0.27),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条件在上市公司投资环节正逐渐具备 ;(2)对加权资本成本的结构性估计显示,企业投资主要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变动较为敏感且系数显著为负,而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变动敏感程度较低且不稳定;(3)与传统观点相反的是,非国有控股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显著低于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较强的融资约束是导致非国有控股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较低的重要原因,应重视民营经济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对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以及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的支持。     

货币政策公告、政策不确定性及股票市场的预公告溢价效应——来自中国市场的证据

中国人民银行周期性发布的货币政策相关公告为市场判断货币政策走向提供重要信息。较于实体经济反馈政策信息具有滞后性,股票市场是否在货币政策公告期内及时对政策消息做出反应,即存在公告效应？股票价格是否体现预期货币政策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本文基于2011-2017年A股市场数据,研究我国股票市场在我国货币政策相关公告发布前后几日这一较短窗口区间内的市场反应。结果表明,股市指数在发布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公告前几天内会出现显著为正的风险溢价,而在指标发布后溢价并不显著,这一现象我们称之为货币政策相关公告的“预公告溢价效应”。本文发现,预公告溢价的产生并非由于市场提前预期到货币政策的走向,而是来源于投资者预先获得了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溢价补偿。本文进一步就防范系统性风险、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向价格型转变等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

本文在梳理学术文献和国际经验基础上,讨论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潜在冲突和协调机制。国际文献的初步结论是,为了同时实现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目标,大部分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反向操作(由于政策的替代性),但有时也需要两者同向操作(由于政策的互补性),最优政策组合取决于宏观冲击的类别和风险的来源。本文认为,选择最优组合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证问题,除了冲击类别和风险来源外,不同的金融体制和经济周期阶段也会影响选择结果。因此,货币政策当局与宏观审慎当局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并加强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溢出效应”的分析能力。基于上述理论,针对我国“双支柱”决策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如下改革建议:一是从法律上明确中央银行的金融稳定职责。二是建立在同一框架内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方法和工具。三是将金融监管部门的主要宏观审慎政策决策权集中至中央银行。四是建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流程与机制。     

Does easing monetary policy increase financial instability?

This paper develops a model featuring both a macroeconomic and a financial friction that speaks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onetary and macro-prudential policy and to the role of US monetary and regulatory policy in the run up to the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There are two main results. First, interest rate rigidities in a monopolistic banking system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a financial crisis (relative to the case of flexible interest rate) in response to contractionary shocks to the economy, while they act as automatic macro-prudential stabilizers in response to expansionary shocks. Second, when the interest rate is the only available instrument, monetary policy faces a trade-off between macro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This trade off is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in response to contractionary shocks, while it is only quantitative in response to positive shocks. We show that a second instrument, such as a Pigouvian tax on credit to households on the demand side of the market, is needed to restore efficiency in the economy when both frictions are at work.     

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企业投资选择影响的“宿醉效应”

本文研究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企业投资选择的动态影响效应。与传统分析方法不同,本文运用利率衍生品价格数据来识别中国货币政策冲击,利用工具变量局部投影法获得货币政策冲击对微观实体企业投资选择的动态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动态效应呈现出更丰富的信息:货币政策冲击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有显著驱动效应,效应大小表现出先升后降趋势,在冲击发生一年半后达到峰值。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冲击会导致企业货币资金占比在短期内显著减少,而在中长期显著增加。进一步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冲击使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在短期内都更有利可图,所以在短期内企业倾向于减少货币资金占比,增加非货币金融资产投资和实业投资;政策冲击在中长期对企业资产收益率的提升作用消退,盈余效应使企业在中长期的金融资产占比提高,表现出一定的“宿醉效应”。     

“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理论与经验基础

本文从基本事实、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等“底层逻辑”出发,系统阐述了“双支柱”调控的现实必要性、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中国实施“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现实基础、实践经验和未来完善方向。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金融和宏观经济之间关系的日益深化和复杂化,金融稳定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影响,但传统旨在维护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无法同时有效实现金融稳定,根据“丁伯根法则”和政策比较优势原理,在货币政策的基础上纳入宏观审慎政策,形成“双支柱”调控框架,分别致力于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目标,既符合客观现实的调控需要,也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从目前全球范围内主要国家的“双支柱”调控实践来看,要进一步形成稳定可靠的政策规则和成熟的操作框架,未来还需重点解决“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协调”三个核心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的可能解决路径提供了一些初步的思路和建议。     

全球金融周期、美国货币政策与“三元悖论”

全球金融周期存在的背景下“三元悖论”是否依然成立充满争议。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银行与金融摩擦的两国DSGE模型,为考察全球金融周期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国货币政策通过资本流动传导到外围国金融市场,使外围国信贷利率、银行风险承担以及杠杆率与美国银行趋同,形成全球金融周期。金融渠道的传导速度快于实体经济渠道导致外围国国内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相背离,外围国想要稳定经济就不得不与美国保持同向的政策利率变化,货币政策独立性将不再存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估值效应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浮动汇率制度并不能隔离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也无法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下,外围国金融市场越不发达,受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越大,货币政策越不独立。     

Monetary Policy,Bank Lending,and the Risk‐Pricing Channel

This paper identifies a monetary policy channel through the risk pricing of bank debt in the market for jumbo certificates of deposit (jumbo CDs). Adverse policy shocks increase debt holder perceptions of bank default, increasing the risk premia for some banks, thereby decreasing their external funding of loa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ntractionary policy increases the sensitivity of jumbo‐CD spreads to leverage and asset risk for small banks, and to leverage for large banks. The results also show a distributional and aggregate effect on banking system jumbo CDs and total loans, producing a risk‐pricing (or market discipline) channel. This channel has implications for monetary and regulatory policies, and financial st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