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下调控工具的选择与搭配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将企业产权的异质性所造成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纳入到货币政策分析框架,通过构建基于企业产权异质性和信贷供给"二元"特征的DSGE模型,研究如何根据经济冲击的类型、宏观调控需求,选择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实现货币政策工具的最优搭配和使用。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影响是非对称的,这种非对称影响因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而异;价格工具是应对成本推动型通胀的较好工具;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合理搭配是应对需求拉动型通胀时较好的选择;而当经济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冲击时,价格工具能够很好地促进产出增长,但当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出现时,需要数量工具相应的调整。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投融资影响研究 ——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2013年以来央行相继创设了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旨在引导政策资金流向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基于此背景构建了含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汇率冲击、金融摩擦、隐性担保和企业异质性在内的DSGE模型,模拟分析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在实施初期有效提升了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降低了融资成本,在20期左右对国有企业存在挤出效应,但政策效应不可持续.此外,在汇率冲击下,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施策具有独立性.总体上看,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需制定激励相容的政策传导路径,同时要重视政策资金的管理,对资金的用途进行全流程跟踪.     

结构性去杠杆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杠杆转移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通过构建TVP-VAR模型和DSGE模型,从杠杆转移的视角出发,对结构性去杠杆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及不同转杠杆政策之间的差异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紧缩国有企业信贷可以有效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但也会导致经济下滑;(2)在紧缩国有企业信贷的同时,增加对民营企业的信贷,即杠杆转移,可以同时实现结构性去杠杆和稳增长;(3)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引导银行部门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风险预期比定向调整准备金率更优。     

不同通胀区制下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研究

本文采用Andrews(1993)未知断点检验方法区分了通胀的不同区制,以此为基础通过SVAR方法探讨了不同通胀区制下货币政策工具选择问题.实证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序列在2003年7月份发生结构突变,并以此划分区制,发现2003年7月之后直接紧缩信贷工具调控通胀的效果得到加强,而间接紧缩信贷工具效果却稍有弱化,但整个样本区间,直接紧缩信贷额度政策在调控通货膨胀方面的效果更佳.这意味着直接紧缩信贷工具一直以来是中国调控通货膨胀的最佳选择,而且这一实践趋势还可能得到进一步加强.     

应对突发冲击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通过将突发冲击和货币政策工具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借助DSGE模型可以研究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应对突发冲击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在抑制经济过热、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时,应该优先选择价格型工具应对来自供给方面和政策变动方面的冲击,而应选择数量型工具应对来自于需求方面的冲击;在应对经济衰退时,则应分别采用另一种类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就应对通货膨胀而言,数量型工具要显著优于价格型工具。因此,政府应根据调控的目标灵活地选择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搭配使用。     

利率市场化改革下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分析

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取决于经济、金融体制特征及实体经济运行状况。货币政策工具一般可分为数量型和价格型两种,利率“双轨制”决定了我国过去货币政策中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并存,在选择上偏向于数量型工具的特点。利率市场化改革下,我国应在进一步优化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基础上,加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加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与创新,增强央行对基准利率的定价权和定价水平。     

利率市场化改革下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分析

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取决于经济、金融体制特征及实体经济运行状况。货币政策工具一般可分为数量型和价格型两种,利率"双轨制"决定了我国过去货币政策中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并存,在选择上偏向于数量型工具的特点。利率市场化改革下,我国应在进一步优化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基础上,加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加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与创新,增强央行对基准利率的定价权和定价水平。     

货币紧缩及其效应——1986年货币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1986年货币政策从全面紧缩到结构紧缩,最终造成了一个总量膨胀的供给局面,原因不能简单归为信贷失控。对紧缩效应更不能全盘否定。1987年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问题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上。货币政策必须坚持总量紧缩、结构调整的原则,才能保证不出现再度需求膨胀。     

中国式“高杠杆”化解取向思考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有企业的过度扩张和金融机构信贷资源的严重扭曲配置以及央行对金融机构表外业务监管的不到位,导致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企而呈现出"结构性"高杠杆特征,引发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脱节愈发明显。要化解我国结构性"高杠杆"现状的最优"去杠杆"政策取向应该是立足以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为基础,依托金融机构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债转股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多种市场化手段推进国有企业去杠杆,将去杠杆的重中之重落到银行的表外业务、金融机构的同业业务和理财业务等部门之上,依托监管政策的完善以及货币政策的优化等手段实现金融部门去杠杆。     

从信贷结构性增长看我国的宏观经济及债市走向

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深化、国内经济增长全力“保八”的大背号下，我国今年1～3月份连续出现超万亿元的信贷增长，在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仍在大力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解决信贷紧缩问题之时，信贷的大规模扩张无疑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平添了几分暖意和信心。然而，国内信贷的高速增长能否持续？国内实体经济能否如信贷一样大幅反弹？本文透过信贷总量“繁荣”的表象，剖析其内在的结构性特征。并以此来展望我国未来的宏观经济走向，也对研判下一步的债券市场运行方向提供参考。     

货币政策能够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吗？——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为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需平衡好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三者间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本文在两部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异质性抵押约束,探讨货币政策如何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进而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本文模拟结果显示:(1)降低利率和强化国企抵押约束可促进稳增长与稳杠杆。推动国企贷款利率趋于市场水平并降低非国企贷款成本,积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将增进其政策效果;(2)2008-2016年宏观杠杆率上升主要与国企抵押约束过松有关,2017年后利率对宏观杠杆率的调控增强;(3)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货币政策盯住宏观杠杆率,并根据政策目标和经济背景适时调整利率与杠杆率的内生关系,能够优化货币政策效果。对于降低利率和强化国企抵押约束的政策组合,根据宏观杠杆率的变化同向调整利率水平有利于经济稳步增长和宏观杠杆率趋稳。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

本文在梳理学术文献和国际经验基础上,讨论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潜在冲突和协调机制。国际文献的初步结论是,为了同时实现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目标,大部分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反向操作(由于政策的替代性),但有时也需要两者同向操作(由于政策的互补性),最优政策组合取决于宏观冲击的类别和风险的来源。本文认为,选择最优组合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证问题,除了冲击类别和风险来源外,不同的金融体制和经济周期阶段也会影响选择结果。因此,货币政策当局与宏观审慎当局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并加强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溢出效应”的分析能力。基于上述理论,针对我国“双支柱”决策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如下改革建议:一是从法律上明确中央银行的金融稳定职责。二是建立在同一框架内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方法和工具。三是将金融监管部门的主要宏观审慎政策决策权集中至中央银行。四是建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流程与机制。     

投资潮涌、双重金融摩擦与货币政策传导——转型时期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控功能探究

在银行融资与企业融资两大市场均存在金融摩擦的条件下,经济转型时期的“投资潮涌”蕴含重要货币经济学含义。以货币政策调控行业过剩产能为例,本文为解释转型时期中国货币政策结构调控功能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对相关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经验证据显示:当不同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在抵押能力信息传递上存在系统异质性时,货币政策具有显著产能调控功能,而调控作用的大小与企业产权结构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类型有关。通过融合“投资潮涌”与BGG理论,本文将BGG理论中的货币政策效应异质性从企业层面拓展至行业层面,进而揭示了传统非结构性货币政策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何以具有结构调控功能的理论机制。结论表明,进一步夯实金融市场微观基础,协同推进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健全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体系至关重要。文章也为通过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分类调控政策思路,实现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货币政策操作路径提供了政策启示。     

创新内含碳中和目标的结构性货币政策

2020年9月,我国提出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宣示了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战略。在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货币政策起着极其重要的金融稳定、风险防控、融资引导作用,也将在其间经历相应调整。本文归纳总结了目前国内外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实践,分析了构建与碳中和一致的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必要性,提出在碳中和目标下货币政策应采取更为积极的立场主动促进经济低碳转型,走向包含碳中和目标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本文同时讨论了构建与碳中和一致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框架面临的理论和政策挑战,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住房价格、金融稳定与宏观审慎政策

本文通过建立包含异质性家庭、异质性厂商和金融机构的DSGE模型,分析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研究不同政策的选择和协调问题。研究发现,首先,由于政策的作用范围不同,不同政策会对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产生不同影响。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能够抑制住房需求和信贷供给,但也会抑制消费需求和产出;而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逆周期LTV政策和逆周期资本充足率政策在应对房价波动导致的金融稳定问题时更加有的放矢。其次,外生冲击的来源会影响政策的选择和协调——当经济波动来源于需求冲击时,固定LTV政策搭配逆周期资本充足率的宏观审慎政策、不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表现最优;当经济波动来源于供给冲击时,固定LTV政策搭配逆周期资本充足率的宏观审慎政策、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表现最优。     

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估计

企业投资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是识别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是否畅通以及IS曲线斜率的重要参数。本文基于新古典投资模型框架,使用2004-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估计了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并侧重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1)上市企业投资的加权资本成本弹性显著为负,且已具有较强敏感性(长期弹性系数为-0.16～-0.27),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条件在上市公司投资环节正逐渐具备 ;(2)对加权资本成本的结构性估计显示,企业投资主要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变动较为敏感且系数显著为负,而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变动敏感程度较低且不稳定;(3)与传统观点相反的是,非国有控股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显著低于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较强的融资约束是导致非国有控股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较低的重要原因,应重视民营经济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对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以及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的支持。     

美国货币政策推升了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吗？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导致全球流动性异常充裕,对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外部融资环境造成显著影响。本文运用28个新兴市场国家2003-2015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和美国影子利率数据对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影子利率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美国影子利率的降低会促使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进一步地,这一影响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高但汇率弹性僵化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上述发现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在调控企业部门杠杆率的过程中,除要考虑国内因素外,也应高度重视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     

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双支柱框架研究——基于系统性风险视角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建立“宏观审慎政策专门盯住金融稳定目标,货币政策主要关注经济稳定目标”的双支柱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本文基于系统性风险视角,深入剖析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和实现机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梳理宏观审慎政策实现金融稳定的有效性,以及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风险造成的潜在溢出性。目前从系统性风险的时间维度探讨双支柱政策的研究已较为丰富,可以总结为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机制和货币政策的“资本缺口”机制。从系统性风险的空间维度探讨双支柱政策的研究,也即对双支柱政策如何作用和改变金融机构内部关联网络的研究正成为研究热点。本文从政策工具和影响机制上对空间维度双支柱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双支柱政策的制定提出如下建议:时间维度宏观审慎政策要关注并消除货币政策对时间维度系统性风险的溢出性,同时要加强空间维度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创新力度。     

新型货币政策担保品框架的绿色效应

本文以2018年6月我国央行开始接受绿色信贷资产作为MLF合格担保品这一事件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我国新型货币政策的担保品扩容对绿色信贷企业融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将绿色信贷资产纳入央行合格担保品范围增加了绿色信贷企业的信贷可得性,并降低了绿色信贷企业的信贷成本;第二,企业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民营绿色信贷企业在融资可得性方面对政策反应更显著,国有绿色信贷企业在融资成本方面对政策反应更显著;第三,分行业的扩展性检验表明,央行合格担保品扩容政策对于环保行业的绿色信贷企业主要通过提高融资可得性发挥作用,而对于重污染行业的绿色信贷企业则主要作用于其信贷融资成本。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本文认为央行担保品扩容具有绿色效应,可综合运用央行担保品框架和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我国新型货币政策的定向调控功能。     

土地资产价格波动与经济中的流动性供给——基于以地融资视角的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土地资产价格波动与流动性供给之间的关系。在本文模型中,土地兼具生产资本与抵押资产属性,银行贷款同时受到投资需求、抵押品价值与信贷额度的约束。本文主要结论是:(1)土地资产价格在低于一个由基础货币供给决定的临界值后,能影响企业的抵押品价值并反映投资需求变化,故而与存款货币流动性供给正相关。这也使土地资产价格变化与企业杠杆周期一致且具有“预期自我实现”特征。(2)基础货币供给能够通过影响土地的流动性价值的方式来引导土地资产价格,前提是央行可掌握土地资产价格外生变化的原因。(3)信贷资产证券化会提高存款货币供给与土地价格的关联度,但也会削弱基础货币供给对土地价格的引导能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土地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效果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联机制,为房地产调控政策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