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税征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2018年起正式实施的环保税政策是我国环境税制建设的重要举措。为探究环保税改革的实施效果,以2015—2019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排污费改税带来的经济政策效应。研究发现,环保税征收通过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两条路径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微观企业层面切入研究,丰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为建立有效的市场化环境规制提供了政策启示。     

"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的污染减排效应

基于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法分别从企业和行业层面研究2006年将环境治理纳入官员绩效考核后"两控区"政策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企业层面看,"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提高了企业的污染减排力度;从行业层面看,"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提高了行业的污染减排力度,同时提高了行业内部的企业生产效率;从行业资源配置看,"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导致生产要素发生了不平衡流动,行业内生产效率的离散程度增大.进一步利用DOP分解方法将行业污染变化分解为企业自身提升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企业进入效应和企业退出效应四个部分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会促进资源向污染强度低的企业流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适当增加政府减排压力能够显著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对未来中国制定环境政策以及如何落实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有重要影响,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当面临环境规制时,企业要么就地创新以实现环保达标符合规制要求,要么异地转移以规避当地的环境规制。结合“波特假说”及“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会削弱“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而过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则相反;“波特假说”存在滞后特征,滞后一期和二期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他省份加权环境规制强度对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对中、西部省份影响不显著。     

企业迁移的减排效应——兼论“污染天堂假说”与“波特假说”

本文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企业迁移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迁移显著降低了以二氧化硫为代表的各类污染物的排放水平。机制检验表明：一方面,企业迁往低环境规制地区可能会扩大污染排放,符合“污染天堂假说”;另一方面,企业迁移的技术升级效应会导致污染排放降低,且迁往高环境规制地区的企业技术升级效应更明显,符合“波特假说”。进一步讨论发现,地方政府发展目标不同,对企业迁移环境效应的调节作用也会有所差异。此外,企业迁移的环境效应也表现出迁移类型、所有制、行业及地区异质性。本文为解释中国的污染排放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对于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环境规制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决策,进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环境绩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能源配置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度”的问题,避免过强的规制强度造成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损害企业生产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此同时,政府要避免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根据不同规制对象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适用于中国现阶段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中国能否创造出类似发达国家的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污染投入规制弹性比较环境规制对就业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大小进行理论分析,并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呈U型关系,即跨过了U型曲线的拐点就可以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现阶段,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东、中、西地区则分别处于拐点的右侧、附近、左侧。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会使U型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即可以在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下越过拐点并在同等环境规制强度下达到更高的就业水平。因此,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并且分地区实施差异性环境政策对于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房价上涨助推了制造业“用工难”吗

本文致力于解决如下两个问题:一是我国房价上涨如何影响制造业就业,二是该影响通过何种途径实现.本文基于1999-2007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和全国278个地级以上城市相匹配的数据表明,房价上涨的“需求效应”和“抵押担保效应”压过“挤出效应”,使得制造业企业就业增加,表明房价上涨并非制造业企业“用工难”的幕后推手.同时,房价上涨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在区域、时间、行业等方面存在广泛差异.进一步地,通过考察房价上涨对不同融资约束类型制造业企业就业的异质性影响,发现房价上涨对影响制造业就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需求效应”而非“抵押担保效应”实现.本文的发现有助于从劳动力就业的视角深化关于房价上涨如何影响我国实体经济的认识,对我国房价调控及促进就业相关政策讨论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重点产业政策与制造业就业

在多措并举稳就业的基调背景下，探寻影响就业增长的因素紧要迫切。本文以中国各省五年规划政策文件提及的四位码重点产业为切入点，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重点产业政策显著提升受支持企业的就业水平。渠道分析发现，重点产业政策通过“规模效应”“利润效应”和“效率效应”推动受支持企业增加劳动力雇佣数量。除了对受支持企业的就业扩张有正向影响，重点产业政策还通过信贷溢出效应带动相同二位码非重点企业的就业水平提升。重点企业在金融危机后期也担起了“稳就业”职责，逆势投资以扩增劳动力需求。在宏观行业层面上，重点产业政策还通过行业间关联效应对其他行业的就业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研究为进一步理解产业政策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提供了微观和宏观层面的新证据。     

环境规制增加企业税负了吗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整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税负呈负向关系。分行业类型来看,环境规制强度与轻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相关性不显著,与中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呈U型曲线关系,与重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呈倒U型曲线关系。因此,应因行业而异实行差别化环境规制政策。不同类型的企业可以合理进行税收筹划,在加大污染治理投入的同时,降低企业税负。     

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分析——基于行业异质性角度

选取我国2006—2015年21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清洁行业中,FDI前向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在污染密集行业中,FDI后向和水平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不论是清洁行业还是污染密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均会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提高环境规制会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但在清洁行业和污染密集行业中存在差异性。     

创新补偿抑或遵循成本？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能源需求与资源约束增强的现实要求，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检验学界仍莫衷一是。在利用SBM模型测得各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首先在环境规制视角下分析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效应；其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最后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全国层面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波特假说”成立而“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②在中等水平的外商投资省市，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效应”大于“污染光环效应”。在高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省份，环境规制的“污染光环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③在中等水平环境规制下的省市，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的负效应，验证了“波特假说”。在高水平环境规制省市，“波特假说”不成立；④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交乘项对周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表明地区污染企业只是转移而不是转型，局部污染改善将会殃及“池鱼”。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创新：助力抑或阻力?

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步伐将进一步加速，如何推进城市绿色创新，是中国如期完成碳达峰碳中和任务、实现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线性加权方法构建了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主要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提升，稳健性检验证明了这一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新投入显著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提升。异质性检验表明，环境规制更有助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非省会城市的绿色创新提升。研究结论为未来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优化以及生态文明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     

企业创新投入对行业成长性的影响

在“万众创新”背景下，已有文献关注到企业创新投入在微观层面的经济后果，但对中观视角行业表现的作用机制研究较少。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企业创新投入对行业成长性的影响机理以及行业研发环境和企业市场势力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强度和技术人员投入强度与行业成长性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行业技术环境和行业政策环境起正向调节效应，但企业市场势力会削弱上述正向关系。研究结论不受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且稳健性检验结果并未发生改变。建议构建包含政府、行业和企业的协同创新体系，通过创新政策支持、优势资源整合及良好环境的营造，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行业可持续发展。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

本文以“十一五”以来环境规制政策的实质性推进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1年《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得到的微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DID)，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对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效果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环境规制对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创新补偿机制实现，市场结构变动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不明显，遵循成本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为负；环境规制政策对高污染行业和中部地区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效果更强。     

“同伴”制度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试点政策的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SCI

现有研究多从试点地区的视角探讨环境试点政策,忽视了试点政策(尤其是命令型政策)对“同伴”企业(兄弟城市企业)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本文以2012年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对象,探讨该命令型政策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该试点政策显著激发了同伴城市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并且,这种溢出效应要显著大于政策对试点城市的影响;同省份试点城市数量越多,传递给“同伴”的规范性压力就会越大,从而导致更强的溢出效应;该试点政策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对于国有企业和污染行业企业更为显著。     

信息技术应用的减排效果与成本分摊机制

长期以来,经济效益与减排成本之间的冲突是环境规制难以在微观企业层面得以落实的关键障碍。本文借助国家级“两化融合”试验区实施的契机,基于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污染排放数据匹配而成的新数据库,通过构建三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试验区内重污染行业运用信息技术减排的效果及相应的成本分摊机制。本文研究发现：(1)信息技术应用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硫和烟粉尘两种主要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强度;(2)信息技术的减排效应由生产工艺绿色化而非生产率效应驱动;(3)与“波特假说”的预期不同,信息技术并没有借由生产率效应补偿减排成本,而是基于自身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令减排成本得到了分摊;(4)与试验区重污染行业存在投入—产出关联的下游行业减排强度没有受到影响,且试点行业也未将减排成本转嫁给下游行业;(5)试点绩效考核机制的引入有效地确保了重污染行业利用信息技术减排的效果,且利用信息技术减排能够弥补环境规制措施的不足。本文的结论为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工业绿色化转型,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积极证据。     

资源节约型城市创建、企业策略选择与水环境治理

水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水资源节约与集约利用对于转变水资源使用方式,改善水环境质量以及实现“人水和谐”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企业策略选择视角,探究资源节约型城市创建的水环境治理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资源节约型城市创建通过推动企业降低用水强度、加强技术改造以及发挥市场的“优胜劣汰”效应等机制有效抑制了污染排放行为,但不同企业在应对资源规制的策略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高耗水企业倾向于选择降低取水量和减产等非效率的方式应对规制目标,而非高耗水企业更希望通过提高重复用水率和增加废水治理设施数量等长效机制实现水环境治理。同时,资源节约型城市创建的水环境治理效应在重污染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文章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识别企业应对资源规制的微观机制,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重要启示。     

环境规制、要素投入结构与工业行业转型升级

要素投入结构的差异决定着行业应对环境规制行为的差异。基于异质性行业的差异化行为机制,本文构建了环境规制、要素投入结构与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模型,并采用2002—2012年间中国工业行业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理论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呈现J型特征,J型曲线的拐点取决于环境规制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和技术效应在污染密集行业和清洁行业间的相对大小。实证结果验证了这一结论,并发现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在东、中、西三个区域均呈现J型特征,但J型曲线拐点处对应的环境规制强度存在较大差异,东部最低、西部最高。因此,政府应根据该特点选择恰当的治理时机,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性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劳动生产率与企业工资水平——基于22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0～2017年A股工业上市公司数据，同时匹配22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规制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提高了我国工业上市公司的工资水平，改善了社会福利，且劳动生产率发挥重要中介作用。在使用湿度作为工具变量后，回归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基于城市和行业特征异质性的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非资源型、高金融发展水平和高对外开放度城市以及技术密集型和低自然资源依赖度行业中工业企业工资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低资源、高资金、高开放和高技术偏向。本文为中国实现“双赢”的目标提供了不同的思路。     

环境规制与劳动需求:双重红利效应存在吗?——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

学界对于环境规制是否具有污染减排与促进劳动需求的双重红利效应尚存在争议,并较少关注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部门劳动需求的影响。本文基于2001-2013年中国工业行业的动态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系统考察了中国工业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排放与劳动需求水平的"双重"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具有减少工业污染排放与促进劳动需求水平提升的双重红利效应,且劳动需求本身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其变化表现出显著的动态延续性;行业规模扩大同时有利于就业总量与工资水平的提升,但市场竞争强度并未对二者产生积极影响;创新投入和外资投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就业水平的提升,但却降低了工资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了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减排和劳动需求增加均具有积极影响,从而存在明显的双重红利效应,这一结论对于我国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通过适度严格的环境治理政策,引导经济发展朝着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方向加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