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的企业价值补偿效应研究——基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比较

为了有效检验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长短期价值补偿效应,从经济型、规章制度型、行政处罚型三种环境规制工具视角,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的企业长短期价值补偿效应.面板数据计量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长期价值的影响大于对短期价值的影响;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于企业的长短期价值的补偿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环境经济规制对企业长短期价值的影响大于环境行政规制,环境污染规制的企业价值补偿效应不显著等.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清晰界定政府和环保机构权责划分、综合运用三种环境规制工具等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进一步降低企业污染排放,激励企业绿色生产.     

约束性碳减排与就业——基于企业和地区劳动力变化的考察

基于企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强度，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探究“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减碳强度的提升，相比非万家企业，该政策通过“规模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技术效应”使得万家企业就业显著下降，表明该政策会降低污染企业就业。但城市层面分析发现该政策对城市工业企业总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呈现出城市层面的就业创造。进一步探究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以解释企业和城市层面就业效应的差异发现，企业层面存在万家企业至非万家企业的劳动转移，行业层面就业存在从更为污染的行业向清洁行业的再配置，表明规制促进了行业转型升级。此外，政策实施后，减碳强度提升并未使得企业员工薪酬下降，表明该环境规制没有导致企业将减排治污成本转嫁造成员工福利损失。本文的研究结果能从就业角度为中国环境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提供参考。     

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资源税收型；从中介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推动生态福利绩效提升，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从间接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最后，本文从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建议。     

知识作用视角下城市间环境规制异质性与绿色创新质量研究

城市环境规制刻画了地方政府在绿色创新中的角色特征。基于我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知识作用视角,采用负二项分布模型测度我国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差异性对城市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邻近城市的高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绿色创新质量产生抑制作用,该抑制作用通过城市间知识宽度缩小、知识距离扩大两类中介效应影响本地绿色创新质量;②城市间的知识平衡度在邻近城市环境规制强度与本地绿色创新质量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当城市间知识平衡度较高时,邻近城市的高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由负转正。由此,获得如下政策启示：地方政府应重视环境规制政策带来的知识成分变化与知识结构调整,促进环境政策与绿色创新政策协同,同时,不同地方间应深化绿色创新主体合作机制,促进知识流动,提升城市绿色创新质量。     

环境规制与劳动需求:双重红利效应存在吗?——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

学界对于环境规制是否具有污染减排与促进劳动需求的双重红利效应尚存在争议,并较少关注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部门劳动需求的影响。本文基于2001-2013年中国工业行业的动态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系统考察了中国工业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排放与劳动需求水平的"双重"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具有减少工业污染排放与促进劳动需求水平提升的双重红利效应,且劳动需求本身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其变化表现出显著的动态延续性;行业规模扩大同时有利于就业总量与工资水平的提升,但市场竞争强度并未对二者产生积极影响;创新投入和外资投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就业水平的提升,但却降低了工资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了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减排和劳动需求增加均具有积极影响,从而存在明显的双重红利效应,这一结论对于我国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通过适度严格的环境治理政策,引导经济发展朝着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方向加速转型。     

环境规制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 ——来自中国市场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39个工业行业2000-2009年的相关数据,考查FDI水平、前向、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对各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FDI水平技术溢出效应没有促进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FDI前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促进各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作用不稳定;FDI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加强环境规制会促进FDI垂直技术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对碳效率的多重路径及门槛模型研究

从结构升级及效率提升两大维度刻画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环境规制是如何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基于2006—2019年中国279个城市层面数据，采用非参数百分位自抽法，逐步回归法、Sobel检验和交互调节模型验证影响路径，并利用门槛模型探讨不同路径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促进城市碳排放效率提升，但存在区域异质性；(2)环境规制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升级提高碳排放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化及产业集聚“遮掩”了环境规制的激励作用；(3)环境规制对提升碳排放效率存在多种门槛效应和调节机制。发挥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结构和效率的双重激励时，需注意不同路径的维度问题，以提高准度，把握力度。     

环境规制、要素投入结构与工业行业转型升级

要素投入结构的差异决定着行业应对环境规制行为的差异。基于异质性行业的差异化行为机制,本文构建了环境规制、要素投入结构与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模型,并采用2002—2012年间中国工业行业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理论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呈现J型特征,J型曲线的拐点取决于环境规制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和技术效应在污染密集行业和清洁行业间的相对大小。实证结果验证了这一结论,并发现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在东、中、西三个区域均呈现J型特征,但J型曲线拐点处对应的环境规制强度存在较大差异,东部最低、西部最高。因此,政府应根据该特点选择恰当的治理时机,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性环境规制政策。     

用能技术还是管理技术？——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环节和类型的抉择

为厘清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本文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的环节和类型的视角切入，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分为用能技术创新和管理技术创新两大类及其下设的七小类，并将之在生产链环节（源头、过程和末端）上加以归类，通过匹配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获取了关于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指标，研究了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技术绿色创新的抉择，结果发现：第一，环境规制整体上未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明显促进作用，“创新补偿”效应难以成立；第二，其内驱因素是，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生产率和收益率；第三，其外部原因是，与低污染行业企业相比，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有一定促进作用，体现在用能技术创新、管理技术创新两方面，并分布在生产链的源头、过程及末端三个环节；第四，其外部原因还包括环境规制作用的阶段性，环境规制对个别绿色技术创新指标造成了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也影响了“创新补偿”效应的成立。据此，本文对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和选择提供一定启示。     

进口企业存在工资溢价吗?——基于倾向评分匹配估计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2000²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相匹配的微观数据检验了进口企业是否存在工资溢价。运用倾向评分匹配方法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影响企业工资水平的其他因素后,进口企业的工资水平高于非进口企业,进口工资溢价是显著存在的。这一结论在剔除异常样本点、考虑企业不同经济性质的情形下都是稳健的。本文也将企业按照所处的行业和区域进行分类,来检验进口工资溢价是否存在。从分行业的估计结果来看,进口对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技术密集型行业,最后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从分区域的估计结果来看,进口对东部地区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最后是西部地区。     

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公众关注度和市场进程的调节作用

“波特假说”有效性一直是学术界颇具争议的话题，然而现有文献对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讨论较少，也缺乏对其作用情景因素的关注。基于2011—2019年730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我国上市企业在市场化进程影响下，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公众关注度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和市场化进程交互项结果表明，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时，公众关注度对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结论不仅丰富了“波特假说”相关研究，还为我国企业提高信息共享意识以及政府优化市场环境提供了微观证据。     

低碳经济模式下环境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以湖南上市公司为例

强化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责任,强制上市公司履行和承担环境责任,已成为和谐社会建设刻不容缓的任务。本文以湖南省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Logistic模型研究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结论表明：公司盈利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越倾向于披露环境信息;企业规模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规模大的公司更有动力披露环境信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代理成本;发展能力、上市公司的负债程度与环境信息披露负相关,但不显著。同时,重污染行业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重污染行业为向社会传递其主动承担环保责任的信息,环境信息披露比例高于非重污染企业,且披露的环境信息内容丰富。本文对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规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irm location choice in China

How ma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ffect firm location choice? While this question has generated great research interest from high-standard, industrial economies, in this article we turn the spotlight to low-standar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use China’s Census of Manufactures data during 2003–2008 to explore how firms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 during different policy regimes as well as from different industries may respond t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 different ways. Results show environmental stringenc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location choice during 2003–2005, but the effect becomes insignificant during 2006–2008. Private-owned enterprises,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and collective-owned enterprises are more likely to enter areas with less string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during 2003–2005. However, this pattern is reversed for the period of 2006–2008. Furthermore, the above relationships are more pronounced for firms in polluting industries.     

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否推动工业企业研发

当面对环境治理与工业发展这一难题时，非正式环境规制给出了新解决路径。利用2007-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在区分研发投入与研发成果的基础上，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研发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的单一门槛效应成立。此外，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于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的作用还受工业企业现金流和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发现，现金流存在单一门槛，经营效率则存在双重门槛；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成果的影响发现，现金流和经营效率均存在单一门槛。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is paper uses spatial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s to analyze the two-way mechanism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The results, based on data from 285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4, show the following. (1) Not only do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FDI, but FDI tends to flow to a city with more relax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also trigger the near transfer effect of FDI. (2) FDI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nd thi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FDI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a particular city. (3) Although multinationals choose a city with more relax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when they invest in China, FDI inflows have increased both the number and severity of loc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dicating that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does not hold in China. (4)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nd thi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both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DI in cities. In China, there is also a local competitiv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lbeit with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反垄断法》的施行能否改善公司治理*——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反垄断法》能够有效改善中国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提升市场效率。本文以中国2005—2010年A股上市公司的总经理离职事件为研究对象，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反垄断法》的施行是否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本文研究发现，《反垄断法》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离职与企业业绩的敏感程度，促进了市场公平，缓解了公司治理的委托代理问题，强化了股东对CEO的有效监督。此外，本文通过将样本按照行政垄断程度、行业垄断程度及企业垄断程度进行分组并对比分析后发现，该效应在行政垄断程度较高、行业垄断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加明显，在地方国有企业中尤其显著。以上结果均表明《反垄断法》的实施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公平。     

行业特征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2001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对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进行行业分类,并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行业特征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行业特征对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具有一定影响;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具有显著差异,但这种差异在行业间并非普遍存在;同一行业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具有稳定性;相对于行业因素,公司特征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更为显著。     

环境税征收、社会责任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的约束问题愈发凸显,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传统工业企业实现绿色创新转型升级,而环境税征收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分别作为一种基于外部市场激励型和内部自主激励型的重要工具,两者能否有效发挥激励协同效应？本文以2010—2018年我国沪深A股工业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环境税征收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环境税征收与社会责任承担发挥着显著正向激励协同效应,环境税征收强度越大则越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且该正相关关系将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提升而得到增强。（2）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高并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但该负相关关系将随着环境税征收强度增加而受到抑制。（3）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上效应主要存在于大规模企业、高成长性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和东部地区。（4）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环境税征收及其与社会责任承担的正向交互效应显著存在于国有企业之中。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和环境税征收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新时期如何有效发挥企业绿色创新激励协同机制,以助推我国传统工业企业顺利实现绿色创新转型升级等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