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现状、约束与路径

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作为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需要加倍努力,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争取早日基本实现现代化。基于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城乡现代化、生态文明、政治文明5个维度构建现代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19年西部地区12省区市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态势,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不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明显差距,而且各省份之间以及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并表现出不同维度上的异质性。目前,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创新发展动能较弱,产业结构层次较低,污染物排放水平较高,区域和城乡差距明显,人力资源质量、地方治理能力和社会保障力度等也有待提高。因此,西部地区应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平衡协调发展战略、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培育和激发创新动能,塑造和发挥人力资源质量优势,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同时,要加强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促进生产方式绿色化转型;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地方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     

论西部区域竞争优势的培育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以及我国加入WTO的日益临近,西部地区过去依托的资源比较优势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明显减弱,而竞争优势的培育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竞争优势的培育是新形势下实现西部经济崛起的重要途径.增强西部区域竞争优势的基本思路应是1.依托比较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培育区域竞争力;2.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西部经济跨越式发展,提高西部国际竞争力.     

论西部区域竞争优势的培育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以及我国加入WTO的日益临近，西部地区过去依托的资源比较优势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明显减弱，而竞争优势的培育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竞争优势的培育是新形势在地区经济崛起的重要途径，增强西部区域竞争优势的基本思路应是：1、依托比较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培育区域竞争力；2、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西部经济跨越式发展，提高西部国际竞争力。     

中国经济动能重塑(2002-2019):时序演进与空间分异

从新动能培育与传统动能改造内涵出发,重塑经济动能的核心要义,构建相关指标体系,从水平、质量、速度、方向四个维度探索中国经济动能重塑的时序演进与空间分异.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动能重塑整体处于中等质量状态,并呈东部领先、中西部跟随的空间差异性特征;绿色发展是新动能培育最显著的动力,但以高质量人力资本为导向的发展阶段始终未能出...     

数字经济创新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理论分析与贵州经验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解析数字经济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机制和路径。在理论逻辑方面,数字经济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具有赶超效应、升级效应、减贫效应和协调效应。在实践经验方面,“贵州模式”为欠发达地区发展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参考,即坚持国家战略与贵州实际相结合,坚持培育发展新动能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相结合,坚持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与保障数据安全相结合,坚持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与培育市场主体相结合,坚持人才培养与政产学研一体化相结合。同时,通过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利用数字技术打破经济发展瓶颈、由点及面地推广新技术和新模式以及各个主体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欠发达地区将借助数字经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常态下吉林省经济发展新动能问题研究

培育新动能是新常态下吉林省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通过梳理现阶段吉林省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认识阻碍吉林省新动能增长的关键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培育新动能的路径,即要加大投入力度,推进智能制造;转变政府职能,改善营商环境;引入市场机制,加快国企混改.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首届“中国高质量发展西部论坛”学术研讨会综述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21年11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与重庆工商大学学术期刊社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高质量发展西部论坛暨新时代西部社科期刊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工商大学召开,与会专家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路径进行了探讨和交流：一是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区域平衡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二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实现高水平充分发展;三是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我国新旧动能转换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科学测度新旧动能转换能力及影响因素,有利于各地区精准施策实现高质量发展。基于新旧动能转换内涵,构建包含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经济活力、创新能力、经济效率的新旧动能转换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测算2007—2017年我国省际动能转换能力及时空特征,运用动态面板GMM实证检验动能转换影响因素。研究得出:总体上,我国新旧动能转换能力提高,东部地区远高于中西部;大部分地区转换能力处于低水平,部分地区发展至中水平,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跃迁至高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城市化及高技术产业外向度提高均有助于提升动能转换能力;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过大、市场化程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动能转换;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东部而抑制中西部地区动能转换。为此,需要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统筹协同政府和市场作用、提升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耦合度等方面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国际直接投资、能力结构与西部经济赶超

中国西部地区国际直接投资(FD I)增长效应缺失,加剧了东西部地区的失衡。西部地区引进FD I,必将会加快其发展进程,但并不意味着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潜在利益就会自动实现,需要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改进自身能力结构,将FD I的溢出效应与本土企业的能力结合起来,才能形成西部地区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实现经济赶超。     

新时代下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特征、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新时代下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适应于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技术新变革,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战略选择。研究表明,新时代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培育壮大过程中呈现出产业分工持续深化细化、产业发展集群化和园区化、专精特新企业成为新兴产业衍生的明星企业等新特征;面临着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不够成熟稳定、产业创新链薄弱且不够完整、产业培育壮大融资约束和成本高、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难度大等问题和挑战。据此,从强化产业政策效应、创新技术引领、构建全产业链、持续培育壮大行业龙头企业等层面提出了新时代下培育壮大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路径选择。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宁夏为例

目的/意义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找出其影响因素,对于寻找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提高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缩小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非常重要。 方法/过程选择索洛残差法,运用Johansen的MLE误差修正模型(VECM)对1978—2015年宁夏经济统计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估算宁夏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结果/结论研究结果显示:宁夏经济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政府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呈负相关;宁夏的企业研发投资少,创新能力不足;二、三产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作用较大。     

基本公共服务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来自三峡库区重庆段区县的例证

推动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新时代我国发展新变化的必然要求。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基于此,本文以三峡库区重庆段15个区县为例证,在测算各区县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基本公共服务与县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一方面,三峡库区重庆段区县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不断缩小,均等化水平稳步提升;另一方面,三峡库区基本公共服务与县域经济发展均在短期内存在路径依赖效应,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失配,其中县域经济发展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具有短期抑制作用,基本公共服务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打造新时代对外开放新高地:成都对外开放综合评价分析及新格局构建

目的/意义加快构建成都对外开放新格局、打造新时代对外开放新高地,能为成都实现“三步走”战略提供开放新动能,为加快建设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提供新支撑,对成都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方法/过程文章回顾总结改革开放40年成都开放型经济发展历程及特征,并基于开放型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成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纵向分析和横向对标。结果/结论发现:40年来,成都开放发展阶段性和内陆型特征明显,实现了“借船出海”到“筑巢引凤”,再到全方位立体开放的“蝶变”,特别是成都近十年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持续完善,有力地推动了成都对外开放的发展。新时代新要求下成都应着力推动开放发展向战略层面跃升,从构建高质量开放型经济体系和对外交通经济走廊,提升开放合作能级,以体制机制创新和营商环境打造推进开放高质量发展,打造新时代对外开放新高地。     

中国为什么能实现包容性发展

2020年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了绝对贫困。在十四亿人口的大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值得骄傲的,是人类包容性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可以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方面分析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初步实现包容性发展的原因。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的发展理念具有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特征,也是中国能够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原因;但理念要想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不仅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而且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引。正是由于指导中国实践的理论不断地自我扬弃,中国70年的经济实践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也正是中国经济70年巨大的发展,才为实现包容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潜质,使中国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得以落实。除了宏观层面的因素,中国文化更加注重从微观层面激发扶贫者与帮扶者的内在动力,是中国包容性发展实现的个体层面原因。     

中国制造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

集聚经济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源,是提升地方经济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中国大部分制造业在地理上高度集中,省际差异、行业差异明显;环境效率呈下降趋势,东部地区环境效率较高,中西部地区环境效率较低;制造业集聚水平与环境效率呈显著N型关系,制造业集聚的不同演化阶段对环境效率的影响不同;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环保意识、政府规制、城镇化、对外开放水平等是影响环境效率的重要因素。为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环境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加快推动制造业集聚升级、坚持绿色发展、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外资准入环境门槛等。     

信息技术: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效益的助推器

信息技术作为高科技的先导 ,对西部经济效益的影响举足轻重。西部开发必须确定全新的赶超观念 ,那种依靠政策优惠、政府创造条件的机会收益已经十分有限 ,西部开发必须立足于技术创新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     

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制约瓶颈和突破路径

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是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科学选择，是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要求，针对当前西部地区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运用比较分析力图从投资效率、创新基础、产业格局、消费能力等多维层面揭示制约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障碍，可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科学的路径选择。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挑战与政策建议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有效办法，也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石，更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支撑，对于实现经济动能转换和加快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明晰新基建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比较分析，认为新基建具有提升投资效率、支撑消费升级、创造社会需求、引领转型升级等发展潜力，同时面临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机制不健全和安全风险等挑战，应采用积极有为的投资提振内需、加快形成定制化新基建方案、注意优化投融资模式等措施有效推动新基建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度不断增强,数字化治理能力加速提升,产业数字化应用潜能迸发释放。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利于有效整合现有资源、拓展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十四五”时期,要充分认识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面临的挑战,从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强化基础技术和共性技术研发、打造平台经济新模式激发新动能、加快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深化数字经济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重点发力,打造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增长点,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当前东亚经济走势的新特点

当前,东亚经济回升明显,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日趋增大,但经济的回升与增长过程也面临着多种问题和风险。同时,东亚经济体的增长态势呈现出显著差异,中国越来越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支柱。伴随着走出衰退、走向回升,东亚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也逐步显现出多层面的新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