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主权信用评级模式的经验及启示

发展和完善主权信用评级业是维护我国金融主权和经济安全的重要举措. 以标准普尔、穆迪、惠誉三家评级机构为代表的国际评级机构,均通过综合评估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来展示主权国家的信用状况. 此评级模式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评估方式,评级指标全面、准确、完整,但具有潜意识下的制度偏好,易受主观影响且透明度不高. 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应大力扶持主权信用评级机构发展,建立自己的评级标准和模式,并加强主权信用评级市场的规范和监管.     

中美信用评级监管框架比较及其启示

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不断提高,评级机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但目前我国信用评级行业尚未建立明确的上位法依据,对于利益冲突、信息披露等方面缺少相关规定.本文对美国信用评级行业的监管框架进行研究,并与我国评级行业的监管框架及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从完善监管制度、提高评级机构独立性、加强评级机构信息披露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我国信贷市场评级市场化管理:国际经验和国内探索

近年来,国家大力扶持具有民族品牌的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人民银行积极从信贷市场寻求信用评级业发展的途径,但受我国信贷市场市场化程度低,银行信贷授信方式和风险评估机制固化,对推动第三方评级意愿不强等因素影响,市场主体参与评级的积极性不高,导致信贷市场对外部信用评级的需求动力不足.如何改变发展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制约我国信贷市场信用评级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借鉴欧盟等国际组织及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方面的经验,分别从监管立法、完善准入机制等几个方面,探索构建我国信贷市场信用评级行业管理框架的路径.     

海峡两岸信用评级业发展比较与合作

海峡两岸经济金融环境及信用评级业发展历史的差异,使得两岸在评级市场结构、市场准入条件、评级监管模式、评级法律体系等方面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 在两岸经济交往与融合不断深入的宏观背景下,两岸信用评级业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两岸应拓宽信用评级业务合作领域,加大评级机构合作力度,加强信用评级行业监管协调,增进信用评级同业交流,共同推进两岸信用评级业健康发展.     

次贷危机中的资信评级研究

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人们在反思危机的过程中,也将更多的批评目光投向了资信评级机构,尤其是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本文在阐述了现行资信评级体系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资信评级机构在次贷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负面作用,并研究分析了SEC对三大评级公司的调查及监管建议,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征信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建议。     

信贷市场信用评级市场化监管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国内信用评级业受法律层级低、监管措施缺乏、市场化程度低等因素,制约了我国信贷市场信用评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笔者借鉴美国、德国等国家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方面的经验,探索构建我国信贷市场信用评级行业管理框架的路径。     

两种国际先进风险评估体系的对比及对我国银行监管的启示

为适应新的混业监键体制架构,2001年英国金融服务局研究开发了ARROW风险评估体系,ARROW产生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草案颁布和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实践纵深发展的背景下,代表了欧洲银行业监管的最新成果.本文重点介绍了ARROW风险评级基本框架和主要特点,从评级范围、内容、方法等方面,对ARROW和CAMELS这两种分别代表欧洲和美国监管特色的评级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就我国银行业风险评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了几点可以借鉴和吸取的经验.     

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功”与“过”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成为舆论指责的焦点。毫无疑问,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对此次金融危机负有失察的责任,然而,信息获得的相对有限性,基于历史、模拟的情景假设也令评级方式存在着客观局限。如何恢复信用评级机构受损的社会公信力,文章从变革评级机构内部治理机制和加强政府对信用评级业的监管两个方面提出建议,指出我国信用评级业应坚持“政府驱动型”的发展模式。     

后危机时代我国信用评级法律制度的完善——以金融安全为视角

美国次贷危机证明了信用评级在现代金融体系中的关键作用,一旦信用评级出现问题,将给整个金融系统造成严重冲击。信用评级是金融行业标准制定者,是整个行业的战略制高点,更与国家金融主权和经济安全密切相关。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立法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及信用评级业的监管。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我国亟需完善信用评级法律制度,大力扶持本土信用评级行业发展。     

国际信用评级监管改革对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启示

信用评级机构虚高评级以及频繁下调主权评级等行为造成并加剧了金融市场动荡,各国政府以及实务界要求加强信用评级监管。美国明确了SEC对信用评级的监管责任,要求促进信用评级业的竞争,并认为评级机构应当适用于与审计师类似的法律责任和公共监管。欧盟对信用评级的监管也由"遵守或解释"模式转向行政监督。我国需要优化配置政府监管与评级机构对金融市场风险的监管权力界限,发挥各自监管优势,利用信用评级降低信用违约发生的概率,防止金融网络传播或放大信用风险;避免法规对信用评级的援引,激励大型金融机构发挥其在风险管理中的判断能力;加强对结构性金融产品基础资产信用风险和具体契约特征相关风险评级监管;探索利用"双评级"、投资者付费等模式以及评级机构声誉机制等提高信用评级的准确性,促进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