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实证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文章基于1995～2017年39个国家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得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结论;并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检验结果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更能够促进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影响存在两面性;进一步用中国16个行业2004～2014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国内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产生了挤出效应,对外依存度的提高也会不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文章最后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五大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央企业及单位的OFDI最能够促进中国GVC增加值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更能够提升中国GVC增加值能力,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优化提供了参考。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检验

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母国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国际技术溢出研究的新论题。本文在总览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梳理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母国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模型,并利用10个典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对技术领先国家直接投资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其技术进步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国内研发所代表的吸收能力对技术溢出效应有显著影响;印度和俄罗斯对技术领先国家的直接投资已对其技术进步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其他国家和地区则作用甚微;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中等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其技术进步的作用较小,有些国家和地区甚至表现出抑制作用。     

外向型FDI能促进母国的对外贸易吗?——基于69个国家和地区样本的GMM检验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的诸多方面有正面的影响。文章选取41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28个发达国家和地区2002-2011年的观测样本,实证考察外向型FDI对母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不管是在发达国家样本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样本,在控制了外向型FDI的内生性之后,外向国际直接投资存量对母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没有显著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中国的经验研究

随着大量外资的流人，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也日俱规模，甚至有了“中国将引领第三次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浪潮”之说。哪些因素影响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从母国宏观层面因素出发，利用最新的统计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人均GDP、吸收外资额、国内固定资本形成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性的影响；日益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对中因对外直接投资亦有较为显著性的影响。     

基于产业升级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在分析不同投资区位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产业升级机理的基础上,选取46个样本国家(地区),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GM(1,1)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而对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在逐步减弱;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较小。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产业升级,中国企业应逐步减少对周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并加快发展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走出去”海阔天高

根据《世界投资报告》，截至去年底，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68.1%流入了发达国家，29.8%流入了发展中国家，2.1%流入了中东欧国家。发达国家既是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也是吸收直接投资大国。不仅如此，就发达国家而言，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存量的38.4%流向了西欧，24.9%流向了美、加；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直接投资存量的17.5%流向了亚洲，10.2%流向了拉美与加勒比地区。     

中国大陆对外直接投资的状况和动因：香港个案——兼论FDI和MNCs理论的解释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量吸收外国直接投资（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以下简称ＦＤＩ）的同时，也进行了数额巨大的对外直接投资，而且主要流向发达国家和地区。但按照ＦＤＩ理论，中国大陆作为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应该有如此大规模的对外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和响应机制:2002～2010年

基于"走出去"战略、转型期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四个维度分析中国OFDI东道国响应机制的母国制度效应,并基于2002～2010年中国OFDI在全球99个国家的区位分布进行反向验证,结果表明:"走出去"战略使大规模OFDI在企业未形成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提前出现,大多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能够发挥自身非市场能力的制度环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流向了中国企业拥有更多潜在关系网络资源的国家和地区;从双边经贸制度安排来看,同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促进效应。     

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文章以2004～2014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会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银企关联和政府补贴可以缓解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企业规模越小、成立时间越短、债务水平和税负水平越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越大;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总部所在省份GDP较高时,其对外直接投资受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大。文章拓展了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更有效地发挥母国税收政策对企业"走出去"的促进作用以及增强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启示。     

基于SWOT分析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本文主要是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SWOT分析和促进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发展的建议三个方面进行探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流量不断创新高,投资明显向发达国家倾斜,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仍占主体地位.然后,借助SWOT分析法深刻剖析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劣势、机遇及面临的挑战.最后对于劣势和面临的威胁我国政府和企业应该制定相应的对策及有效措施来积极应对,才能促进我国企业更好的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于中国对重要8国投资面板数据的分析

以2010—2019年中国对8个重要投资国的直接投资数据作为面板数据,根据引力模型,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将会抑制投资母国对该国的投资,而投资母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会促进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后提出相适应的投资母国的建议。     

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

母国制度环境正逐渐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论文运用2003~2011年我国对外投资的省际面板数据,从母国制度环境视角考察制度因素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的教育扶持、科技扶持、金融支持、政策开放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未能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制度环境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力地促进了该区域企业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在促进逆向技术溢出方面仍有待改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与政策展望

中国已是世界上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的投资模式不同,而是遵循一种价值链延伸型的发展趋势。中国的对外投资政策,已经朝着符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的方向改变,但是,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核准与管理制度层面,以及促进政策方面,要有效地支持中国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价值链延伸型为主的对外直接投资,还需做出一些调整。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动态规划方法,构建了一个关于FDI流量流向决定的一般性模型,将影响投资决策的母国和东道国双方区位因素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中。模型同时分析了投资流向选择和流量选择,并证明这两种选择具有一致性。模型的政策含义在于:(1)作为投资母国的政府应构建本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核心竞争力,了解投资国区位因素及其子因素的特点;(2)作为东道国,应为投资制定稳定开放的政策,创造宽松灵活的软环境,提高服务水平。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与发展趋向研究

随着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不断扩展,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也在不断地深化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可分为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两大类,本文从该视角对理论的演变进行了梳理,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向进行了探讨.     

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思考

本文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不能过于集中,目前的对策是重点投资东南亚地区,开展对发达国家周边发展中国家和资源丰富国家的投资,鼓励中小企业投资发展中国家,有针对地投资发达国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的区域差异分析

出于进一步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之目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的区域差异。经过对中国全国范围内及各省(市、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的检验,结果证实:在长期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间正相关,而最近8年各省(市、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一线城市"及沿边省份呈微弱负相关,其余省份为正相关。文章提出应针对不同区域采取有针对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并加强适龄劳动力可就业能力培养,以进一步减小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区域差异。     

“凿空之旅”泽万民:“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如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文章基于2003-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PSM-DID）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长期内整体上提高了职工的工资份额。考虑企业所处地区、行业和劳动者的异质性后,结论仍然稳健。具体而言,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提高了创新能力、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了母国职工工资份额。此外,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高技能劳动力的偏向性,母国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份额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得以显著提升,但对于母国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份额影响不显著。文章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和具体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     

全球FDI流动新特点

2002年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向大体延续了以往的特点，发达国家在国际直接投资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则相对削弱，但是它也出现了新的特征-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两极化趋势深化，这种非均衡发展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路径经济增长潜力和投资环境的差别引起的。     

日本的亚太投资战略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特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新统计资料,自80年代后半期以来,全球范围的国际直接投资急剧增长,从1985年的470亿美元增至1989年的1320亿美元。1985～1989年间,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绝对量有所增加,但,其增长幅度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国际资本流动的有利格局是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日本和西欧之间对向流动,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十分有限,许多发展中国家仍面临资金匮乏的严峻局面。进入9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更加扩大。此外,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出现了地区高度集中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