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双目标基础货币规则的设定

通过VEC模型研究发现,我国基础货币增长率、实际GDP增长率、CPI、货币流通速度之间具有趋势特征,存在显著相关性,基础货币的可控性与可测性良好且流通速度较为稳定;基础货币对实际GDP增长率偏差的反应程度要高于通货膨胀率偏差,需在规则设定中赋予更大的权重;能实现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双重目标的基础货币规则,其目标值的设定可以是点或是区间,而区间目标既能体现规则的严肃性又能实现操作的灵活性,还能满足货币政策逆风向调节的本质特征。     

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

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正在推进过程中,在存贷利率管制完全放开之前,货币市场利率在货币政策传导方面正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主要研究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1)作为准市场利率的货币市场利率对部分实体经济变量有较强的解释能力,甚至优于M2的解释能力,但对另外一部分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不显著;(2)货币市场利率对通货膨胀率的短期调控能力较弱,货币市场利率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通胀预期的引导;(3)利率管制是利率传导机制部分失效的重要原因,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利率传导机制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国货币—产出非对称影响关系的实证研究

货币与产出之间的非对称影响关系研究,近年来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文运用平滑迁移向量误差修正(STVECM)模型,对1989—2007年我国货币与产出之间是否存在非对称影响关系展开实证分析。引入年产出增长率、年货币增长率以及年通货膨胀率的年度变化作为转移变量,线性检验表明我国货币、产出和价格系统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通过模型估计识别了我国货币—产出关系的经济和/或政策状态相依性;运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进一步证明了两者之间是一种非对称关系。概括来说,我国货币对产出的影响关系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其依赖于经济周期的高速增长和低速增长阶段、货币供给的高速增长和低速增长阶段以及通货膨胀率的加速和减速阶段。     

双目标货币工具规则的最优设定与选择

基础货币、短期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两种工具与实际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中央银行可以根据这两种货币工具来分别设定满足双重目标要求的货币政策规则.在规则约束下,利率对通货膨胀偏差的反应程度要高于经济增长偏差,而基础货币对经济增长偏差则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基础货币规则能够实现逆经济风向调节,而利率规则却表现出顺周期调节特征.在实现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的目标时,可在规则中将两个目标值设定为点或区间,由于点目标在操作中缺乏灵活性,所以,适宜将目标设定成一个区间.在货币工具规则的选择上,基础货币规则要比利率规则更适合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规范.     

中国货币供给路径与经济波动轨迹——现金先行模型与校准分析

我国货币经济的数据特征表明,货币供给路径与宏观经济的波动轨迹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本文基于现金先行模型方法,将货币因素纳入到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来进行考察,并对差分方程系统中的参数与变量稳态值进行校准,通过数值模拟得到模型经济数据。将模型经济数据与实际经济数据进行比对发现,模型经济能较好地解释了实际经济的波动情况,对产出波动的解释达到80.5%。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发现,我国货币政策不仅对产出等实际变量存在影响,而且对通货膨胀率、名义利率等名义变量的影响更大,货币具有偏向中性的特点。     

泰勒规则在中国的协整检验

本文在全面分析泰勒规则的理论含义和实际应用的基础上 ,运用协整分析方法估计我国泰勒规则的具体形式。检验结果表明 ,泰勒规则可以恰当地描述我国银行间拆借利率的具体走势 ,并充当央行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时滞问题 ,本文尝试引入前瞻性泰勒规则 ,用预期通货膨胀率缺口代替原有的通货膨胀率缺口作为估计变量 ,对泰勒规则作进一步修正     

基于金融稳定的货币政策框架修正研究

文章构造了一个四期二叉树模型,对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仅以维护货币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无法同时实现金融稳定。基于此,文章对货币政策框架进行了修正,将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纳入统一的货币政策框架予以考察,并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进行了实证分析。VAR检验结果表明,银行信贷增长率和房地产价格指数都是我国货币政策应当关注的金融稳定指标。货币政策应根据金融稳定指标进行逆周期调控,调控重点是金融稳定指标预期,而非稳定指标本身。     

非线性泰勒规则及其政策效果——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以通货膨胀率为转换变量,建立了Logistic平滑转换形式的非线性泰勒规则,并将其纳入到具有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中进行分析.文章利用1996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数据通过贝叶斯估计,测定了货币政策拐点和转换速度,并进一步分析了各冲击因素对经济波动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研究表明实际货币余额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造成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因此,合理运用货币政策、调整短期利率,是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管理通货膨胀的关键.     

通货膨胀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实证检验

通货膨胀在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原因是通货膨胀过高会给社会造成较高的成本,本文分析认为不仅未预期的通货膨胀而且预期通货膨胀也带来一定的成本,通货膨胀目标在各国都不为零.通过对我国货币供给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进行单位根检验和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表明,我国现阶段货币政策实施中货币供给仍然是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货币供给通过影响通货膨胀而作用于经济运行.     

近年来我国宏观货币政策力度剖析

在2008-2009年我国发生经济收缩的阶段,中央银行大规模增加货币供给和降低利率,有力地抵御了经济收缩,但也导致资产价格上升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2010年的通货膨胀。在2010-2011年我国发生通货膨胀的阶段,中央银行大规模收缩货币供给和提高利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通货膨胀,但没有解决成本因素导致的通货膨胀,同时还造成了信贷紧缺和经济收缩的压力。近年宏观货币政策的实践表明,我国宏观货币政策存在力度过大的问题。因此,我国需要建立新的宏观货币政策规则,即稳定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和利率水平,使货币供给和利率随着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目标增长率的差额,以及实际通货膨胀率与目标通货膨胀率的差额进行适度调整。     

增量形式的货币数量方程式研究及其实证分析

本文在对以Fisher和Friedman提出的存量货币数量方程式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增量货币数量方程式。当方程式中的变量以变化率形式表示时,增量货币数量方程式中货币的超额增长率代替了存量货币数量方程式中货币的流通加速度。通过对1991—2009年中国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增量货币数量方程式下,各类货币如M0、M1、M2等,货币的超额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很强且很显著。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我国货币超发的背景下,从实证方面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结果发现通货膨胀率、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货币供给量增长率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正向促进通货膨胀,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短期波动调节机制,当期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的程度中0.96倍在下一期会被调整。另外,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八大综合经济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程度的地区差异。     

包含货币因素的利率规则及其在我国的实证检验

本文根据新凯恩斯模型和货币需求方程,通过理论分析得到了包含货币因素的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表明,货币增长率稳定性权重或货币需求方程的利率响应系数越大,利率规则的货币增长率响应系数越大,货币政策也就愈积极。然后,本文利用线性回归和门限回归方法及我国统计数据,从市场利率和管制利率两方面对利率规则进行了实证研究。估计结果表明,通胀系数、产出缺口和货币增长率各自的响应系数都大于0,这意味着利率规则能够保证当我国经济运行偏离均衡状态或央行目标时采取正确的政策调整方向,从而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货币高增长状态下各个变量的系数值都要稍微大于货币低增长状态下相应的系数值。     

我国M1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 一个合理选择

本文定义了货币M1的一个新增长率,以其值作为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中介目标值;定义了货币M1的一个超额增长率,以其负值作为与通货膨胀率相适应的中介目标值;在此基础上,重新确定M1货币增长率的值作为中介目标值。实证表明在中国这样确定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值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最终目标一致。     

中国货币需求均衡水平调节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以收入、股票市场市值、利率、预期通货膨胀率以及汇率为自变量的货币需求计量模型,本文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以我国1994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数据为样本,对我国货币需求的均衡水平调节状态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以上变量与实际货币需求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货币需求在短期内存在向长期均衡水平调整的自发调节机制,各自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程度各异且具有不同的动态过程。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我国货币需求的协整分析及其货币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协整以及弱外生和短期因果关系检验 ,对我国货币需求的长期稳定性进行实证 ,由此而产生的主要结论为 :我国货币需求的长期稳定性 (协整 )依赖于时间趋势 ,货币政策目标变量为M1,实际货币政策效应主要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我国货币需求和利率是关于协整向量的弱外生变量。基于上述结论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为 :当前的货币政策重点应转向于防范通胀     

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问题的再探讨——基于联立方程回归的实证研究

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对此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思路与实施效果,因此需要我们给出清晰的回答。目前,对于我国货币供给内生与否的问题虽然已多有论述,但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外生说"缺少实证检验,"内生说"虽有大量的实证检验,但所采用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存在严重的缺陷,这包括:(1)它偏离了经济学关于判断货币供给内生或外生的标准;(2)它在确定解释变量时具有太大的随意性。为此,本文首先明确了判断标准;其次使用TSLS方法对我国货币的供求函数同时进行了估计。按照明确后的标准,估计的结果显示我国货币供给在现阶段依然是外生的。最后澄清了关于货币外生供给的一些误解。     

汇率变动对货币政策操作变量的影响——理论分析及对中国的检验

汇率变动对货币政策操作变量的影响是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关系到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目标和工具的选择,以及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和配合。本文从理论上梳理了汇率变动对货币政策操作变量(即利率和基础货币)的影响渠道,并以货币政策规则模型为基础,对中国1996-2007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基础货币和利率都对中美实际汇率的变动作出了显著的反应,中美实际汇率升值引起基础货币增加而名义利率上升,这意味着我们在构建新的宏观调控框架时要考虑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货币政策的操作过程中不能轻易地放弃汇率目标而专注于通货膨胀目标。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

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有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两种途径,但国内学者对于不同渠道的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存在一定的分歧。自1998年开始,我国金融宏观调控方式逐步转化,货币市场进一步发展,逐步形成货币政策的间接传导机制。本文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自回归、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对1998年到2008年间的季度数据实证检验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间接调控体系建立以后,从影响的显著性来看,贷款和M2都对产出和通货膨胀有显著影响,但是一方面贷款对产出的影响略高于M2的影响,另一方面贷款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略低于M2的影响。从稳定性来看,信贷渠道也优于货币渠道。另外M1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很不稳定,关系不明显。因此,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言,应该选择将贷款和M2同时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贷款为主,M2为辅,但是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货币政策货币渠道将越来越大。     

货币增长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波动溢出”假说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关系的理论研究,提出货币增长不确定性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波动溢出的计量检验假说,并利用中国数据,运用多元GARCH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存在货币增长不确定性显著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波动溢出的效应。这意味着,货币增长不确定性具有提供有关预测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信息的能力。同时也表明,货币增长不确定性是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重要解释变量,其重要性不应被忽视。实证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减少货币增长不确定性是降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重要途径,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稳健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显著降低的现实支持了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