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城市的工资高吗?——来自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收入证据

运用2008年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收入数据(RUMiCI),本文分析我国不同规模城市的工资升水是否存在,并探讨其产生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控制住劳动者的可观测能力特征,城市规模的工资升水并不大,而进一步考虑劳动者的不可观测能力特征和选择偏差问题,大城市劳动者的收入优势不再存在,甚至可能出现收入劣势。大城市的互动效应和学习效应只部分地得到证明。论文为城市聚集的劳动力市场影响、劳动力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合理配置以及城市间劳动者收入差距的缩小等问题提供了启示。     

城市群集聚空间外部性如何影响城市规模工资溢价?

本文利用2013年CHIP数据,发现城市群集聚能够促进城市规模工资溢价上升,这缘于城市群集聚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工资存在异质性作用,即城市群集聚能够提高大城市工资,但会对小城市工资产生负面影响。在克服劳动力空间自选择、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所得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城市群集聚通过强化大城市对高技能劳动力的虹吸效应提升大城市工资,并通过加速小城市高技能劳动力流失对小城市工资产生负向作用。     

中国大城市的企业生产率溢价之谜

基于双城模型,本文构建了大城市企业生产率溢价的概念框架,考察了选择效应、分类效应、集聚效应与竞争效应如何导致城市间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分布差异;同时,基于1998—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回答了中国大城市的企业生产率溢价之谜。研究发现:(1)城市的企业生产率溢价是集聚效应、选择效应、分类效应和竞争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行业中这四种作用的溢价贡献不同;(2)集聚效应提高了大部分行业的企业生产率溢价;(3)竞争效应不一定导致大城市企业生产率呈现更大的"贫富不均";(4)城市间异质性企业区位选择存在着"水往高处流"现象;(5)大城市并不一定有更高的市场进入门槛。     

外来劳动力的工资溢价研究

我国外来劳动力呈现出城—城流动占比提高和素质明显提升的新特征,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的工资差异及其背后的成因机制。主要研究结论为：(1)外来劳动力相较于本地劳动力获得了11.2%的工资溢价。不论是乡—城流动还是城—城流动,不论是跨省流动还是省内流动,与相同户口类型和相同技能的本地劳动力相比,外来劳动力皆获得了更高的工资溢价。(2)高技能对于外来劳动力的工资溢价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本地劳动力相比,外来劳动力的高技能工资溢价率为22%,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中更加明显。(3)外来劳动力的工资溢价,来源于自选择效应和国有部门歧视型被选择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中部门分割的流动性障碍问题亟待解决。     

中国省会城市工资溢价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利用2000-2006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对中国省会与非省会城市之间的工资溢价效应进行研究.借助OLS基准模型发现,具有相似特征的工人,在省会城市工作获得的工资比在非省会城市平均高出14%.运用MundlakChamberlain随机效应模型,控制城市的生活成本,上述省会城市的工资溢价至少减少至7%,因此省会城市的工资溢价部分体现为对较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回报.余下的工资溢价随着模型加入通勤时间而消失,这一结果和城市经济学空间均衡理论的预测相一致,并确定了省会城市聚集经济效应的存在.考虑到我国近年来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文章将研究扩展到工资分位数的研究,处于较高工资区间的工人明显享受到更多省会城市带来的优势.这些结果突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微观层面研究的重要性.     

城市规模对劳动力工资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中国2017年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实证

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劳动力在不同城市规模下的个人特征、就业特征和流动特征分布现状,使用最近邻匹配法实证研究城市规模对劳动力工资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在一定范围内对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确实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当城市规模超过1000万人口规模,其对工资的影响效应将会下降.据此,为有效缩小劳动力收入差距,引导流动人口有序流动,提出破除城市间的生产要素壁垒、逐步放开户籍限制、促进城市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最低工资法、集体协议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

在中国,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额逐年下降已经成为典型化事实,比较流行和直观的解释是中国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从而压低了劳动者的工资.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忽视了制约劳动力市场的最低工资法和集体协议力量等制度因素.本文基于对辽宁省部分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企业缺少最低工资法和集体协议等劳资关系的协调机制是导致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为此,本文对实施最低工资法和集体协议制度可能产生的就业效应和分配效应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高校扩招能够改善工资扭曲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劳动力供给对工资扭曲影响的相关研究往往受限于内生性问题,难以得到可靠的结论.本文将高校扩招视为劳动力供给的外生冲击,创新性地构造高校扩招的测度指标,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这一政策对工资扭曲的因果效应.结果显示:高校扩招显著降低了工资扭曲程度.机制检验表明:"规模效应"和"空间效应"是两个重要机制;"规模效应"表现为高校扩招吸收潜在过剩劳动力,降低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所致的工资扭曲效应;"空间效应"表现为人口流动对工资扭曲的影响会随着城市规模提升由抑制转为促进.异质性检验表明:相比于其他类型的企业,高校扩招对国有企业的工资扭曲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而在城市层面,中间规模城市的工资扭曲下降最多.     

产业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规模扩张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从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综合视角探讨了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均有助于提高本市人口规模,但对周边城市却产生了负向空间外溢效应,且专业化集聚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多样化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不仅提高了本市和周边城市人口规模,而且能够在城市人口增长中与产业集聚形成协同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民生类公共服务对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且产业集聚模式越符合当地优势条件,其集聚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发挥得就越充分。其中,专业化集聚主要基于第一自然集聚优势、劳动力蓄水池效应和制造业中间投入的空间共享机制而发挥作用,而多样化集聚则主要基于中间服务的空间共享机制和空间技术外溢效应而产生影响。在适宜性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双重作用下,多数Ⅰ型及以上大城市拥挤效应得到明显缓解,依然具有很强的人口吸纳能力;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产业集聚模式与城市规模特征更为匹配,有助于扭转结构错配、持续推进人口城市化。     

农民工市民化的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基于动态CGE的模拟分析

文章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HINAGEM)并考虑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职业依赖”特征,在多元劳动力转移矩阵中引入了农民工和城市非熟练劳动力的流动机制,设置了分阶段农民工市民化模拟场景,运用实际与拟合数据评估其动态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和农民工“替代效应”引致的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的变化,直接改善了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并通过不同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变动促进了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向熟练劳动力的升级,实现了整个就业市场的结构优化;在供给方面,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带动了不同行业的资本存量积累,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在需求方面,国民收入的改善促进了长期消费增长,而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整体下降则提升了出口规模.因此,农民工的市民化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长期的红利.     

全球价值链参与对企业工资的影响研究

在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计算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情况,并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方法研究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其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促进了人均工资的提升,该结论在加入滞后项以及使用双重差分的方法控制内生性后均十分稳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支付的工资比出口企业更高,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工资溢价效应对重工业、私营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更大,全球价值链对高技能工人工资的促进作用更大。从提升我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角度来说,需要继续推进和深化我国企业参与全球化的进程。     

城市人力资本的分化:探索不同技能劳动者的互补和空间集聚

在城市里,具有高、低技能的劳动力之间具有互补性,能够互相促进对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文章利用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来考察中国城市的技能分布及变化情况,得到以下三点结论:首先,高技能劳动力是城市发展的引擎,它会促进城市工资提升、人口增加。其次,大城市会促进技能互补,使得大城市中不仅有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也可能会有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高、低技能的劳动力同时向大城市集聚。最后,我们发现中国的大城市抑制了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其背后原因是高技能偏向性的落户政策导致低技能劳动力相对于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受限,这不利于提升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和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城市服务业对工业发展是否具有溢出效应?

文章将服务业纳入工业生产函数,构建了动态两部门模型,以此为基础研究了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服务业发展的溢出效应,并将其分解为技术外溢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进一步又采用了2003-2013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就技术外溢效应而言,整体上城市服务业对工业发展具有正向技术外溢效应,中西部城市大于东部城市,中等规模城市大于大城市和小城市;就要素配置效应而言,整体上城市服务业发展具有负向要素配置效应,但大小城市均呈正向效应而中等规模城市则呈负向.最后,将服务业细分为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东部城市生活性服务业技术外溢效应大于中西部城市,而生产性服务业则相反.     

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发展构想

2001年，日本的数十位经济学者对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考察后指出：21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大城市圈。对于工业发展来说，大城市圈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劳动力的充足性和产业集聚效应等要素优势决定了工业尤其是汽车业的大城市指向。在“2006年中国行业发展报告会”上，权威人士透露，在“十一五”期间，国家将增强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作用，以形成若干家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汽车生产企业集团。在都市圈经济不断带动工业发展的今天，京津冀地区汽车产业的发展成为人们日益关心的问题。     

城市的力量:农民工层级迁移与工资溢价

中国特有的城市行政层级体系,以"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向"为特征,强化了农民工向高行政层级城市迁移的惯性趋势.文章利用2013年和2019年的千村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的层级迁移行为及工资溢价效应.结果显示:首先,行政级别高的城市更容易吸引文化程度高、工作经验丰富和有配偶随迁的农民工,而携带子女随迁的农民工更倾向于普通地级市.其次,行政级别高的城市促进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水平.最后,研究发现城市的行政级别会通过房价、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中介作用产生工资溢价.总之,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增长的过程:初始阶段,行政层级通过城市集聚效应、生活成本补偿的市场价格力量产生工资溢价.随着要素集聚导致城市扩张,基础设施的承载力跟不上人口的增速,就通过行政力量再次分配公共服务资源来调节人口流动.因此,需要平衡城市的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构建合理的"等级-规模"分布层级结构,并且均等分配公共服务资源,引导异质性农民工分类分层迁移和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     

集聚经济是否影响了企业生命周期——基于企业退出行为视角

集聚经济具体划分为地方化经济(侧重同一产业)和城市化经济(侧重不同产业)两种效应,集聚经济对企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此,集聚经济与企业退出行为的关系研究尤为必要.由于集聚经济具有时间依存性,本文运用Cox-Aalen模型估计中国工业企业1999-2009年的退出行为,结果显示地方化经济对企业生存有负向影响,以城市规模和多样化衡量的城市化经济仅在企业初建期提高了企业的生存概率.因此,中国企业可能只是地理位置上的聚集而并未充分发挥集聚经济的外溢效应,中国城市化进程应当充分注意因过度拥挤和竞争对企业产生的负影响.     

中国城市化对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影响的收入效应与示范效应:2000年～2009年

笔者运用2000年～ 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城市化与农村消费的关系进行深入考察;通过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分解,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收入效应及示范效应进行衡量.结果表明,城市化进程确实对农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并且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提升效应更明显;城市化对农村消费的收入效应主要通过工资收入渠道起作用;城市化进程中的示范效应主要通过非刚性消费品拉动农村消费增长.最后,笔者从实证结果出发,提出促进农村平均消费水平上升的城市化渠道的深层次含义,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政府管制与中国大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职业配置——以上海市卢湾区为例

中国大城市劳动力市场已经演变成具有"二元"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其中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职业构成差异不能仅仅用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来解释,它还与城市政府的选择性管制有关。虽然中央政府已经逐渐取消针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限制,但地方政府借助户籍制度实行的隐性、间接管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配置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是外来劳动力在职业选择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重要原因。     

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本文使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在我国大中城市中,劳动力流动对本地劳动者就业率和工资的影响。我们发现,外来劳动力对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率和工资均具有统计上显著的负向作用,但是影响的规模非常小。对于全部教育组平均而言,外来劳动力每增加10%,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率下降0.3%,工资下降0.65%;对于中低教育水平(高中及以下)的城市本地劳动力而言,外来劳动力的影响程度相对高一些,但是仍然不算大。另外,我们发现,外来劳动力对本地职工工资的影响,要大于对就业率的影响,说明城市本地劳动力对于外来劳动力存在有限的反应,主要体现在降低保留工资,而非放弃工作机会。     

城镇本地与迁移劳动力工资差异变化:“天花板”还是“黏地板”?

文章使用中国城市劳动力抽样调查(CULS)2001年、2005年和2010年数据,采用重设权重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对城镇本地与迁移劳动力在不同分位数上的工资差距进行了分解。研究发现:第一,从纵向变化来看,在工资分布的不同分位数上,工资差距的构成效应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而由市场歧视造成的结构效应则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第二,城镇本地与迁移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存在不对称现象,工资收入分布末端的工资差距较大,符合"黏地板效应",并且工资差距来源中的结构效应显著大于构成效应;第三,"黏地板效应"与低收入迁移劳动力群体的一些特征相联系;第四,在收入分布的顶端,城镇本地与迁移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较小,原因是可观测特征(如受教育水平)的差别较小,并且结构效应也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