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QUIDITY CONSTRAINT, GOVERNMENT CONSUMPTION SUBSTITUFION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VOLATILITY IN CHINA

本文借用两个相关的模型探讨流动性约束和政府消费替代对于我国居民消费过度波动现象的解释力,发现流动性约束和政府消费分别通过弱化居民消费跨期优化能力和增强其对居民消费替代作用的渠道来增加居民消费波动,且前者的作用强于后者.本文同时发现流动性约束的增加减损居民福利,而政府消费替代比例的增加则能提高居民福利.     

中国中小板市场的“特质波动率之谜”

利用中小板指数和上证指数的日超额收益率数据,采用半参数局部多项式回归法,研究了中国中小板市场的特质波动率与横截面收益率的关系,探讨了中国中小板市场是否存在"特质波动率之谜"现象。结果显示:总的来说,中国中小板市场的特质波动率与横截面收益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这种正相关关系并不稳定;当股票市场行情较好时,中小板市场的特质波动率与横截面收益率正相关;当股票市场行情较差时,两者负相关;当上证指数的日超额收益率为负时,中小板市场出现"特质波动率之谜"现象。     

中国信贷歧视的福利成本*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信贷歧视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特有的现象。本文构建了一个具有信贷歧视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计算中国信贷歧视的福利成本。计算结果表明,信贷歧视大约会使整体社会的福利损失增加62%,其原因在于信贷歧视加剧了民营企业的产出波动并进而放大了通胀波动。本文进一步对比了不同货币政策下的福利损失,发现信贷歧视均会产生福利成本。据此,本文认为信贷歧视必须予以破除,从而消除信贷歧视带来的福利成本。     

流动性约束、政府消费替代与中国居民消费波动

本文借用两个相关的模型探讨流动性约束和政府消费替代对于我国居民消费过度波动现象的解释力,发现流动性约束和政府消费分别通过弱化居民消费跨期优化能力和增强其对居民消费替代作用的渠道来增加居民消费波动,且前者的作用强于后者。本文同时发现流动性约束的增加减损居民福利,而政府消费替代比例的增加则能提高居民福利。     

产品市场竞争、成长性与股票特质性波动——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0~2012年数据为样本,检验"竞争—风险"("PMC—风险")关联,研究发现:中国资本市场的特质性波动已处于较高水平,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波动特征;"PMC—风险"的非线性关联(U型),即产品市场的适度竞争能有效缓解特质性波动,而日趋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会显著加剧特质性波动。成长性差异是影响"PMC—风险"效应的一个关键环境变量,处于新兴/转轨经济背景下的中国上市公司普遍面临的高成长压力是加剧其产品市场竞争并进而引致股票回报显著波动的一个重要推手,高成长压力具有"竞争加剧效应"。     

公司特质波动在上升吗?——基于文献的述评

文章针对目前金融经济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公司特质波动,从两个方面进行文献述评:特质波动测度和时间趋势。公司特质波动的测度方法主要依赖于资产定价模型的选择,因此,其误差根据方法的不同而各异;在时间趋势方面,众多学者对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股市存在明显的特质波动上升趋势从各种角度予以解释;由于针对公司特质波动的研究刚刚展开,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较少,大部分仅对中国A股市场平均特质波动水平进行相关测度。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文章提出进一步的研究展望,为今后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之用。     

损失规避与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研究

目前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研究均建立在基于消费的效用函数基础上,而引入收入波动后我们发现:收入波动导致的福利成本才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本文定义的偏好具有损失规避的特点,在比较温和的参数设定下,考虑了收入波动后得到的福利成本指标λ在1.4%—13.4%之间,比此前各种技术方法得到的λ值提高了1—2个数量级。采用中国转型期以来的统计数据,消除短期波动的福利效果等同于将消费的长期增长率再提高约0.25个百分点,这表明如能进一步稳定经济的运行,仍会带来可观的福利提升。     

中国转型期城乡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分析

本文在卢卡斯理论模型基础上,拓展并构建了估算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理论模型,采用中国1978-2005年度数据估算城乡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并分析城乡居民收入波动福利成本的跨时差异性。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取决于居民收入波动率和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当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相同时,总体来说,在1978-2005年间,城镇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大于农村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在考虑跨时差异性情形下,在1978-1992年间,城镇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大于农村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但在1993-2005年间,城镇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却小于农村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横向比较结果显示,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大于消费波动的福利成本。在中国转型期,随着住房、养老、医疗、就业和教育等方面改革进程的逐步展开,居民会提高对未来收入不确定程度的预期,因此中国应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最终确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通胀与经济增长放缓福利 成本的比较研究

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通常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远高于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因而“保增长”的重要性远高于“防通胀”。本文认为这一判断已经不再适用于我国当前情况,核心原因是当前家庭的财产积累水平较以往有了大幅度提高,通胀将通过财产再分配效应造成严重的社会福利损失。经过计算发现：在各组参数设定下,5%的通胀和经济增速下滑一个百分点所造成的社会总福利成本（对消费的补偿比例）分别平均是18%和59%;通胀福利成本与增长放缓福利成本之比平均为329%,相比之下,在不考虑财产再分配效应的计算方法中,该比例仅为约16%。这说明在中长期“保增长”和“防通胀”都具有重要的社会福利意义,因此宏观调控应该将二者都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     

中国的实际经济周期与税收政策效应

本文构建了财政税收的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及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1)引入财政收支冲击的RBC模型能够解释70%以上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政府支出冲击加剧中国实体经济波动,而税收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显著。(2)降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税率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带动资本和劳动的供给增加,降低劳动收入税率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增长,降低资本收入税率则起到抑制作用,调整劳动收入税率的政策效果更强。(3)资本收入税率与社会福利呈正相关和非对称性,劳动收入税率与社会福利呈负相关和非对称性,技术冲击和财政冲击的共同作用使得结构性税收调整政策的福利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两种税率的同向变动对社会福利具有放大作用,两者的反向变动对社会福利具有削弱作用。     

中国城乡分项消费波动的异质性福利损失研究

本文在对消费波动的福利损失基准模型进行扩展的基础上,从理论和经验分析两个维度对中国城乡居民分项消费波动的福利损失差异进行系统性研究,为改善民生提供了来自稳定分项消费视角的决策参考.研究发现:农民分项消费波动的福利损失往往比城镇居民的更大,但医疗保健和居住除外;就城镇居民而言,居住和医疗保健消费波动的福利损失依次为最大和次大,为此稳定房价和医疗体制改革成为提升城镇居民福祉的关键;农民家庭设备消费波动的福利损失在城乡居民所有分项消费中最大,但剔除耐用品后明显降低,表明“家电下乡”之类的政策适合阶段性开展;农民文教娱乐消费波动的福利损失为农民分项消费中次大,凸显了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严峻性.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深入理解居民消费波动的福利效应提供了依据,并为如何完善差异化的稳定性政策和提升公众福利提供了政策启示.     

损失规避与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研究

目前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研究均建立在基于消费的效用函数基础上，而引入收入波动后我们发现：收入波动导致的福利成本才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本文定义的偏好具有损失规避的特点，在比较温和的参数设定下，考虑了收入波动后得到的福利成本指标A在1．4％--13．4％之间，比此前各种技术方法得到的A值提高了1—2个数量级。采用中国转型期以来的统计数据，消除短期波动的福利效果等同于将消费的长期增长率再提高约0．25个百分点，这表明如能进一步稳定经济的运行，仍会带来可观的福利提升。     

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研究——从技术的推进到思想的拓展

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研究的早期量化分析认为,经济波动造成的福利成本微不足道,这一结论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基本观点的一个重要支撑.而在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研究的后续研究中,这一领域在技术和思想上不断推进,尤其是增长效应、危机效应等新的福利机制不断被挖掘出来,使得我们对经济波动影响社会福利的机制有了更深入了解,也使得早期结论受到相当的质疑.     

中国消费风险分担偏低之谜

居民部门福利水平,不仅决定于收入与消费的绝对水平,也取决于其波动水平即风险程度。通过金融市场和财政转移支付而实现的收入的交换流通,以降低本地消费与本地产出的相关性分担本地产出波动导致的居民消费的风险。本文计算了1985—2011年中国消费风险分担的趋势,发现中国省级消费风险分担水平偏低而且增加趋势不明显。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采取的地方保护行为,严重抑制了财政转移支付和银行信贷市场在分担消费风险中的作用,直接造成了中国较低的消费风险分担水平。而金融业的国有化,则没有呈现出类似的影响。本文的结论对中国未来统筹区域经济发展和金融业市场化改革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家庭债务、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的动态相关性分析

笔者采用1997年～2009年相关统计数据,考察了中国家庭债务、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家庭债务、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存在均衡关系,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影响显著,但家庭债务拉动居民消费的直接效应较小;从短期波动关系来看,当居民消费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42的调整力度把非均衡状态拉到均衡状态.要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应加快金融市场建设,注重发挥住房的财富效应并合理配置家庭资产结构.     

行业专家型独立董事与公司特质信息的解读

公司特质信息的传递效率,对上市公司股价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本文利用中国资本市场的数据,基于市场化程度、投资环境专业性、投资前景三个路径实证检验了行业专家型独立董事对公司特质信息释放的影响.研究发现:行业专家型独立董事削弱了政府干预对特质信息的影响,增进了公司内外投资专家对特质信息的解析效率,促进了具有良好投资前景公司特质信息的释放.从结果来看,专家型行业独立董事提高了公司特质信息的传递效率.     

基于贝弗里奇—尼尔森分解方法的中国经济周期福利成本估算

本文利用消费序列非平稳下的贝弗里奇-尼尔森分解方法估算了中国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并与基于消费序列平稳下的线性方法和HP滤波分解方法的计算结果进行了比较.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很大,约为美国的2-5倍;且基于消费序列平稳下的线性方法和HP滤波分解方法低估了中国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国政府在积极促进经济增长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熨平宏观经济波动上,使中国经济更加平稳的增长.     

保险发展、市场结构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

本文在一个封闭的拉姆齐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代表性行为人具有有限生命的条件,探讨保险发展、市场结构改变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发现保险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可增进社会福利,保险市场垄断降低竞争加强会提高福利.然后,本文利用中国31个省市在2005-2014 年间的面板数据,考虑内生性,采用2SLS方法,进一步将保险发展划分为为保险深度与保险赔付两个层次,对保险发展与保险市场结构影响福利的规律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保险深度、保险赔付均可显著提高福利水平,同时保险市场垄断程度的降低会显著提高福利水平.基于面板门槛回归表明,保险深度、赔付与市场结构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存在较为明显的门槛效应.     

中国通货膨胀对社会福利影响的实证分析

通货膨胀究竟会给社会福利水平带来多大的影响,这是经济学者和各级政府所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双对数货币需求函数,结合中国1992—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应用计量经济学前沿方法得到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和相应参数值,然后使用消费者剩余方法和变异补偿方法来具体估算中国通货膨胀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将利率从14%降至3%会改善社会的福利水平,其数值相当于增加实际产出的0.67%;将利率从3%降至零带来的福利收益相当于增加实际产出的0.19%;通货膨胀越高,社会福利水平越低,因此,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维持低通货膨胀.     

波动减缓增速视角省际经济波动福利损失研究

经济波动减缓经济增速的福利效应研究为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新视角。经济波动不仅直接降低居民福利,还通过减缓经济增速间接降低居民福利。本文基于考虑波动减缓增速的拓展模型,使用1985—2007年省际数据测度经济波动对异质居民的福利影响。研究发现:各省份福利损失完全不同;所有省份福利损失明显大于已有研究结果,是采用基准模型测度结果的12—22倍;人口加权后地区福利损失存在显著差异,沿海福利损失超过内陆。为改善民生,须降低经济波幅,稳定政策应具有地区差异化特征,地方政府应以政策实施者身份介入稳定经济的过程;还需弱化居民消费波幅,重要政策手段包括提高并协调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构建风险控制系统、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