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共智共策共享”社区更新与治理模式——基于广州社区微更新实证

在西方发达国家,协作规划理念被广泛应用于社区发展项目,但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随着城市再开发的深入,我国城市存量空间发展模式已从释放土地资源为主的物质性更新,转入综合性的社区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广州率先进行了一系列社区参与下的微更新实践,展现出多元主体协作理念在城市更新中的萌芽,并显示出新时期城市更新的目标延展,即从物质空间改造拓展至包含社会经济、历史文脉、空间环境等在内的多维度更新。通过梳理中西方社区更新与治理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提出由土地价值、地方知识、社会资本与社区善治四个维度构成的社区协作体系,并以永庆片区、泮塘五约与深井社区三个社区微更新案例为实证对象,探索适合我国的社区更新与治理新路径。研究进一步提出建立社区更新协作体系、完善地方知识众筹机制、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策略,最终实现“共智共策共享”模式下的社区可持续发展。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探析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主要历史时期。变迁的轨迹实际上是多元社会组织参与共治、政府逐步下放权力的过程。现行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背景下,在公共组织之外出现了多中心社会力量的组合和分化,但分化和多元的社会组织并没有进入组织化程序,也没有获得整合而进入公共体系当中。这使得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乡村社会的发展变化,急需进行一次现代转型,建立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多元共治模式。     

多中心治理视域下的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是以儿童友好为内核的集政策、权利、服务、空间、环境和产业于一体的系统化体系建设，本身兼具公共治理的意图和社会福利供给的目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具有多元、协同、合作和互动等特征，在公共治理以及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等领域被广泛运用，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面对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过程中儿童存在参与和共享不足、多中心治理主体存在缺位与错位、治理方式存在缺乏认同与协调、治理机制存在保障不力与支持不足等现实之困，需要坚持以儿童为本的治理原则、确立多元主体参与共治的治理格局、优化治理主体合作与系统的治理方式以及完善儿童友好的治理机制等具体路径。     

社区更新机制的弹性:英国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社区更新是市场化背景下城市更新多元合作趋势的重要形式。全球化、体制转型等带来的复杂环境使机制弹性成为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已有研究聚焦于理论阐释、实证研究,缺乏对弹性机制建构的研究。英国是社区更新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是我国良好的借鉴对象。运用文献法提炼苏格兰地区的三种典型模式,借用社会资本分析各自弹性,比较其异同,发现机制弹性与社区的全面能力、自主管理能力、经济驱动能力、自我持续发展能力直接相关。比较中、英国情差异,提出我国弹性机制建构路径:赋予居委会自主管理与社区公共福利相关事务的权利,促进居委会组织培训和交流、促成社区与专业机构合作,完善信托法制及管理、促进社区公共福利供给与公益信托结合,展开建筑产权差异化管理研究。     

我国社区治理模式现状和对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并明确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把社会治理重心推向基层。近年来,我国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社区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模式及创新治理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同时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社会主体参与度低、制度规范不够细化、社区队伍参差不齐等问题也制约着城市社区治理发展。为破解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困境,我们要充分利用多元化、公正化、法治化等手段,通过加强党组织建设、发展多元主体共治,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三社联动"的主体角色探究

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三社联动",以政府为主导保障、以社区为运作基础、以社会组织为运作载体、以社会工作者作为运作支撑,是创新社会治理和完善社会服务的有力切入点,是做好群众工作和保持稳定团结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当前社会治理创新形势下开展实践探索的产物.目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现期,通过加快推进"三社联动",促进多元参与、合作共治,构建民生保障服务体系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大势所趋和现实任务.     

租差、绅士化与再开发:资本与权利驱动下的城市空间再生产

绅士化是西方国家再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中心区更新(复兴)的一种新的社会空间现象。Smith的租差理论从生产/供给的视角,认为绅士化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逐利性。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与路线,借助土地产权的理论视角,对Smith的租差理论进行重新诠释,认为绅士化与再开发,不仅是资本主导的"回归城市运动",更是资本与权利驱动下的城市空间再生产过程。由再开发转向再生产,从关注城市物质空间的变迁转而关注社会空间与物质空间的互动机理及其相应的空间效应,将是未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城市空间研究的必然趋势。     

元治理:社区多元合作治理的实践机制研究 ——基于D社区T号院的调研

新时代下的社区治理已呈现出主体、形式等方面的变革趋势,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理念下,回应随之而来的社区治理主体的诉求、行动和资源分散问题,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欠缺、自治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极为迫切。D社区T号院对党建引领下社区多元合作的治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作者通过参与式观察法对其进行研究,发现其呈现出基层党组织统筹资源、引领内核,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居民明确定位并共同合作参与解决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格局,这种元治理者统筹多方、多方主体力量平衡的治理机制,有助于促进新时代下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深化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实践。     

推动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格局转变——促进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是政府与民间逐渐走向良性互动的双赢选择.作为多元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社会团体通过权利诉求彰显主体性精神.在上海,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社会团体已经成为部分领域推动民间治理的重要力量,促进了上海社会治理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模式转变.     

基于可持续发展和合作治理理论的智慧社区发展研究

全面回顾和系统分析我国智慧社区的发展脉络,思考并探索与智慧社区未来发展相协调的建设和治理的理论逻辑。在借鉴国内外智慧社区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可持续发展和合作治理理论,从注重可持续建设、构建新型治理体系、完善配套机制等方面为我国智慧社区发展提出些许建议。     

“规训—反规训”空间的生产——NJ市H社区公共空间违法侵占的实证研究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违法侵占,不仅影响市容市貌,同样制约城市规划与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其产生与城镇化引起的农民居住空间变迁密切相关。目前,拆迁安置社区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空间违法侵占现象。拆迁安置空间的形成不是市场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转型中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利共作用的产物,空间违法侵占便产生于这一政治性空间中。以NJ市H社区空间违法侵占为例,以列菲弗空间生产理论为框架进行实证研究:通过"空间再现—空间实践—再现空间"三个层次系统,从国家视角、居民视角及博弈视角分析"规训—反规训"空间生产的逻辑脉络,并为解决空间冲突提出建议。     

城市社区非正规经济空间生产的互构性分析——基于N市J社区违建商铺、流动摊贩的实证研究

以N市J社区中流动摊贩和违建商铺构成的社区非正规经济空间为研究对象。用"空间—社会"互构的视角分析社区非正规经济空间的生产逻辑,从国家、市场和社会行动三个视角对互构模式进行解读。研究发现:在总体性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社区空间治理体制包含一系列管制社区非正规经营行动的话语、政策与管制联盟,是规训社区空间的结构性制度力量;市场资本流动促进城市发展、增强政府能力,城市化、老城更新等空间重构运动标志"制度—资本"联盟的形成;但是经济导向的政企联盟加速空间交换价值和非正规空间使用价值的冲突,引发空间争夺与冲突,反而制约制度和资本的空间化。     

城中村空间的社会生产与治理机制研究——以广州市海珠区为例

城中村作为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城乡过渡聚落形态,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和社会经济体制变革的产物,浓缩着城市政府与集体经济组织、社区组织与发展商以及外来人口等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竞争、合作和冲突等种种博弈状态和过程。从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出发,以城中村这一特殊类型的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为切入点,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城中村空间生产的经济基础、属性特征、类型、过程、模式和治理机制等。结论是:城中村空间的生产是制度变迁和社会行动者互动博弈的产物,城中村空间的治理必须以产权为突破口,建立合理的社会经济治理体系;以规划为龙头,加强城中村土地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以利益平衡为切入点,促进城中村社区转型和社会融合;以强化土地集约利用为引线,推动城乡空间整合。     

打造美好生活共同体 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提供“平湖经验”

平湖地处东海之滨,位于浙江省东北部,北接上海市,南濒杭州湾,素有“鱼米之乡、文化之邦”之“金平湖”美誉。2017年平湖市被确定为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以来,确定了“以农村基层党建为统领,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的实验主题,按照“同心党建、立体共治”的总体思路,深化“三社联动”,促进“三治融合”,打造“新乡邻”社区,探索和建立多方主体参与社区共治和村民自治相结合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实验区创建过程中,平湖市通过加强组织领导,构建“大治理”工作格局;通过培育多方主体,完善“共治理”社会体系;通过强化机制创新,营造“善治理”发展氛围。经过两年的打造,平湖市进一步拓展了社区协商渠道,培育发展了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引导村民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打造了一批乡邻服务点、乡村治理能手和特色治理项目,创建工作取得了明显实效。下一步,平湖市将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浙江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精神为指导,坚持党建引领,加强分类指导和示范引领,加强社区治理专业力量培养,建立健全社区治理机制,加快总结提炼社区治理品牌,努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模式。本期推出平湖市农村社区治理特色创建经验,以飨读者。     

治理数字化:新时代社区治理的新路径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数字化是其现阶段的发展趋势。在基层社区中,将数字技术嵌入社区治理过程,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成效为导向,实现治理统筹集约,可以有效打破治理壁垒,扩宽居民权利范围,提升治理水平。文章以社区治理数字化的内涵与特征为切入点,剖析了社区治理数字化未来发展的关键,包括完善社区数字化建设、提升社区居民数字素养、强调多元共治、耦合数字技术与社区情感四个方面,旨在为社区治理的新路径提供参考。     

网络治理视角下台湾重建区社区营造中各主体互动关系探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需求日益多元化,人民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要求逐渐提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一政府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目前的社会发展,政府职能开始发生转变,社会治理逐渐走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网络式结构。本文基于网络治理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台湾重建区社区营造中各参与主体如社区行政组织、社区居民、地方政府、非营利组织、专家学者等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探究不同主体彼此之间如何进行协商合作,以期从中借鉴社区治理中多主体协作的经验模式,对我国现阶段社区治理有所指导。     

利益均衡: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一种规范

当前,我国处于食品安全风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新《食品安全法》确立的"社会共治"模式反映的是一种利益关系,实质是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政府主导型治理,其他参与治理主体被悄然边缘化且正当利益被疏离,协同效应无法实现。利益均衡,不仅是参与共治主体间动态上权利、利益的公平,也是主观认识上的一种均衡。食品安全治理的域外考察与利益均衡的正当性分析,凸显了重构权力与权利资源的合理配置并兼顾多元利益的妥当。在契约精神下,通过企业、公权力、公众理性协商下的利益协同与主体间内部利益的理性认同,来完善政府与社会力量的规范性治理,以寻求利益均衡成为食品安全治理政策演进的一种价值旨归。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问题调查与分析——以上海宝山社区共治与自治为例

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进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并开始遭遇到诸如共治、自治动力不足,公共性缺失等瓶颈性问题。基于对上海市宝山区近年来开展社区共治与自治的经验调查,分析和揭示了影响城市社区治理中社会参与问题的重要因素及机制。研究认为,提升社区治理的社会参与,推进社区共治与自治,需要从社区特定的经济社会形态实际出发,建构多样性的分类治理政策与机制。     

新型城镇化下政企合作的路径演进与经验借鉴

国有企业是城镇化快速推进中的重要参与力量。在传统城镇化模式下,政府主导是典型特征,政府部门与国有企业合作是一种垂直合约的关系;新型城镇化模式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成为主流,国企则成为社会资本主导力量,政府与国企之间形成一种多元合作的新路径。国企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融资负债能力、可持续经营等方面具有难以替代的制度比较优势,应充分借鉴其在引入市场机制进行产业选择、探索建设用地市场交易新模式等方面的经验。     

底线与边界:治理视角下的土地资源合理配置逻辑

土地是社会经济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源配置则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当下,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同日益紧缺的空间资源之间的矛盾对我国土地资源配置提出了新要求,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时期,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不仅意味着集约持续发展,更成为国土空间治理意志的新表达,是链接宏观发展政策与微观资源利用的治理协调平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尝试以空间治理为线索,梳理中国语境下土地资源配置背后的治理逻辑演进,回溯历次因社会经济体制变革而萌发的土地资源配置逻辑转型,将其总体分为计划治理、管制治理、政策治理、底线治理四个特征阶段.在剖析"底线治理"背景下治理模式和面临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土地资源配置治理格局的"三大底线",明晰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在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职能边界,强调政府、市场、社会共责的空间治理模式,以对未来空间规划制度设计提供有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