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下的政企博弈研究

2018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出台延续了一直以来的补贴退坡趋势,对新能源汽车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补贴政策作为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提高了新能源车企的研发动力;另一方面,也导致某些车企释放虚假信号来骗取高额补贴。本文运用信号博弈模型来解释在信息不对称的汽车市场中政企之间的博弈关系,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应建议,以克服汽车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提高补贴政策的激励效应。     

异质性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的分析

政府补贴作为一种引导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机制,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文章利用发生政府补贴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1～2017年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研究异质性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补贴后,财政补贴政策对补贴组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显著抑制作用;税收优惠政策实施后,税收优惠政策对补贴组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具有促进作用;研发补贴后,研发补贴政策显著正向影响补贴组企业技术创新。     

政府补助对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

政府补助作为国家引导扶持新能源汽车企业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效果和机制观点并未统一。选取2010—2020年沪深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政府补助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研发投入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对企业绩效具有提升作用,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政策激励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在中国着力发展新兴战略产业的背景下,文章结合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并基于中国 2011-2020 年上市新能源汽车企业数据,研究创新生态系统中外部环境,即政策激励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具体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政策激励与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即适度的政策激励能够有效促进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当政策激励到达阈值后,则会产生抑制效应,且拐点位置约位于 38.6% 水平;（2）在政策激励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金融服务支持的激励效果明显优于税费返还政策与政府直接补贴;（3）政策激励对非国有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比国有企业更加明显。文章归纳了政策激励对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及扩散的作用,拓展了外部政策激励环境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影响,可为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制定合理的激励性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从新能源车企骗补看公共资源管理

9月8日,财政部曝光了五个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骗补或谋补典型案例,共涉及财政补贴资金10.1亿元.后续财政补贴政策有望转向,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快修订完善产业扶持政策,及时提高准入门槛,适时采取补贴退坡办法等.     

政府补贴对我国东西部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新疆与浙江上市公司的对比研究

虽然学术界普遍认可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区域营商环境、企业规模、性质的差异,企业研发投入对政府补贴的行为响应存在巨大差异。为此,针对现有研究中政府补贴数据不够准确以及对东西部企业的比较研究较欠缺等问题,以东西部地区典型省份浙江和新疆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014-2017年A股上市公司政府补贴数据的手工核算,结合AMOS路径分析呈现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过程。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新疆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对浙江企业不存在显著影响;企业规模与新疆企业研发投入呈正向影响,而企业性质与两地企业研发投入均未呈现显著关系。最后,通过探究造成两省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为西部地区企业利用好政府补贴,提高研发水平并缩小与东部地区差距提供思路启示。     

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机制与影响因素——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提升企业研发投入水平对推动我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投入行为是否存在行业同群效应,并探究其作用机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研发投入行为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同行业企业的研发投入显著正向影响其他企业的研发投资决策,学习和竞争压力是形成上市公司研发投入行为同群效应的主要原因,非国有企业和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更倾向于模仿同群企业的研发投入行为。相关研究结论可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参考。     

财税激励政策对高技术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文章根据我国高技术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结合国内外学者关于财税激励与创新绩效的研究成果,通过选取2012~2015年112家沪深两市挂牌上市的高技术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财税激励两种政策中,无论是财政补贴还是税收优惠,都会对高技术上市公司的创新绩效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财政补贴会显著提升公司研发投入,补贴越多,企业的投入就越大;研发投入对高技术上市公司财政补贴和创新绩效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的规模会对高技术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公司创新绩效与企业规模呈现出正向的相关关系。     

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政府补贴有助于企业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选取 2013-2020 年中国496 家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探究政府补贴、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运用 ACF 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重点分析融资约束的双重门槛作用以及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结论表明：以融资约束为门限变量,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在不同门限区间中呈现显著变化;企业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股权集中度在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实证分析不仅对政府补贴、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同时对政府运用财政补贴政策具有启示作用。     

A公司财务报告分析

在我国经济及政策的影响下,A公司在新能源补贴退坡作用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本文以A公司今年的财务数据为基础,分析了A公司的财务状况,销售方式及经济政策环境变化对财务数据所造成的影响,从而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加计扣除政策的强化能否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基于研发投入中介效应分析

选取2018—2021年的沪市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强化、研发投入的增加对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强化促进了研发投入的增加,进而推动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加计扣除政策的强化对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是完全通过研发投入的增加来实现的,研发投入起到完全中介作用。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对装备制造业和省会及副省级城市制造业企业激励效果更为显著,更能推动其实现智能化转型升级。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创新效率为测度对象,选取南京市高新区纳入统计的科技型企业为样本,探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分企业生命周期来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初创期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激励效应,而对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激励效应并不显著;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基于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水平、企业所处生命周期、改善研发经费支出结构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媒体关注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

以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究媒体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媒体关注能够促进研发投入,正面报道比负面报道的促进作用更强。对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媒体关注可以通过抑制企业真实盈余管理促进研发投入,且正负面报道的作用路径有效性具有差异。进一步分组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对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以及资源匮乏型企业研发投入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媒体关注的相关研究,为公司治理及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借鉴。     

央企高管薪酬激励、激励兼容与企业创新——基于薪酬管制的准自然实验

以2010—2018年我国央企和非国企上市公司相关样本为研究对象,对央企高管薪酬管制政策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结合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政策背景,研究央企内部激励机制的兼容问题。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和三重差分模型(DDD)检验的结果表明,相较于不受薪酬管制政策影响的非国企样本而言,薪酬管制政策抑制了央企的研发投入水平;股权激励有助于缓解薪酬管制对央企研发投入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薪酬管制政策对央企研发投入水平的抑制强度在不同功能定位的央企之间存在差异。     

环境规制、技术距离与异质性企业研发选择

文章从技术异质性角度,指出环境规制产生的利润削弱效应和摆脱规制效应下,异质性企业有不同的研发选择。环境规制一方面会削弱企业研发的边际收益,不利于企业研发;另一方面也会刺激企业增加研发以摆脱环境规制成本。这两种效应在不同技术企业中的差异会导致异质性企业截然不同的研发选择。为此,文章首先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推导出环境规制产生的利润削弱效应和摆脱规制效应下,不同技术企业的研发选择。发现对于高生产率企业,环境规制产生的摆脱规制效应超过利润削弱效应,环境规制力度增加会刺激企业增加研发;而对于低生产率企业,环境规制产生的利润削弱效应起主导作用,环境规制力度增加反而阻碍企业研发。进一步利用环境规制的政策实验和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以上观点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取决于其所处的技术水平,这不仅体现在集约边际企业的研发投入上,也体现在广延边际企业是否研发的选择上。集约边际上,环境规制增加了高生产率企业的研发投入,但这种作用随着企业与技术前沿的距离增加而递减,最终逆转为减少低生产率企业研发投入。广延边际上,环境规制使低生产率企业相对高生产率企业进入研发的概率更低,而退出研发的概率却更高。     

医药制造业上市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研发投入被认为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基于2012-2021年92家医药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构建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企业绩效综合得分,并通过回归分析研究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医药制造业上市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当期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但滞后3年与滞后4年的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提升有显著积极作用。研究结果可为医药制造业企业改善研发投入结构、政府进一步调整或制定研发和创新政策提供支撑。     

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直接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30个省域2011—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直接和空间溢出效应,并进一步探讨企业异质因素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府科技资助除了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直接正向激励效应外,而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企业规模、技术水平和盈利能力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而产权性质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负向影响;企业规模与技术水平在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产权性质在两者间关系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增值税降率对企业绩效与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兼论增值税降率微观传导过程中的企业异质性问题

流转税的"税负转嫁"特征和现实企业的"议价能力"使理论上完全价外中性的增值税变为现实中的价内非中性,导致增值税降率微观传导机制"黑箱"。文章利用2015-2019年分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2018年增值税降率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研发行为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现实中的增值税是价内非中性而非理论上的完全价外中性;降率的"抵扣冲减效应"对固定资产投资的直接负向作用显著,而降率的"收入效应"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间接正向作用却不显著,最终降率政策"抵扣冲减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减少了固定资产投资;降率显著促进了"强势企业"的研发行为,对"弱势企业"无显著促进作用;降率节约了管理性交易成本的同时却导致政治性交易成本增加。妥善处理好增值税降率微观传导过程中的企业异质性问题,尤其是保护好降率过程中可能受损的中小企业是落实好普惠性减税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