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对中国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

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对平衡能源需求增加与能源低碳转型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19年的省级平衡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使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我国绿色能源效率，并使用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我国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我国能源效率总体呈促进作用，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能源效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等能源依赖地区的能源效率有提升作用，对高能源依赖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可能为负；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具有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数字经济阻碍了能源效率的发展，跨越门槛后，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我国能源效率。数字经济对东部和中部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呈现正“U”型的非线性特征，跨越环境规制的门槛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东、中部地区的能源效率。     

可持续发展视阈下我国区域环境效率研究

本文运用SUPER-SBM模型测度了考虑污染排放约束的我国区域环境效率,进而利用区域环境效率估算值与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外延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提升环境效率,产业结构、政府规制、企业SO2去除率与区域环境效率负相关,环境污染治理费用比重及FDI与环境效率关联不显著。     

可持续发展视阈下我国区域环境效率研究—基于Super-SBM与面板数据模型

文章运用Super-SBM模型测度了考虑污染排放约束的我国区域环境效率,进而利用区域环境效率估算值与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外延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提升环境效率,产业结构、政府规制、企业SO2去除率与区域环境效率负相关,环境污染治理费用比重及FDI与环境效率关联不显著.     

OFDI、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用方向距离函数和ML生产率指数,测算了能源环境约束下2003～2015年我国省际层面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并借助面板模型分析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力度较高的地区对应较高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OFDI和环境规制均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符合"波特假说",同时环境规制能够促使OFDI发挥技术溢出与结构优化效应来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间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效应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政府应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力度并向中等标准组看齐;门槛检验显示,OFDI的作用效应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门槛。     

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提升的新视角——基于环境规制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采用中国2004-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结果表明:OFDI显著提升了国内创新效率,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三重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对OFDI逆向创新溢出的积极影响相对有限,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越一定门槛水平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好,过于严厉的环境规制反而会弱化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当前的环境规制强度虽未能最有力地驱动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但这距离跨入环境规制的最优区间并不遥远,短期内通过环境规制手段进一步释放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是切实可行的,但长期内也不能忽视环境规制"度"的限制;在环境规制约束下,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表现出了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为正向的倒"U"型、"U"型和倒"U"型非线性规律,在"一带一路"地区和非"一带一路"地区分别具有正向的倒"U"型和"U"型非线性特征,这些发现为在不同空间实施差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规制政策,进而更有效地促进OFDI逆向创新溢出提供了依据。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多重性影响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具有多重影响，本文对环境规制与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关系及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并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逐步回归法、联合显著检验法和调节效应检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集聚、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提升的多重中介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有助于碳排放效率提升；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存在既有正向促进也有负向“遮掩”的多维关系；考虑时间和空间外部性，短期内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本地-邻地”溢出效应，长期来看，会抑制邻地碳排放效率提升。因此，需要发挥环境规制对城市减排的结构和效率双向激励，鼓励关联产业合理集聚，重视“本地-邻地”的产业分工协同。     

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现有的关于双重环境规制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于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而对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没有高度的关注。实际上,公司治理结构是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联的不可忽略的门槛。文章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说的基础上,构建了2011—2020年上市公司财务和内部人事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以公司治理结构为门槛变量,分析双重环境规制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N”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2)针对公司的内外部特征进行样本划分和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不同区域和污染等级的企业,双重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存在差异。并且,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低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具有门槛效应。据此文章提出在西部地区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非高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为企业高层增加绿色激励和建立政商环境问题协调组织等政策建议。     

双重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先从理论层面分析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及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05—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双重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正式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随着规制强度的提升,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呈"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倒"N"型关系,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存在最优区间;非正式环境规制能显著促进技术创新,但其促进作用随规制强度的提升而减弱;对于直接效应,正式环境规制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呈"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弱于正式环境规制;对于间接效应,非正式环境规制与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间接影响存在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未能通过技术创新路径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环境规制、地区腐败对碳排放影响测度——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分析

本研究运用2005-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加入教育投入、收入水平等控制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地区腐败对碳排放量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态势下，地区腐败与对于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地区腐败加重会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而控制变量教育投入、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也与碳排放量具有显著正相关。为减少碳排放量应加强环境规制力度、关注降低地区腐败程度，加大教育投入、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力度。     

中国省区环境规制效率研究:基于制度约束的视角

本文构建异质性随机边界环境规制模型,基于制度约束视角定量估算中国省区环境规制效率,分析财政分权、产权性质及外资水平对环境规制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重经济绩效、轻公共服务的目标机制下,地方政府具有降低环境规制的动机,导致中国省区环境规制效率普遍较低,完善的财政分权体制、较高的私营经济比例及外资水平有助于提高省区环境规制效率.根据绘制的时序图,我们进一步发现中国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水平最高,其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最低,中国省区环境规制效率在样本期间内呈稳步上升趋势,尤其是2010年以来中国环境规制效率有明显提升.     

环境规制能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吗？——基于中国271个地级城市的工业SO2排放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2030年碳达峰的背景下,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能否及时脱钩,是决定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文章基于Tapio脱钩理论的研究视角,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产生影响的作用路径,并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差异影响脱钩状态的收敛情况。结果表明：递增的环境规制有助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倒逼企业调整生产方式实现的;环境规制对脱钩状态的影响既与自身规制强度有关,也受到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需综合权衡规制强度和绿色科技投入强度,以实现最有利于脱钩的影响作用;环境规制对于东部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的脱钩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表明环境规制政策需要针对不同区域特征来制定。     

区域成功概率与经济发展的环境因素测算方法

环境因素是一个综合性因素,环境因素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何测算环境发展指标,是测算环境对经济发展贡献程度的前提条件。文章把区域经济活动成功率和赢利率的平均值．作为经济发展的环境因素（把环境因素看成如同人力、资金的投入要素）测算指标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建立环境因素的区域指标。     

我国环境保护投融资的区域比较分析

我国环境保护投融资配置状况与区域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程度等密切相关,经济发达的地区和经济效率相对较高的地区,环保投融资投入较多、效率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环保投融资投入就较少、效率相对较低。本文试图以实证数据来比较不同区域环境保护投融资的状况,为从深层次来分析不同区域环境保护投融资差异的内在原因铺垫必要的分析基础。     

环境成本转移与西部可持续发展

本文从“南北”贸易模式出发分析其中隐含的“环境成本转移”和“专业化陷阱”问题 ,指出它们不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观点 ,阐述我国西部大开发中如何尽量规避这些问题 ,为培育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一点借鉴和启示。     

环境规制对产业区际转移的影响--基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研究

文章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产业区际转移的理论机制,进而选取2003－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影响产业转移的门槛特征与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区际转移有显著的影响,且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验证了两者之间存在门槛特征和空间异质性。非正式环境规制整体上推动了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区际转移,显现了非正式规制的经济效应。     

我国传统特色农业集群区域品牌形成机理研究：理论构建与实证分析--以新疆吐鲁番葡萄集群为例

本文从地理维度、经济维度和社会维度视角探究我国传统特色农业集群区域品牌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构建特色农业集群区域品牌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实地调研新疆吐鲁番葡萄产业集群的典型地区,利用结构方程模型（ SEM）对特色农业集群区域品牌形成机理模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影响特色农业集群区域品牌形成的基础因素是地理资源禀赋和政府支持,核心驱动力是区域文化和供应链品牌协作。我国传统特色农业集群区域品牌创建由“资源优势”向“效率优势”和“品牌创新优势”转化,有赖于政府制度创新、集群供应链品牌协同及区域公用品牌与企业品牌的融合发展。     

要素自由流动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吗——基于“协调性集聚”的理论假说与实证检验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当代经济内涵式增长的源泉,现有文献多从要素流动视角来考察经济集聚过程中的区域差异。然而,若将要素流动引入区域生产函数进行推导,可以发现非区域性要素集中规模的扩大,既能提高要素流入区域的劳动生产率,也能提高要素流出区域的要素收益率,基于此,本文以“协调性集聚”为核心概念,通过拓展现代集聚模型来构建要素在自由流动中走向协调发展的理论假说。实证结果进一步显示,虽然我国发展要素在大规模流向东部发达地区,并呈现进一步向超大城市和城市群集聚的趋势,但要素流动在提高要素流入区域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显著提高了要素流出区域的要素收益率,并从需求侧激发了要素流出区域的市场潜能,要素流动在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呈现“协调性集聚”的趋势。因此,发达的要素流入区域通过优化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劳动生产率,欠发达的要素流出区域通过建立健全要素自由流动机制提高要素回报率和收益率,是新时代我国形成市场主导型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有效途径。     

信贷配给对农村地区贫困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信贷配给对农村贫困作用的内在逻辑,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剖析了信贷配给对农村地区贫困的非线性作用及其地区差异。研究发现：降低信贷配给程度是减缓农村地区贫困的有效途径,且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随着农业信贷配给程度由高水平区间向低水平区间的转换,农村地区贫困与信贷配给程度的关系呈“U”型变化;信贷配给对农村地区贫困的门槛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东部农村地区随着信贷配给程度的降低,增加信贷有效供给的减贫效应逐渐变弱,中西部农村地区随着农业信贷配给程度由高水平区间向低水平区间的转换,农村贫困与信贷配给程度的关系呈倒“U”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