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型超级村庄治理的特征、问题及路径——以广州市D村为例

乡村治理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阶段乡村治理要与时俱进，并因地制宜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制定不同的治理方案，使其成为更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稳定区域和市场主体。都市型超级村庄由于伴随城市群、都市圈的高速发展，经济高度发达但社会治理滞后而出现系列治理困境。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和城乡融合的实践，新农村建设时期的“管理民主”向“有效治理”的治理理念转变，都市型超级村庄治理也应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为抓手，按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重构以有效治理为目标导向的特色治理体制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四川特色农产品品牌管理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充分表明国家对促进农村、农业发展的巨大决心。四川农业素有精耕细作之美誉,乡村振兴背景下对四川特色农产品品牌管理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四川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要求,通过特色农产品品牌确立、品牌塑造、品牌拓展与延伸等一些列管理手段,进而达成"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战略目标。     

四川省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分析

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在此过程中,准确评价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是政府采取有效举措的前提。对四川省21个市（州）的乡村振兴发展情况进行研究,构建起一套包含5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和66个三级指标的乡村振兴指标体系,并创新性地使用四川省乡村振兴监测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四川省各市（州）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尤其是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三个方面;各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断点”现象。最后指出,可通过完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监测机制,设立动态化、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补全各地乡村振兴发展短板以及加大对农业农村发展落后地区的政策支持等措施,助力四川省实现乡村振兴。     

新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改革的困境与路径

新时期的国家发展战略,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向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提出变革要求。农村基础教育改革存在着教师的准备性困境、资源的建设性困境以及改革生态的适应性等困境。为适应基础教育的改革进程,实现农村基础教育对农村社会发展的促进功能,农村的基础教育改革需要有效消解来自教育改革中"人""资源""改革生态"等方面的困境,并有的放矢探索新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改革的基本路向。     

现阶段我国乡村发展中的若干问题及振兴建议——2017—2018年度中央一号文件地方贯彻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调研思考

乡村振兴战略为我国乡村发展绘制了新蓝图,提出了新要求。我国政府历来重视“三农”问题,2004—2017年连续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我国幅员辽阔,各地乡村的人文、历史、经济等因素复杂多样,相关政策难以周全,影响到中央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在2017—2018年度中央一号文件地方贯彻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调研中,发现调研区域的乡村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公路和自来水）、人居环境（污水和垃圾处理）、公共服务（教育和医疗）、民生事业（扶贫和低保）和农业生产（农业补贴和承包地调整）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各地要积极应对存在的问题,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绿色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借助绿色金融赋能乡村振兴,是我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创新性地解决乡村发展难题的一次积极探索。绿色金融作为乡村绿色发展的“催化剂”,能够有效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目前,绿色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主要掣肘因素是：农村绿色金融存在供需矛盾、配套政策制度不完善、农村征信体系不健全、涉农经济主体绿色金融素养不足。对此,应借助政府、金融机构、涉农经济主体的力量,化解农村绿色金融供需矛盾、完善配套政策制度、健全农村征信体系、提高涉农经济主体绿色金融素养,切实发挥绿色金融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作用。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机制的完善路径研究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引进新乡贤以助力乡村治理与振兴,是时代迫切的需求。但是伴随经济高速发展,乡村治理并未实现现代转型,面临着经济失据、人才流失、治理老龄化等新的困境。新乡贤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在经济、文化、资源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优势,如能完善和构建新乡贤参与下的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将极大推进乡村发展与振兴。因此,本文就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几个完善路径,目的是为实现乡村振兴提出几点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研究

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保证,在政府治理不足、市场缺位的背景下,充满诸多的矛盾和挑战,迫切要求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系、改善社会治理方式。社会工作是及时补位的重要载体,其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基本路径有:承接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项目、参与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然而,我国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却面临着政策制度缺失、社会认知不足、自我增能乏力等方面的困境,需要加强政府政策引导,加快基层"互联网+"建设步伐,促进社会工作自我增能,进而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文化发展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研究

乡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主体。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乡村经济运行良好,村民在丰富的物质条件基础上也在呼唤文化生活的多元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追求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方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文意在探讨艺术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强心剂”作用,以及如何通过树立文化自信,挖掘乡村资源的独特文化属性,为乡村振兴发展进行文化赋能。     

“巩固拓展”“有效衔接”会扩大农户收入分配差距吗——基于西部地区10个省(自治区)1158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分析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全党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本文基于西部地区10个省(自治区)1158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采用交互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评估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的增收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结果表明：“巩固拓展”“有效衔接”路径的实施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增收效应不同,其中,巩固拓展产业扶贫、生态补偿扶贫、社会保障兜底扶贫、“治理有效”“乡风文明”和两大战略整体实施效果,以及产业衔接、生态衔接正向显著促进家庭人均年收入增长,但仅“治理有效”和产业衔接有效缩小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研究得出,“有效衔接”更有利于劳动力充足家庭和劳动力短缺村庄的家庭人均收入增长,同时,教育文化衔接有利于劳动力短缺家庭及村庄的家庭人力资本积累。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红利”与“鸿沟”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蓬勃发展,数字经济不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从数字技术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背景、内涵界定与现实价值等理论逻辑出发,总结数字技术在乡村地区已取得的发展成效,详细分析了我国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所产生的“红利”。针对乡村振兴下数字乡村发展存在的“鸿沟”等实践困境,在探讨发达国家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先进经验基础上,立足我国社会经济和农村地区发展现实,提出加快构建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论国家治理的“有效”与“长效机制”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三农”领域的战略重点和核心议题。然而现有文献对“有效”或“有效性”本源的理论内涵研究不足,导致对是否“有效”的评判标准模糊,难以科学评价衔接的“有效性”。本文认为：从短期视角（完成各项治理的自然周期）来看,国家治理“有效”最终表现为在“合法性”与“有效性”耦合推进下实现乃至超越预期的治理目标和效果。具体来讲,在治理路径上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合力推进,在治理行为上需要“统一行动”与“先行带动”协同互促,进而通过“正向累进”与“负向改进”双重递增来持续提高治理功效,以达成治理“有效”。从长期视角（低阶治理向高阶治理演进）来看,低阶治理“有效”完成后,会在治理“合法性”升级的推动下进入高阶治理,并对治理“有效性”提出新的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因此,国家治理“有效”的“长效机制”即在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治理韧性不断强化的基础上,通过“进阶演进”与“突变提升”不断实现从低阶治理向高阶治理的持续进化。脱贫攻坚“有效”完成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等宏观背景下的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升级,必然促成从脱贫攻坚的低阶治理向乡村振兴的高阶治理进化,因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乡村治理进阶过渡阶段的核心任务。在具体的乡村治理实践中,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的“有效”,需要进一步完善“自上而下”的推进机制,畅通“自下而上”的反馈渠道,双向合力实现治理路径“有效”;需要科学统筹“统一行动”,充分激励“先行带动”,双管齐下实现治理行为“有效”;需要持续强化“正向累进”效应,积极发挥“负向改进”作用,双重递增实现治理功效“有效”;同时,要善于将脱贫攻坚的“有效”经验和模式经过改进升级后应用于乡村振兴实践中,积极妥善地应对各种突发负面冲击,顺利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进阶演进”,并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文尝试基于国家治理理论对“有效”及“有效性”的本源内涵进行解析,进而提出实现国家治理“有效”的治理路径、治理行为、治理功效和“长效机制”,为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及“长效机制”分析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路径启示和政策参考。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农民合作社参与贫困治理的回顾与展望

近年来,农民合作社被认为是由农户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基于自助和互助原则进行减贫、脱贫活动的理想载体.具体来说,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作用主要体现为:增加贫困农户收入;促进贫困农户实现自主脱贫;完善贫困治理体系等.随着脱贫攻坚工作取得胜利,全国扶贫事业进入"后扶贫时代",工作重点逐步转向乡村振兴.要进一步巩固农村贫困治理成效,农民合作社还面临一些困境亟须克服,如合作社治贫意识不足、内部精英俘获现象严重、政府合作社与低收入农户之间共赢机制尚未形成等等.基于此,有必要积极提升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能力,发挥农民合作社带领农户致富的经济组织功能以及拓展农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社会服务功能,助推农民合作社将脱贫攻坚前期经验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以使农民合作社在"后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中继续贡献力量.     

乡村建设行动下农村基层党建的优化向度——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建设视角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部署中首次提出乡村建设行动.乡村建设行动作为"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既是对乡村振兴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的肯定,又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了统筹规划.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利益配置中所承担的领导者角色发挥了维护农民利益、引领乡村发展的重要作用.从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建设的经验来看,乡村建设行动与农村基层党建的耦合共进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逻辑.但在乡村建设核心要义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具备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引领农村经济发展和乡风文明、推进乡村有效治理等能力仍然受到组织、物质、文化、社会等现实困境的制约,也使得探索契合乡村建设行动的农村基层党建优化策略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应然向度.     

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生态治理困境及路径探析

农村生态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议课题,党的十九大以来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效,但是仍然面临着农民生态道德素养尚未养成、农村生态治理各主体协同度不够、农村生态治理的制度体系不完善、农村生态治理宣传教育创新度不强等现实问题。因此,应从提升农民的生态道德素养、增强农村治理各主体的协同度、建立健全农村生态治理制度体系和做好农村生态治理宣传教育工作入手,建立起农村生态治理的长效机制,进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乡村振兴驱动共同富裕：逻辑、特征与政策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对于促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维度驱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呈现出交互影响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乡村振兴予以支撑，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将有效助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创新并建立科学完善的政策体系予以保障。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战略耦合机制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不可分割、相互促进,两者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适合于构建战略耦合机制。两者之间耦合机制的构建是由当前的现实困境所决定的:我国城镇化依然面临着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与城市承载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而农村村域内资源要素短缺与利用不足、城乡之间的体制机制壁垒,阻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性,为解决战略进程中的问题,实现乡村和城镇的协同治理提供了条件。一方面,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其关键在于通过促进城乡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合理配置,引导人才、资源、技术等延伸至农村,改善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短板,推动乡村发展与全面振兴;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为解决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大城市病"、环境问题等提供了重要途径。     

深度贫困地区推动两大战略有效衔接的使命任务及重点领域

贫困内涵的多维复杂性和致贫因素的多重叠加性以及贫困是历史性和动态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对立统一,使得中国深度贫困地区反贫困事业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还有很长路要走。设置过渡期将脱贫攻坚的有效模式和业态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架构进行前瞻性谋划和战略性布局,科学构建精准扶贫长效机制和脱贫致富长效提升工程,既可以推动国家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也能乘势而上全面开启"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基于此,在归纳深度贫困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命任务并阐述全球乡村发展趋势及对我国乡村振兴启示基础上,立足深度贫困地区实际,提出了重点从补齐教育短板和破解人才瓶颈制约、推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与新型城镇化及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体系、财富创造与财富再分配机制同步成长、生态扶贫引领绿色发展崛起、提升基层内生反贫困能力和团结包容的社会治理能力等领域进行探索实践的建议。     

高校大学生融入乡村振兴的困境与路径探赜

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高校大学生作为掌握科学知识、扛责任担使命的高素质人才,是乡村实现振兴的重要力量。鼓励、引导其积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要之举。基于此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人才需求和高校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背景入手,发现高校大学生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存在供需不均、教育脱节以及引导滞后的困境,需要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纾困路径,从而帮助高校大学生更好地融入国家战略、帮助乡村实现人才的引留,让高校大学生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进程中实现自我价值。     

基于共生理论的乡村全域旅游发展策略——以北京市Z镇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新时代乡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发展乡村全域旅游契合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是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在以往的乡村旅游实践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会因为政策管理、产业规划、资源开发、利益分配等制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此,文章借助共生理论构建协同一体化的“乡村全域旅游共生体”系统,从共生组织构建、全域规划共谋、业态共融发展以及利益长效共享等方面入手,打造乡村全域旅游的“全新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