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产业中间型组织的"缓冲效用"和"枢纽效用"

本文立足于经济转型期的特殊情境,从产业中间型组织的产生入手,分析了这类组织存在的合理性,进而论证了产业中间型组织在产业规制过程中发挥缓冲效用和枢纽效用的内在机理.通过对现有产业中间型组织差异的分析,揭示了这一组织演化发展的路径,指出产业中间型组织随着产业成熟度的提升会呈现出不同的职能并最终蜕变为行业服务型组织.本文结合浙江省探矿权市场规制中的矿产资源储备中心的作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现实的探讨.     

商会的有效性及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在中国商业制度变迁和当代民营经济发展中,商会在其中的影响日渐深刻。商会是一种典型的非营利中介组织,实质上也是一种外部治理的制度安排。为民营经济的成长起了助推的作用,它搭建了民营企业合作的平台与机制、建立了行业第三方治理、沟通和联系企业与政府等等。未来中国民营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商会的"催化剂"作用。     

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

本文通过考察具有独立利益目标与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的特殊作用,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并作出了以下推断：一个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的国家有可能成功地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过渡的现实路径是,由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最终过渡到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     

抽水蓄能制度变迁及其对行业影响浅析

文章梳理了2004年至今影响抽水蓄能发展的相关政策,并对近年来抽水蓄能相关政策进行解读。从市场准入和价格管制、市场主体结构三方面分析了制度变化对行业发展的影响。提出抽水蓄能制度变迁是市场内生需求的一种回应,是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制度变迁将通过引入资本,促进竞争的方式带动行业的发展,保障电网安全。     

道德和经济利益：双重约束下的农户质量控制行为研究

社会转型是一场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经济制度转变包括正式制度约束和非正式制度约束的改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正式制度约束在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中固然起主导作用,但道德文化、社会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约束在制度演进中的巨大影响亦不容忽视。本文主要从制度变迁角度阐述农户对道德与经济利益取舍时关于农产品质量控制行为的内在机理和互动关系,本文强调要大力发展和引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依靠农户间互相监督作用;其次,要加强诚信道德体系建设和诚信道德教育;同时,还要建立和完善以农户为主体的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最后,需要加强对农产品销售中介组织的监管力度,以减少因中间流通环节的不道德行为而产生的农产品质量控制问题。     

民间金融制度变迁的经济学解释——一个新政治经济学视角

作为民营经济支持的主力,民间金融有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我国民间金融制度的变迁同样表现出很强的制度变迁特征,而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中间作用不容忽视。这其中折射出相关利益主体的反复博弈,并最终表现为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推动民间金融通过法治化进程向民主化方向演进。     

中国制造业贸易模式变迁的工资差距效应

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不变系数的静态面板模型,考察了我国制造业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的变迁对行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在制造业贸易模式的变迁中,出口扩大了行业间工资差距,而进口缩小了行业间工资差距。（2）制造业贸易模式变迁主要通过价格机制扩大了行业间的工资差距,而技术机制和个体机制的影响则不显著。     

政府放权 绣球抛给商会

正随着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行为不断归位和规范,政府职能明确定位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从直接管理为主转为间接调控为主,通过向社会放权、向市场放权、向企业放权,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在这个进程中,一些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参与社会管理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商会组织被推到最前沿,成为实现这一改革的先行者。政府抛出绣球,商会能否接好?本文以做探究。组织壮大,缺乏公信力和凝聚力对中国来说,"商会"是舶来品,法国是世界上最早成立商会的国家,被称之为近代商会的发源地。1902     

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对市场认识的缺陷

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中 ,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可竞争理论都简单地把市场机制理解为价格机制。只有奥地利学派把市场理解为一种竞争的机制、优胜劣汰的机制。这些学派都忽略了市场背后的制度含义 ,忽略了政府对市场机制作用的支持。而经济转轨的过程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因此 ,包括奥地利学派在内的西方产业组织理论难以对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组织演进给予满意的解释。本文试图解释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缺陷 ,并试图找到克服缺陷的办法。     

我国金融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的金融制度在金融组织、宏观调控、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等方面还存在制度缺陷,因此需要有创新的金融制度安排来推动我国金融制度的进一步变迁.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金融制度变迁方式在我国不大可能实现,而地方政府最有可能成为制度创新的主体,成为连接中央政府制度供给和微观主体制度需求的重要中介.因此,我国金融制度创新与变迁可行的路径是:由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中国农业发展——回顾与思考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农村经济制度经历了从传统市场经济转向人民公社，然后又从人民公社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重大变革。在此期间，农业的发展解决了自古以来就困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本文封中国农业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并探讨了人民公社和家庭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以及两种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     

中国电商经济发展的消费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2002—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了动态面板模型,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考察了电商经济发展的消费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电商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总体消费规模,促进了跨区域的消费集聚,拉大了城乡消费差距,且这种消费差距效应可以通过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一机制实现。上述三大消费效应均表现出一定的地区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影响更大。本文系统地考察了电商经济发展的消费效应,尤其体现在消费集聚效应和城乡消费差距效应两个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新常态下促进消费增长识别到另一条路径——发展电商经济释放消费潜力,为打造区域性电商消费集聚中心提供了经验证据,明确了电商经济收益共享的推进方向,以实现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收敛。     

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主成分分析法

在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了1985—2009年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进一步对FDI、ODI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以及前两者对后者的作用途径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985—2009年期间,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呈不断上升态势,FDI和ODI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均有正面的促进作用,而促进作用的差异主要由作用途径不同导致。最后提出,应积极优化FDI的产业分布结构和来源结构,增加技术寻求型ODI所占比重。     

社会资本在农村集体经济改革中的演变与构建

狭义上的社会资本指网络关系、社会规范以及信任程度,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在这些方面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论文分析了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社会资本发生变化的机理及其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根据理论研究提出应重构农村集体经济社会资本,这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经济转型和提高农民收入等具有重意义。政策含义是：培育农村经济中介和社会中介组织,建立发挥合作经济的作用,明确供销社和信用社合作性质,同时,基层政府和社区的互动应该有边界。     

我国政府干预下的市场壁垒对产业绩效的影响

转轨阶段,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不同,我国很多产业的市场壁垒呈现出较浓厚的政府干预和管制色彩。本文根据国有及国有控股产业的产值比重,对37个工业产业的市场结构进行了划分,将利润率指标和生产率指标结合起来反映产业绩效,同时,通过对不同市场结构产业的进入壁垒高度的总体判断,得到对政府干预、市场壁垒与产业绩效关系的判断。针对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本文从制度建设出发,尝试为我国产业组织政策提出一些参考性的建议。     

行业租金、行业协会与行业自我治理

本文引入行业特质性资源与行业租金概念,指出行业租金消散是行业协会在市场经济中内生产生的根本动因.在行业自律机制、准公共产品机制、俱乐部产品机制、集体行动机制和第三方实施机制的支持下,行业协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行业自律和行业提升;其中行业自律功能主要体现为对行业租金消散的制止,行业提升功能主要体现为使行业租金的增加.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 Study Based on Grey Relational Entropy and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In recent years, the global booming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 booster for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digital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become obvious. Based on a grey relational entropy model and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our empirical study reveals that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varies over time. Since 2013,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n engine for China’s continuou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By compar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we find that the former has a foundational leading role in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the latter has a stronger impact. Therefore, the digital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being able to lead the futur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ina should rapid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implement strategic spatial layou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while concurrently accelerating the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This will enable China’s economy to achieve higher-quality, more efficient and more secure development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means f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will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economy.     

货币、货币化与萧条时期的货币供给——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走出困局回顾

近代中国货币供应结构的改变(存款比例增大)解决了现金货币供应不足的问题.文章测算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认为它是稳步增长的.在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的情况下,主要依靠中国、交通两银行等核心金融机构力挺工商业的带头示范和同业合作,以及政府对中交两行接管初期的某种督促,保持了货币供给的增加,使中国市场较快走出困境;但政府统制金融的另一面则是扼杀了市场的活力,缺乏制约政府行为的配套改革,因此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埋下了非常不利的伏笔.     

中国工业发展70年

本文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分别论述了1949年以来中国工业70年的发展历程。之所以划分为两个时期，是由于这两个时期的发展战略、理念、路径、成就都不同。前一时期以国有企业为主导，超前发展了重工业，在发展战略上偏向于内向型，在发展理念上倾向于粗放型。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特别是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一时期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前一时期同时也存在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人浮于事等弊端，特别是由于轻视了轻工业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发展多种所有制企业和引进外资，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推动轻重工业平衡发展，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使我国从一个人均GDP排名十分靠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并且具有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潜力。本文还尝试着总结我国工业发展的经验，希望能够成为其他国家的参考。     

我国关税调整对广东经济贸易的影响分析

2011年以来,我国对进口关税进行了一系列新的结构性调整。这是我国外贸政策调整和转变的一次具体表现,从我国外贸战略角度看,贸易平衡发展和转型升级是当前我国外贸发展面,晦的紧迫任务。本文收集近年我国关税调整方案及其对广东经济贸易的影响,首先是对近年来我国关税调整政策内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提炼了关税调整政策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特征,进而分析了这一系列调整对广东的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增长和发展转型所造成的影响,最后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供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