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

本文在梳理学术文献和国际经验基础上,讨论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潜在冲突和协调机制。国际文献的初步结论是,为了同时实现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目标,大部分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反向操作(由于政策的替代性),但有时也需要两者同向操作(由于政策的互补性),最优政策组合取决于宏观冲击的类别和风险的来源。本文认为,选择最优组合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证问题,除了冲击类别和风险来源外,不同的金融体制和经济周期阶段也会影响选择结果。因此,货币政策当局与宏观审慎当局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并加强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溢出效应”的分析能力。基于上述理论,针对我国“双支柱”决策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如下改革建议:一是从法律上明确中央银行的金融稳定职责。二是建立在同一框架内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方法和工具。三是将金融监管部门的主要宏观审慎政策决策权集中至中央银行。四是建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流程与机制。     

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研究

寻找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组合模式对于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意义重大。本文在DSGE模型中同时纳入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价值比宏观审慎政策规则、民营和国营企业。按照货币政策规则是否需要考虑金融稳定变量,宏观审慎政策规则是否需要考虑经济稳定变量,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损失函数是考虑各自最小化还是合并最小化三类标准,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组合模式分为8类,探讨每类模式下的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最优政策组合模式为:货币政策规则主管经济稳定变量、兼顾金融稳定变量;宏观审慎政策规则主管金融稳定变量,兼顾经济稳定变量;中央银行追求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损失函数之和最小化。     

宏观审慎政策会减轻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吗?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促使当前政策当局对两种政策的使用都比较积极,总体政策有效性相对没有政策协调时得到了明显加强。这些相互作用强化了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的领导作用,特别是意味着中央银行具有强烈的动机来确保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但是也需要有相应措施来确保每个政策反应函数关注各自的主要目标。本文在对逻辑框架进行简述的基础上,刻画了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及其与宏观审慎当局最优化问题的相互作用,指出宏观审慎政策应在考虑对信贷供给影响的前提下维持金融稳定,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对宏观审慎当局的整个目标权衡造成影响,宏观审慎当局允许货币政策变化通过非中性的风险承担渠道对银行稳健性产生影响,故而即使是在存在宏观审慎工具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也会影响金融稳定。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内在逻辑的思考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稳定在中央银行政策目标中的重要性再次得到强化。随着具有顺周期波动特征的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规模显著增大,金融管理政策需要更加关注金融稳定和系统性风险问题,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目标”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政策目标的变化相应要求优化和完善政策工具箱,需要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作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工具,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形成由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支撑起“双目标”的基本框架,共同维护好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在此框架中,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都不可或缺,须相互补充,形成合力,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政策效应增进效果。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有利于把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更好地结合起来,把维护经济稳定与促进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下一阶段应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并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的体制机制。     

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思考

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美英等国家和地区在金融监管改革中均赋予了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从理论上分析,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需要。构建我国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应明确中央银行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法律地位,赋予其开发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和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权力,并建立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的协调机制。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央行职能研究

本次金融危机凸显了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目前,国际社会对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展开了广泛探讨,各国监管当局也在实践中逐步推进宏观审慎监管.本文剖析了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三个重要核心部分,即宏观审慎政策目标、政策治理范围和操作工具,进而探讨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及其对中央银行履职带来的挑战.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两者必须协调使用,因此中央银行应该在宏观审慎监管中发挥主要作用,确保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一致性,避免监管摩擦和监管真空.在我国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实践中,由于人民银行承担着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同时具备牵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法定职能和监管银行间市场、外汇市场和支付体系的法定职权,从而决定了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必然发挥主要作用.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的货币政策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认识到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及其协调性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本文在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异同的基础上,研究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如何优化货币政策体系,提出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将金融状况指数纳入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并通过监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构建适合宏观审慎政策要求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对宏观经济进行动态调控。     

金融脆弱性与货币政策新框架选择

通过理论分析,区分了货币政策目标是否包含金融稳定两种情况下的政策效力以及框架选择。在分析传统货币政策框架不包含金融稳定目标时,借鉴Ball模型,构建了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反应之间的理论模型,模型表明:央行实施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采取的最优利率不仅取决于当期的产出与通胀缺口,同时还取决于资产价格变化及其随机扰动项,并就传统货币政策框架选择进行了探讨。在分析新货币政策框架包含金融稳定目标时,通过对Agur(2009)、Ague and Demertzis(2010)模型框架的修正与扩展,详细分析金融稳定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规则的影响。结果表明:如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规则不考虑金融稳定目标,将导致最优利率出现系统性的低估,造成这种低估的原因或许在于未能长远考虑金融脆弱性所带来的通胀成本和潜在产出损失,造成货币政策决策的狭隘性与滞后性。因此考虑现实的金融脆弱性,现行的货币政策应该将金融稳定纳入其目标框架。相应政策启示是:建立科学的货币政策引导规则、加强社会沟通,发挥好市场预期引导作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搭配。     

宏观审慎监管与中央银行的作用

追求金融稳定是比中央银行的传统货币政策职能更加微妙和复杂的一项工作。它必然不仅包括定量的框架,而且遵循历史经验视角对风险的详细监测微观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关系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中央银行在金融稳定政策方面的作用,以及宏观审慎监管的相关概念。我将谈谈微观与宏观审慎监管的相互关系,以及我们如何在监管体系的设计中体现这种关系。     

宏观审慎政策效应及其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通过构建包含家庭、企业家、零售商、商业银行和政府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探讨宏观审慎政策效应及其与货币政策的配合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是福利增进的,引入宏观审慎政策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在供给冲击下,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潜在冲突,在需求冲击下,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相辅相成;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利率来稳定房价,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同时使用时,其最优配合策略是货币政策当局负责维护物价稳定,宏观审慎政策当局负责维护金融稳定。基于此,本文提出明确宏观审慎政策当局及其权限,确保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由不同部门作出,以及成立政策协调配合委员会等建议,以实现两政策协调配合,发挥政策协同效应。     

“双支柱”调控、政策协调搭配与宏观稳定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DSGE模型,系统考察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在不同经济金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相关分析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确实比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相对更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二是“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金融冲击时的稳定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这说明宏观审慎政策确实是通过金融稳定渠道发挥作用的,从而与货币政策侧重实体经济(产出和通胀)的稳定效应形成了有效互补;三是不论是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还是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双支柱”调控框架都较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这说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不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改变而改变,在具体的政策工具组合方面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     

“双支柱”调控、政策协调搭配与宏观稳定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DSGE模型,系统考察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在不同经济金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相关分析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确实比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相对更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二是“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金融冲击时的稳定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这说明宏观审慎政策确实是通过金融稳定渠道发挥作用的,从而与货币政策侧重实体经济(产出和通胀)的稳定效应形成了有效互补;三是不论是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还是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双支柱”调控框架都较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这说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不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改变而改变,在具体的政策工具组合方面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     

“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理论与经验基础

本文从基本事实、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等“底层逻辑”出发,系统阐述了“双支柱”调控的现实必要性、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中国实施“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现实基础、实践经验和未来完善方向。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金融和宏观经济之间关系的日益深化和复杂化,金融稳定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影响,但传统旨在维护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无法同时有效实现金融稳定,根据“丁伯根法则”和政策比较优势原理,在货币政策的基础上纳入宏观审慎政策,形成“双支柱”调控框架,分别致力于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目标,既符合客观现实的调控需要,也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从目前全球范围内主要国家的“双支柱”调控实践来看,要进一步形成稳定可靠的政策规则和成熟的操作框架,未来还需重点解决“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协调”三个核心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的可能解决路径提供了一些初步的思路和建议。     

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关联及启示——基于英格兰银行的经验

时至今日,宏观审慎政策在内涵、工具和框架等方面快速发展,不仅政策目标更加清晰,工具类型更加丰富,相关理论基础也在不断完善。作为危机后形成的新政策框架,宏观审慎政策在工具有效性、作用机制、政策框架设计及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方面都还有待深入研究。特别是在制度框架中,如何考虑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联,合理设计政策决策框架均已成为关键。对中国而言,系统风险识别、监测与分析更加复杂、困难,需要对宏观审慎政策开展更加精细、深入研究,尤其应吸收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完善适合中国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基于此,本文首先对宏观审慎政策的理论基础、政策目标及工具等进行系统综述,而后从两类政策关联中涉及的三个重要问题出发,着重分析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关系,并分别从组织架构设计、货币政策框架改革、金融政策框架设计等方面,系统介绍了英格兰银行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改革的经验,重点阐述英格兰银行如何实现理论发展与制度设计的较好融合。最后,给出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发展的若干启示和政策建议。     

开放经济下的“双支柱”调控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了管理浮动汇率制下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调控稳定效应。首先,本文从实证层面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对央行货币政策的非对称影响。接着,本文构建了包含银行部门与货币错配的开放宏观经济模型,重点分析了在面对美联储加息、人民币贬值压力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包括对汇率的反应)和宏观审慎政策(对外债的逆周期调节)的配合如何影响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结论表明,如果缺少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反应将导致产出、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等经济金融变量的波动增大。在存在宏观审慎政策的前提下,相对于完全浮动汇率制,管理浮动汇率制从中长期看能进一步促进产出和外债等核心变量的稳定。     

“双支柱”调控的微观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银行业和企业的数据,对“双支柱”调控的微观稳定效应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减弱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传导效应,有效抑制银行在宽松货币政策下的过度风险承担;另一方面,在宽松货币政策下,企业有提高负债率的激励,而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抑制企业过度负债的动机;同时,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降低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促进企业优化债务结构,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强化了这一作用。上述实证结果说明“双支柱”调控政策对银行和企业两个微观层面主体都具有更好的稳定效应。此外,本文的实证分析还发现,“双支柱”调控对银行风险承担和企业负债行为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同时,“双支柱”调控的政策效果在不同性质的银行和企业中也有所不同,这意味着在制定“双支柱”调控政策时需考虑经济周期以及银行和企业异质性,以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本文的相关研究结论丰富了“双支柱”调控在微观层面的传导效应等方面的文献,并为中国实施“双支柱”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住房价格、金融稳定与宏观审慎政策

本文通过建立包含异质性家庭、异质性厂商和金融机构的DSGE模型,分析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研究不同政策的选择和协调问题。研究发现,首先,由于政策的作用范围不同,不同政策会对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产生不同影响。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能够抑制住房需求和信贷供给,但也会抑制消费需求和产出;而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逆周期LTV政策和逆周期资本充足率政策在应对房价波动导致的金融稳定问题时更加有的放矢。其次,外生冲击的来源会影响政策的选择和协调——当经济波动来源于需求冲击时,固定LTV政策搭配逆周期资本充足率的宏观审慎政策、不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表现最优;当经济波动来源于供给冲击时,固定LTV政策搭配逆周期资本充足率的宏观审慎政策、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表现最优。     

Managing price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objectives in inflation targeting economi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Many central banks have adopted explicit objectives for financial stability, raising the possibility of trade-offs between price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objectives. Based on structural vector autoregressions that incorporate both monetary and macroprudential policy shocks for four inflation targeting economi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we analyse the role of each policy shock in explaining deviations from the other policy’s objective, by applying historical decompositions. The macroprudential measures used in the study affect credit extended to the private sector. We find that there are periods when macroprudential policy shocks have contributed to pushing inflation away from the central bank’s inflation target and when monetary policy shocks have contributed to buoyant credit, suggesting that there have been short-term trade-offs between price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objectives. However, we also find periods when macroprudential policy shocks helped stabilise infl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shocks contributed to financial stability.     

Does easing monetary policy increase financial instability?

This paper develops a model featuring both a macroeconomic and a financial friction that speaks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onetary and macro-prudential policy and to the role of US monetary and regulatory policy in the run up to the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There are two main results. First, interest rate rigidities in a monopolistic banking system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a financial crisis (relative to the case of flexible interest rate) in response to contractionary shocks to the economy, while they act as automatic macro-prudential stabilizers in response to expansionary shocks. Second, when the interest rate is the only available instrument, monetary policy faces a trade-off between macro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This trade off is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in response to contractionary shocks, while it is only quantitative in response to positive shocks. We show that a second instrument, such as a Pigouvian tax on credit to households on the demand side of the market, is needed to restore efficiency in the economy when both frictions are at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