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特征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2005-2007年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年度横截面的集合数据,采用DEA分析方法对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投资效率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研究了大股东特征与公司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与企业的投资效率之间呈现出一种"N"型的曲线关系;第一大股东为国有属性的上市企业的投资效率要低于非国有属性的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现象更严重;第一大股东受制衡的程度与企业投资效率成正向相关,股权制衡能够抑制大股东利益主导下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银行贷款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融资抑或治理

本文基于2003~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银行贷款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贷款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更多表现为融资功能,而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更多表现为治理作用。具体表现为,国有上市公司银行贷款无论从总体还是从期限来看均无法抑制过度投资,但均可以缓解投资不足,发挥融资功能。非国有上市公司银行贷款总体上能够抑制过度投资,发挥治理作用,进一步从贷款期限分析这种治理作用主要来自短期贷款,而长期贷款对非效率投资影响不显著。     

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比较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07—2010年在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将样本分成国有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两组,采用经典的Vogt模型对样本进行非效率投资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分析。实证研究表明:投资过度现象显著的存在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中;与此相反,我国非国有上市公司呈现出显著的投资不足现象。另外,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不存在由于融资约束导致的非效率投资。     

环境不确定性对我国制造业投资效率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2-2017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以企业销售收入为内部环境不确定和制造业PMI为企业外部环境不确定情况下国有和非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在内外环境不确定性共同影响下,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更倾向于投资过度行为,而非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却容易出现投资不足的现象。     

农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非效率投资影响的研究

文章以2011—2014年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156个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就农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非效率投资影响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在我国当前资本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大背景下,农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现象,国有性质企业问题较非国有企业更为严重;农业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非效率投资倒"U"型关系并不显著;股权制衡与非效率投资存在负相关关系。     

负债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投资行为是否具有效率直接关系到企业价值是否最大化,西方主流财务理论认为负债尤其是短期负债能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本文以2000～2006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对333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及负债期限结构并不能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其原因在于债务的"硬约束"功能没有发挥,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资产期限结构与负债期限结构错搭的风险.     

股权性质视角下的会计稳健性与非效率投资——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学界认为公司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以通过高质量的财务报告和及时的信息披露缓解,会计稳健性具有提升企业投资决策,降低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价值。文章通过2009—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与投资过度、投资不足都呈负相关关系,即会计稳健性越高,越能有效抑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率。进一步从股权性质角度出发研究表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对投资不足行为和投资过度行为的抑制作用强于国有上市公司。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投资效率:蓄水池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既可能改善企业投资环境从而促进经营生产，也有可能挤出实体投资降低投资效率。以我国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非线性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呈倒“U”形的影响效应，当小于最优金融化程度时，表现出促进的“蓄水池效应”，当企业出现过度金融化时，表现出抑制的“挤出效应”。从不同产权性质上看，国有企业的倒“U”形影响效应更为显著，对投资效率的“挤出效应”大于非国有企业；从不同行业性质上看，制造业具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效应，而非制造业并未表现出这种特征。进一步引入企业规模和企业成长性门槛变量分别检验发现，大规模企业存在进一步金融化即加杠杆的空间，而小规模企业表现出过度金融化的投资效率抑制影响；成长性小的企业金融投资有助于投资效率的提升，高成长性企业过度金融化负面效应严重。据此，提出应该加强政府有效引导、健全市场管理机制、优化金融结构体系、完善金融监管体制、规范公司治理体系等针对性建议。     

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本文选取2012-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差距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且国有企业由于薪酬制定的固有限制,其高管薪酬差距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效果较弱。     

财务柔性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选取2007—201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运用Richardson非效率投资度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柔性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影响具有两面性:第一,上市公司储备财务柔性可以缓解融资约束,减少投资不足;与国有企业相比,财务柔性对非国有企业投资不足的缓解程度更大;第二,财务柔性会加剧委托代理问题,恶化投资过度;与非国有企业相比,财务柔性对国有企业投资过度的恶化程度更大。     

企业数字化、业绩波动性与投资效率

本文基于2014～201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企业数字化如何影响投资效率.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提升了投资效率,尤其抑制了过度投资.机制检验发现,业绩波动性在数字化与企业投资效率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新兴产业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小的样本,在非国有企业、非新兴产业以及经济政策...     

机构投资者持股、管理者权力与非效率投资

选取A股上市公司2010—2013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的加入对于管理者权力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管理者权力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是显著正相关的，机构投资者的加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正相关程度。区分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可以弱化管理者权力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正相关性；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则没有起到弱化的作用。     

企业交叉上市与非效率投资的相关性研究——来自中国“A+H”股的经验数据

企业交叉上市由于面临着更为严苛的信息披露与法律监管,能改善公司内部治理水平与外部治理环境。通过2008—2012年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交叉上市能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进一步从股权结构的视角考察交叉上市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作用发现:企业的股权性质与股权集中度均能对交叉上市的治理效应产生影响。与国有企业相比,交叉上市对非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与国有相对控股企业相比,交叉上市对国有绝对控股企业投资不足行为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     

债务期限结构对制造业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本文以2009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为样本,运用修正的Richardson投资期望模型,考察债务期限结构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可通过缩短债务期限来缓解投资不足。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能够提高地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吗？

以A股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投资效率的角度考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实施效果，并进一步检验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能够显著抑制地方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尤其是抑制过度投资行为,并且这种影响对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地方国有企业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能够通过抑制非效率投资来促进地方国有企业价值的提升。     

制造业债务融资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以2012—2014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动态层面检验不同发展阶段债务融资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务规模、短期债务和商业信用虽然在不同成长阶段的治理强度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均能发挥抑制非效率投资的作用;长期债务在成长期导致了非效率投资,而在成熟期起到了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银行借款仅能在成熟期发挥治理功效。     

高管团队稳定性、审计师行业专长与企业投资效率

选取2012～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社会同一性理论，实证检验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审计师行业专长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稳定性能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审计师行业专长对高管团队稳定性和投资效率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当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以及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高管团队稳定性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研究有助于企业重视构建稳定和谐的管理团队，为微观企业根据实际情境提高投资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高管激励、非效率投资与公司业绩

从代理理论出发,以2001--2010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检验高管激励方式、非效率投资与公司业绩之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对于投资效率和公司业绩的影响是不同的,显性激励能够通过提升投资效率来改善公司业绩,而隐性激励则没有这样的作用;在不同所有制样本中,隐性激励对国有企业影响更大,而显性激励对非国有企业影响更大。     

ESG表现、投资效率与企业绩效

党的二十大指出要给企业降本减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企业绩效水平，确保环境、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ESG实践成为大势所趋。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ESG表现、投资效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虽然我国企业ESG表现水平偏低，但提升ESG表现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绩效，环境表现的作用效果更显著，且具有累积效应。（2）投资效率的提高对ESG表现提升企业绩效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3）ESG表现水平的提升对非东部地区、污染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大。对此提出：企业应加强ESG实践、政府要加快ESG制度体系建设、投资者应加大对企业的监督并追随绿色指数。     

现金利润、自由现金流量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关系检验——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5—2008年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发现现金利润与非效率投资存在显著正相关性，并且现金利润为正的企业容易进行过度投资，现金利润为负的企业更容易发生投资不足。综合现金利润的优越性、自由现金流量的适用性限制以及实证结果的客观支持，笔者认为现金利润对于研究非效率投资问题具有很好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