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经济发展中的有限理性决策问题探析

本文从企业有限理性决策分析这一个角度来加以解释和说明浙江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因。有限理性决策行为在浙江经济发展中具体体现在家族经营、块状经济和"浙商精神"三个方面,其中,家族经营是狼群效应的体现;块状经济则产生于模仿行为,"浙商精神"源自企业家的冒险精神。     

树立浙商“精神标杆”

浙江山多地少，自然资源并不丰富，但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的迅速崛起，决非偶然，靠的就是一种传统和精神，而能够集中凸现这种传统精神和时代品质相结合的就是名闻全国乃至世界的“浙商精神”。     

近代浙商诚信意识、社会责任意识研究

浙商,这个中国商业史上的传奇群体凭借自身的努力在世界范围内创造出了辉煌的业绩。本文首先分析了浙商所处自然、社会环境对于浙商精神形成的作用,再对近代浙商诚信意识、社会责任意识两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从侧面了解浙商精神如何帮助浙商从近代动荡的时局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帮的历史进程,最后通过对上述近代浙商精神的提炼,提出了当代浙商所必须传承和发扬的浙商精神。     

浙商商学院 浙商专属学习平台

致力于培养新一代浙商,体现“知行合一、义利并举”的浙商文化和“创新务实、勇立潮头”的浙商精神,结合浙商实际需求,紧跟时代发展趋势,以“知名企业家+专家教授”的授课模式,为海内外学员提供浙商最新的思想、实战和经验,培养新时代的新领军企业。     

如何发挥浙商群体作用

3000多浙商云集浙江省人民大会堂．这对于浙商来说意义何在？在于浙商智慧与思想的碰撞．在于浙商思想与境界的升华．在于浙商精神的进一步提炼。     

浙商的下一个20年——上海市浙江商会20周年庆典活动隆重举行

有专家说，20年来浙商“走遍千山万水、吃遍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形成了所谓浙商“四千精神”。那么，具有“四千精神”的浙商，下一个20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编者按]     

苏商看浙商

浙商有三个特点。一是浙商吃苦精神大，敢于离土又离乡，经常一个人背着背包出去创业。     

"''''浙商''''人文精神"研究的内容和方法——首期"''''浙商''''研究月度论坛"综述

“浙商”迅速崛起和快速发展蕴含和呈现着丰富而又深刻的人文精神,它既是浙商取得成功的真正奥秘所在,又是浙商存在局限的根本原因所在,需要我们去揭示和阐明。为此,浙江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举办了首期“‘浙商’研究月度论坛”,与会专家和企业家就“‘浙商’的人文精神”这个主题各抒己见,观点鲜明,丰富的思想和观点可以概括为“‘浙商’的人文特性”、“‘浙商’的伦理精神”、“‘浙商’的人文传统”和“‘浙商’人文精神的研究方法”等。其核心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浙江工商文化传统,接受西方文化影响,凝结实践经验的具有综合性和原创性的自主与相关统一的主体性人文精神。     

浙江精神要与时俱进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浙江精神如何与时俱进，以保证浙江经济健康，协调，科学的发展，已成为新时期浙江人民再创新辉煌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而浙江精神，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源于浙商；那么，浙江精神的与时俱进，很大层面上体现为“浙商精神的与时俱进”。本刊自4月期开始推出“与时俱进的浙商精神大讨论”专栏，希望社会各界建言献策，踊跃投稿。我们还将组织百名浙商讨论“与时俱进的浙商精神”，形成新时期浙商精神的共识。     

“浙商研究”专栏征稿启事

近年来,充满活力的"浙商"正在成为中国民营经济一部活的教科书。勤奋务实的创业精神、勇于开拓的开放精神、敢于自我纠正的包容精神、捕捉市场优势的思变精神和恪守承诺的诚信精神……这些不具地域性和时间性的"浙商精神"正是浙江精神活的载体和生动表述。浙商及其创造的民营经济模式已成为全国各地发展民营经济的样本,浙商已成为国人解读浙江经济、浙江精神的一种范本,成为浙江的一张崭新名片。因此,对浙商现象的研究,意义深远。     

浙商竞争优势的主观要件及其逻辑构造

浙商的竞争优势主要不在物质条件而在主观要素。本文对经久不衰的浙商竞争优势的主观成因作了深入阐释。文章指出:求富意识、创新意识和学习意识是浙商竞争优势精神体系的主要构件,在这个精神体系内,三大要件是内生性的,因相互产生的正向效应不断强化。求富意识是创新意识和学习意识的产生之源,创新意识是使求富意识现实化的桥梁和学习意识产生的前提,学习意识不仅增加了创新的持久力,而且提升了学习主体的精神境界和开阔了视野,进一步强化了竞争优势,从而构建起一个无穷上限的发展模式。贯穿整体构造的则是浙商实事求是的精神,其基点是顺应人性,道法自然。     

浙商反哺浙江:现状、理性认识与引导政策建议

本文简要描述了浙商反哺浙江经济的有关情况,并基于浙商外迁的历史变迁对外迁和反哺现象进行了准确定位和理性分析,指出浙商的外迁和反哺将促使浙江的经济经历从纯粹地域概念的“浙江经济”到“浙江经济”和“浙江人经济”的深刻变革。吸引在外浙商“反哺”浙江的关键在于构造优良高效的软环境,具体而言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构筑更加完备的产业配套、提升已有的网络集群和强化后台服务支撑体系。     

杭州商人的历史地位及其对浙商精神的贡献

杭州商人是浙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来看,杭州上千年的商业历史支撑了江浙一带的商帮的繁荣;从现状来看,鲁冠球、宗庆后、冯根生、马云等杭州商人已成为浙商的领军人物。杭州商人既继承了中国的传统商业道德,又体现出“品质创业、和谐创新”的典型特色。杭州商人也为浙商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儒商精神的内生境遇探析：历史溯源、存在特质及其实践内生

儒商精神在现代管理境遇中能否内生,从其历史溯源、存在特质和实践内生等几个维度进行递进式分析。儒商（精神）的存在特质就是基于中国本土文化场,以商业文化的探讨为指向,探讨管理哲学视野下的组织文化的儒商（精神）向度。这种定位在儒家强文化势能塑造的惯习下,在管理学理论与实践导向管理精致化的管理文化时代体现的管理模式中,其存在有实践需求。它的根基是具有中国本土传统文化支撑的商业意识形态。中国古代的儒商精神内生是从广域单一儒家文化场内生出儒商精神,而面向未来的儒商精神内生是从多元商业文化备选境遇中选择儒商精神,两种内生状态、程度迥异。面向未来对儒商（精神）在商业实践中内生应保持谨慎的乐观,因为在强国家主义主导下的传统儒家的强政治文化资源若仍主导儒商精神的塑造与重构,其既可以导向积极的儒商（精神）,也可以因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消极内容使儒商（精神）在面向未来中导向一种颓废的商业意识形态。儒商（精神）面向未来实践需要重构,面向儒家原生资源挖掘其创造性、生生不息、有情有义的精气神,这可以优化并更新儒商精神内涵,为新时代全球化中的工商业文明的塑造提供更多的希冀。     

基于“家族理性”的家族企业公司治理分析

现实生活中“个人理性”经常不符合经济人的选择行为,特别是在传统观念还极强的中国家族企业内部,家族成员对决策的选择往往受到“家族理性的制约”。家族理性具有“利他主义”的特征。在家族企业决策过程中,家族理性强调的是,个人利益要服从家族的整体利益,家族中的个人利益的取舍必须依照家族理性的整体判断,其个人的经济行为也必须符合依家族理性的判断而形成的行为要求。“家族理性”的假设符合现实生活中家族成员的某些政策决策。产权不清晰、对职业经理人的不信任等都是家族企业无奈又理性的选择。     

宋传奇中的复仇女性形象论

宋传奇中塑造的复仇女性形象．感情执着浓烈。复仇行为果决有力，此种精神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宋代理性精神的轨道。然而，偏离是有限度的，女性的复仇，无论是为着爱情、家庭，还是压迫，都没有脱离时代文化意识的束缚，更没有形成与现存制度的对抗。宋传奇作家把她们的行为纳入封建伦理的框架之中进行评价，极力地突出女性复仇的现实合理性。     

浙商决策:经验、范式与行为

作为中国第一大商帮的浙商,其决策模式一直是理论研究的空白点.一个显然的现实是,浙商的决策并不具备理性特征,甚至也不够"科学",但是没人会否认它们的有效性.对浙商决策的研究,更适合采取"描述性"方法,通过对在特定情境下的决策行为的研究来挖掘其背后的规律.本文针对样本群体,采用实证调查和情境模拟相结合的方法,从浙商的使用决策、信息决策和投资决策三个方面来研究浙商的决策模式与行为特征,得到了一系列具有浙商独特性的、有悖于完美理性的行为决策结论.     

浙江省中小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抱团”策略的实证分析

浙江省中小企业抱团取暖共克时艰的生动案例充分体现了其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特质,不仅有效地解决了中小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也为进一步研究中小企业战略联盟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素材。     

改进的宽带信号有理数倍采样率变换结构

针对现有的数字器件无法满足对宽带信号进行有理数倍采样率变换的问题,提出了 一种改进的宽带信号有理数倍采样率转换结构。在分析抽取器与内插器顺序的基础上,得出 了等效变换的前提条件,并结合多相滤波结构使改进的结构更具有实际应用价值。仿真实验 证明了改进后结构的有效性。通过与现有有理数倍采样率变换结构运算量对比分析表明,改 进后的结构的运算效率为传统结构运算效率的1/（LM）倍,其中L和M为变换过程中的内插因 子和抽取因子。     

人文精神、政府职能对区域经济的作用——义乌市“专业市场+会展”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浙江义乌"专业市场+会展"的产业发展模式极具特色,在土地、资源、人力相对缺乏的条件下,通过创办市场,发展会展产业,推动区域经济迅速增长,被誉为"无中生有"的发展模式。发达的会展与贸易产业、特色鲜明的专业市场、逐渐壮大的浙中商圈、藏富于民的城乡一体化经济都是义乌经济发展的显著特色。这些经济现象背后,剔除贫困的"诱变"因素之外,温州模式的影响、义乌的人文精神是最大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