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测算及失衡度分析

文章应用投入产出法建立一个测算中澳两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模型,分别运用双区域和单区域投入产出表估算两国贸易商品的碳排放系数,并采用两国近10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测算中澳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及其对中国"碳排放"的净影响。研究发现,以2007年为分界点,中国在中澳贸易中由隐含碳的净出口国转变为隐含碳净进口国;这意味着中国通过中澳贸易向其转移了碳排放,即中澳双边贸易有利于中国经济"节能减排"、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型。文章最后分析了中澳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失衡度,从行业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上述变化的原因;并阐述了本研究的政策意义。     

中美双边工业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福利核算与分配问题研究

现代贸易方式不仅导致贸易利益在全球价值链上进行分配,还带来了贸易隐含污染排放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分布。两国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除了表现为贸易经济福利的分配,还表现为贸易隐含碳福利的分配。本文将贸易增加值分解法结合MRIO模型对2000—2014年中美双边工业品贸易增加值所隐含的碳福利分配及影响机制展开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中美双边工业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福利分配中,碳福利逆差在中国,碳福利顺差在美国;(2)中美工业品贸易碳福利级差经历了“先扩大,后收窄”的过程,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双边碳福利不平衡状况重新呈现扩大趋势;(3)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价值链地位提升以及对美进口规模扩大都有助于改善碳福利逆差的局面,但美国对中国不断扩大的中间品和最终品需求以及双边复杂的技术关联结构仍是中国碳福利逆差的主导因素;(4)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可能将导致对出口国加征关税会通过降低进口消费侧排放的方式恶化加征国的贸易隐含碳福利。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同时覆盖中国加入WTO以及美国次贷危机两个重要节点,这对于重新审视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下双边贸易隐含碳福利分配构建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为中美未来贸易谈判以及全球碳排放责任认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方向。     

中日贸易隐含碳的非对等性研究——基于全行业视角

首先运用中日投入产出表及贸易数据,测算了2000年～2014年中日27个行业部门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结果显示,在样本期间内,中国一直是贸易隐含碳的净出口国,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隐含碳平均排放量是从日本进口的4.88倍;虽然中国行业部门的碳强度呈现出显著下降趋势,但总体碳强度依然较高,约为1.32千克/美元,是日本的3倍.其次,采用LMDI分解法对上述结果进行解析,结果表明,正向规模效应是中国对日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负向技术效应则有利于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减少,而结构效应的作用并不显著;进一步对10个服务行业贸易隐含碳排放量进行分解,发现中国服务行业在对日本出口中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正在下降,但从服务业贸易隐含碳排放结构来看,相较于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仍然较高.     

经济新常态下实现碳排放峰值承诺的贸易开放政策——中国贸易开放环境效应与碳泄露存在性实证检验

中国承诺2030年前后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碳排放增长“天花板”的量化确定与必然的产业调整强化了中国贸易排放效应和碳泄露问题的重要性.本文推导开放经济体SRIO模型,测算各类能源碳排放系数来计算中国工业行业净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并作图对比高低碳行业贸易开放与碳排放的关系;然后基于2000-2011年20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回归分析不同行业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影响与碳泄露问题,并加入职工人数、研发强度、经济活动强度等控制变量验证结论的可靠性.结果显示,我国工业行业整体和低净出口隐含碳行业存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但高净出口隐含碳行业未出现倒“U”型的EKC;低净出口隐含碳行业对外贸易开放度提高有助于改善环境污染,而高净出口隐含碳行业贸易开放则加剧了环境污染,从工业行业整体看,外贸开放有助于改善环境污染,同时弹性值差异说明高净出口隐含碳行业对环境污染的负面效应制约了工业行业整体的环境改善效果.本文引入贸易开放与工业增加值交叉项检验工业行业碳泄露问题,发现低净出口隐含碳行业和工业行业整体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没有出现碳泄露现象,但是高净出口隐含碳行业的碳泄露问题回归结果不能得到确认;通过构建虚拟变量的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工业行业可能存在“污染天堂”效应.我国需要充分发挥贸易开放与环境效应的良性互动关系,同时注重经济新常态下结构性环境规制;改善人力资本占比结构,实现减排路径从产业结构优化延伸至技术创新,降低出口隐含碳强度,获取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发展所需的碳排放空间.     

南南贸易增加了中国的碳排放吗?——基于中印贸易的实证分析

本文测算和分析了中印贸易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以及影响中印贸易隐含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南南贸易与南北贸易对中国的环境影响是不同的,一方面,尽管中国处于中印贸易的"污染顺差"地位,但净贸易含碳量并未快速增长,"环境贸易条件"也不断改善;另一方面,导致我国对印度持续污染顺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对印度的贸易顺差,而非技术水平与进出口商品结构等因素。因此,为降低与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产生的污染排放,中国需要在"贸易顺差"与"污染逆差"中进行取舍。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测度研究——基于碳排放责任界定的视角

贸易自由化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法,考虑进口中间投入产品的影响后,建立经济模型,分析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其中特别注重对再出口贸易和部门分解的分析。结果表明:2007年,我国生产隐含碳比消费隐含碳高4.53%,净出口隐含碳达2.98亿吨。我国的CO2排放贸易条件是0.93,这说明我国单位出口的碳排放强度小于单位进口的碳排放强度,国际贸易总体上来说有利于中国的节能减排。"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出口隐含碳最多的部门,进口隐含碳最多的部门是"化学工业"。隐含碳贸易顺差最大的部门是"纺织业",逆差最大的部门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再出口隐含碳最多的三个部门,说明这些部门有很大一部分产品属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对我国进出口隐含碳有较大的影响。最后,根据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与责任分担:产业链视角下实例测算

本文改进投入产出(IO)模型推导行业部门生产、消费、出口、进口和净出口不同统计口径的隐含CO2计算公式,利用能源实物消耗量及排放系数直接测算行业部门碳排放量,然后计算分析我国29个行业部门贸易平衡条件下贸易隐含碳,再以行业产出增加值为指标确定产业链上下游行业的碳排放责任分配比例,构建国际贸易碳排放共担责任分配模型,测算代表性行业CO2排放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共担责任原则下可能结果。研究结果证实我国2007年出口和净出口隐含CO2排放量占比都较大,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化学工业三个行业在共担责任原则下有约30%责任应该由国外消费者承担。本文最后提出建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加强合作,倡导建立新的CO2排放责任分担原则及具体测算指标体系;中国需要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贸易发展模式。     

国际贸易中隐含碳研究综述

对当前国际贸易中隐含碳问题研究进行了述评。首先对隐含碳研究的起源和重要意义进行了理论综述,认为对贸易中的隐含碳进行研究是采用消费者负责制界定一国碳排放责任的前提。其次,将国际贸易中隐含碳的实证研究分为三类：多国研究、国别研究和分组研究,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了述评。再次,对中国进出口产品中的隐含碳研究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国际贸易中隐含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中日贸易污染条件研究——基于MRIO模型的分析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对2000-2011年中日贸易隐含碳进行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对日本拥有大量的隐含碳顺差,中国单位出口的平均污染量是其从日本进口的5.3-7.5倍。因此,由于出口产品远比进口产品更为"肮脏",中国成为日本转移高碳产业的"污染避难所"。在此基础上,采用SDA法对影响中日贸易污染条件变迁的效应进行分解。结果显示,中国碳排放强度效应和日本中间投入结构效应为负,对改善中日贸易污染条件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中国中间投入结构效应、日本碳排放强度效应、中国出口结构及日本进口结构效应为正,加剧了中国贸易污染条件的恶化。     

中日贸易污染条件研究——基于MRIO模型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对2000-2011年中日贸易隐含碳进行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对日本拥有大量的隐含碳顺差,中国单位出口的平均污染量是其从日本进口的5.3-7.5倍。因此,由于出口产品远比进口产品更为"肮脏",中国成为日本转移高碳产业的"污染避难所"。在此基础上,采用SDA法对影响中日贸易污染条件变迁的效应进行分解。结果显示,中国碳排放强度效应和日本中间投入结构效应为负,对改善中日贸易污染条件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中国中间投入结构效应、日本碳排放强度效应、中国出口结构及日本进口结构效应为正,加剧了中国贸易污染条件的恶化。     

海峡两岸贸易隐含碳排放问题研究

本文在构建投入产出模型基础上,以2005-2010年海峡两岸进出口贸易额与碳排放数据为样本,通过估算部门碳排放强度,测算两岸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对两岸贸易隐含碳净转移进行LMDI分解。研究发现:在2005-2010年间,祖国大陆各部门的碳排放强度显著高于台湾地区相应部门的碳排放强度,海峡两岸贸易隐含碳排放量主要来自于化学工业、金属工业和机械设备制造业等部门,两岸贸易使得全球碳排放量减少了209.38-306.03百万吨。本文研究不仅从部门角度,为海峡两岸控制贸易隐含碳排放量提供了理论依据,还从全球碳排放角度,为促进海峡两岸贸易深入发展提供了环境意义上的支持。     

基于碳排放权价值的中美贸易利益评估

本文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利用中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2006-2008年中国与美国货物贸易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根据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TS)碳排放权价格,评估了中美贸易利益。结果表明,2006-2008年中美贸易的结果是中国无偿为美国排放了二氧化碳。考虑到碳排放权价值后,中方贸易利益减小。中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低价格出口模式不可持续,中国有必要调整外贸政策。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增加值贸易与贸易失衡的测算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1995~2011年中美增加值出口和双边贸易失衡规模。研究表明:相比于传统贸易出口规模,1995年和2011年中国增加值出口分别减少16.06%和24.24%;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严重高估中美贸易失衡,同期中美制造业的增加值贸易顺差分别为传统贸易顺差的5%和10%,而中美农业贸易则由传统贸易逆差转变为增加值贸易顺差,中美服务业贸易则由传统贸易顺差转变为增加值贸易逆差;分要素密集度行业来看,中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表现为增加值贸易顺差,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为逆差,且逆差规模逐步扩大。     

Determinants of China's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in global value chains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using a new measure based on international input–output data, the so-called ‘trade in value-added’ (TiVA), which can prevent double counting in the estimation of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Our results show that using a measure based on gross exports, rather than TiVA, causes relatively large overestimation of the impact of the RMB exchange rate on China's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This overestimation is mainly because that the increasing production of exports may require increasing intermediate imports as a consequence of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ddition, our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FDI inflows on China's bilateral trade balances depends on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China and its trading partners in GVCs.     

中美农产品贸易收益核算及贸易摩擦的影响分析

在全球生产分割的背景下,海关统计数据由于包含大量重复计算的成分,并不能真实反映一国某部门的贸易收益情况。文章通过构建跨国投入产出模型,定义增加值出口为衡量双边贸易收益的指标,从增加值出口变化趋势、行业分布情况及贸易收益的实现方式,分别剖析2000~2014年中美两国农产品各部门的增加值出口情况。发现中美农产品双边贸易的盈余方实为中国,农产品行业的大量增加值隐藏在本国的其他部门中出口。中国市场对美国农业经济的拉动作用在提升,两国农产品行业实现收益的方式不同,中国越来越趋向于附加值含量低的粗加工中间品出口。两国农产品贸易关系紧密,对第三国市场的依赖不断下降,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农产品行业的收益都将造成较大的冲击。     

中国碳排放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互动机制——基于1994～2009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不断增加,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日趋明显。然而,外商直接投资也带来了严重的碳排放量增加与环境污染问题。文章根据1994～2009年的相关数据,计算了该时期中国的碳排放量,并利用计量经济模型检验了中国碳排放量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中国碳排放量与外商直接投资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从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多将加大中国的碳排放量。     

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利用结构分解分析法研究了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及其驱动因素。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数量巨大,在中国碳排放总额中占比很高,且在行业分布和国别流向方面表现出较高的集中度;出口总量增长是导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而直接排放系数降低和中间生产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出口结构改善对抑制碳排放增加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某些年份和个别出口贸易伙伴中,由于结构恶化反而导致碳排放增加。因此,我国在采取措施降低出口碳排放强度的同时,亟需进一步加大出口商品升级换代的力度。     

服务贸易开放度与碳排放 ——基于1995~2009年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世界服务贸易取得迅猛发展的同时,全球面临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基于1995~2009年的国际面板数据,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对服务贸易开放度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检验发现,在全样本区间内,服务贸易开放度与二氧化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依收入水平分组的实证检验发现,高收入国家服务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可以显著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中低收入国家则不显著,而中高收入国家服务贸易开放度与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     

Is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a Form of Trade Protec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China's heavily managed exchange rate contributes to its huge trade surplus with it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most notably the United States. Based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conomies’ aggregate output and expenditure and on the premise that exchange rates are shared variables, it develops a straightforward framework that shows how exchange rate management by China's central bank affects China's fast growing output, expenditure, employment, and trade balance, while simultaneously influencing these aggregates in its slower growing industrialized trading partners. This framework reveals that under conditions of limited private capital mobility an inflexible yuan yields higher short-run output gains for China at trading partners’ expense through a form of “exchange rate protection.” At the same time exchange rate misalignment limits China's consumption and hence living standards. A misaligned currency is also shown to bias international saving and investment flows and is central to any explanation of global imbala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