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职业状况的社会网络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22个省份的农户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状况的影响,其中主要包括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状况,并发现:只有微弱的证据能够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水平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而社会网络对其职业阶层也更多地通过间接效应实现。社会网络只是作为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在岗位配置上起到明显的作用。     

家庭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2013年重庆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探测性因子分析方法,从家庭视角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状况、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合至少包含社会网络融合、文化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职业融合等五个方面;农民工家庭城市融合总体水平偏低;制约农民工家庭进一步融入城市的主要是职业和经济因素;家庭月收入等多重因素对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合具有影响作用。     

社会关系网、朋友圈效应与农民工收入

基于中国珠三角地区实地调查数据,文章分析了农民工社会关系网以及朋友圈对其工资的影响。在研究农民工社会关系网对其工资影响的基础上,文章探讨朋友圈中的教育网差效应和职业网差效应对其工资的影响机理和程度。研究发现:整体上看,农民工个人社会网络对其工资有正向影响;农民工最好朋友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对农民工工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更进一步,朋友圈内教育网差效应的表现跟农民工与该朋友的社会距离有关,社会距离越近,此种效应相对越大;而职业网差效应的表现跟农民工与朋友的社会距离关系不大。在排除自选择因素以及考虑教育的内生性问题、工资与教育网差及职业网差的联立关系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社交能力与农民工工资性收入

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在探索过程中,教育、职业培训、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探讨,而较少有研究关注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文章基于2010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语言表达和人际关系处理两个维度构建了社交能力综合指标,重点探讨了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两个子维度指标的影响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和代际差异.其次,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迁移效应",迁移距离越远,社交能力的影响则越弱.此外,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社交能力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则越显著.在影响机制方面,社交能力主要通过社会资本效应、职业发展效应、劳动合同效应和信息优势效应四个渠道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文章聚焦于社交能力,为进一步提升农民工工资性收入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研究提出并检验了社交能力回报的迁移效应、劳动合同效应以及信息优势效应,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与拓展.     

安徽省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安徽省32个村的调查数据,对影响农民工收入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阶层内部呈现较大的收入差距;性别、培训和务工地区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显著;受教育程度低于初中这一状态对农民工收入的提高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间的收入差距不大。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分化

文章以中国珠三角地区实地调查数据为例,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整体的收入流动和群体内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与程度。研究发现:当前农民工群体呈现收入分化的趋势。从年度纵向上看,"整合型"社会资本无助于农民工整体收入的提高;"跨越型"社会资本能显著提高其收入。从农民工群体内部横向上看,"整合型"社会资本会显著减小农民工群体内的收入差距;"跨越型"社会资本则会显著拉大群体的收入差距,尤其对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贡献大于中低收入组。此外,研究还发现了教育对农民工收入差异的影响。在排除自选择因素和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中国新一轮城市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分析——基于社会阶层视角

"十二五"时期,中国新一波城市化浪潮已经变得不可避免。该文从社会阶层视角分析,认为由于中国存在消化准城市化人口的压力、现存产业结构不合理固化农民工进城的职业与职位、社会断裂阻挡农民工的垂直流动等因素,使得新一轮城市化推进面临一定的阻力。要实现以农民的城市化拉动消费,改变"土地的城市化,而非农民的边沿化"状态,必须加快农民市民化的速度,缩小农民阶层规模;激活初始阶段的"普适化"效应,扭转突破阶层边界因素的力量;弱化职位对农民阶层的限制;强化政府执行收入再分配职能提供突破阶层边界的条件,才能推进城市化。     

农民工城市定居方式选择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北京市的实证调查

农民工城市定居方式选择意愿问题,实质上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属于农民工定居城市问题的深层次延展.从实证研究来看,教育水平、对社会保障与社会尊重的关注,以及子女未来发展已成为这一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反映出当代农民工希望融入城市生活及其伴随的更高层次的社会需求.因此政府应合理加快城市化规模,关注农民工家庭社会保障权利与发展机会,避免农民工阶层的固化和边缘化,避免"代际贫困"问题.     

外出农民工流向选择影响因素分析——以四川户籍人口为例

本文以四川户籍外出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家庭、人际关系、生活与感受以及其他五个方面实证研究了外出农民工流向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影响外出农民工跨省流动或是省内流动的主要因素包括收入、工作保障、关系网络、流入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态度、外出农民工的年龄以及他们外出务工时间的长短等.     

基于求职能力的汉语言类大学生就业指导效果的调查研究

大学生的求职能力与实际就业关系密切,是影响就业指导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通过"大学生求职能力问卷"调查结果的因素分析,发现大学生求职能力包括六个因素:就业环境了解能力、职业定位能力、信息获取能力、求职材料制作能力、面试能力和维权能力.通过就业指导对由六个维度组成的求职能力的干预发现,参训学生的维权能力、面试能力、求职材料制作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四个维度的提高极为显著(p＜0.01),在学生的就业环境了解能力和职业定位能力这两个维度上的提升幅度显著(p＜0.05).最后对研究结论的意义进行了讨论.     

职业、收入、社会满意度:多阶层收入—幸福关系比较分析

文章运用调查数据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目前幸福指数进行分析,发现幸福状况与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关系曲线呈多斜率阶梯上升趋势。职业、收入、社会状况的满意度在六大幸福影响因子中处中等水平,且分值低于幸福指数,成为拉低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这一情况表明,在目前我国,改善职业环境、关注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改善以及提高社会公平公正满意度,对于提升国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     

职业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本文基于全国106个城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考察不同类型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职业水平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职业垂直上升流动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垂直上升流动的跨度以及最后进入的职业层次的高低都会对其城市融入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最初职业为一般劳动力,通过职业垂直上升进入到管理精英阶层的农民工,他们的城市融入意愿高于进入到技术精英阶层的群体,而从技术精英转为管理精英的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意愿更强。     

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与社会融合分析

文章利用2013年武汉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就业区域稳定性对农民工增强自身"城市人"的身份认同感和务工城市长居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就业职业稳定率不具有此效应;同时,就业区域稳定性和就业职业稳定率能有效帮助农民工了解和掌握当地语言,但在增进与城里人的关系上则失去了作用;签订劳动合同对增强农民工长居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不管是人力资本存量高还是存量低的农民工,就业区域稳定性对他们的社会融合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人力资本存量低的农民工影响程度更大;而就业职业稳定性对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农民工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农民工影响效应则不显著。     

城市居民个人背景与其职业适应性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利用问卷调查所得资料,定量描述了现阶段城市居民职业综合适应水平的基本情况,运用高级统计方法探讨了与城市居民职业适应水平相关的因素。城市居民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较高。与城市居民职业适应水平密切相关的因素主要有本人的政治面貌、是否勤奋、中级职称、高级职称、母亲一般职务以及社会网络规模。初步构建了一个关于城市居民职业适应性的分析图,阐释了城市居民阶层背景因素、竞争能力因素、社会支持网因素对职业适应水平的影响关系。相对而言,城市居民的竞争能力对其职业适应性的影响更强。     

阶层固化与年龄结构对收入分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收入分化是近几年我国社会面临的热点问题,例如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退休人口比例不断上升,而现有的养老金"双轨制"将造成企业与机关单位退休人群之间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本文选取对数值方差作为不平等的衡量指标,构建回归方程以测算阶层固化和年龄结构对我国收入分化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年龄结构变化(特别是老龄化)是收入分化增加的主要原因,而阶层效应也是收入分化加剧的主要因素.前者约占加剧收入分化总效应的60%,后者占40%.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公平认知与诉求

识别收入分配的性质,找到社会接受和认可的收入分配状态,对一个国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年数据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公平认知和诉求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居民对于权力决定成功、资本所有者剥夺劳动者、税收调节不到位等分配不公现象的认知显著增加了其收入分配不公平感,而这种不公平感的产生源于上述因素强化了居民对于农民、农民工、工人的实际收入偏低以及省部级以上官员、市长、大型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实际收入偏高的认知.收入分配改革是一场关系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变革,考虑到不同阶层在公平认知和诉求上的分化,国家需要在改革中协调好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取得全社会的共识.     

社会转型视野下的农民工问题解读

从社会转型视角对农民工问题的解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从农民工劳动契约的社会整合机制来说,原来单位制所承担的经济与社会整合功能的统一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弱化,其后果是原来单位内可以化解的劳动争议爆发出来;发挥有机整合功能的社团组织和职业共同体的缺失,导致农民工的组织维权更多的是采用基于血缘、地缘维权的方式.其次,是契约环境的转型,即从熟人社会的契约环境向陌生人契约环境的转型,其困境在于熟人社会的"场域"缺失与关联博弈的断裂,导致契约的社会声誉机制弱化.第三,从农民工社会资本利用机制来说,是从完全依赖"强关系"网络而生存,转向更加重视利用"弱关系"网络中所蕴含的社会资源.     

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对策浅析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一个经济热点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农民工工资增长越来越快,已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但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还受到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等种种因素的制约.解决农民工收入问题不仅能够增加农民的福利,也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本文通过对农民工收入现状的分析,并且通过实证分析各种影响农民工收入的因素,从而提出提高农民工收入、改善农民工生活的对策建议.     

农村劳动力求职实现的关系网络分析

采用CGSS2008农村调查数据作了实证研究。更强的关系求职赞同态度、更高的自评阶层定位均会增强农村劳动力的关系网络联结强度,而关系网联结强度的增强又从整体上增加了农村劳动力求职实现的机会,那些给更多单位类型负责人拜年的农村劳动力,更有可能求职成功。经验研究的现实启示是,在社会整体诚信度有待提高和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宏观背景下,固守强关系,仍是农村劳动力寻求求职实现的策略选择。     

城市农民工收入与健康：职业地位的影响

本文采用浙江省城市农民工数据，检验了城市农民工自评健康与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在其中重点考察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同时，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选取职业来代表社会经济地位。主要结论是：城市农民工的自评健康与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城市农民工内部存在一定的职业差异。要解决城市农民工健康不平等问题，关键在于提高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增加农民工的收入，同时改善农民工的居住环境，并且逐步取消各种造成城乡分割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