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视角下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长江经济带城市为例

本文运用基于 SBM方向距离函数的 GML指数对 2003～2017 年长江经济带 108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 然后通过 PVAR模型对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之间是 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显示： 2003～2017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总体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变动幅度较大， 呈现波动上升的良好态势。GMM 模型估计结果与脉冲效应函数表明， 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具有时变效应， 但作用方向正好相反。 方差分解结果表明， 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是解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预测方差的重要变量， 然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的预测方差贡献度相对较小。 因此， 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应因地制宜， 设计合理的环境政策、 积极推进产业集聚， 同时要注重提高产业集聚质量。     

资源型产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6～2013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两阶段系统广义矩方法,实证分 析了资源型产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结果表明：（１）资源型产业集聚对资源型产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动态的,当期资源型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但滞后一期的资源型产业集聚会抑制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资源型产业集聚的“集聚效 应”和“拥塞效应”会在不同时期达到不同均衡状态。（２）资源型产业集聚与人均GDP的 交叉相乘项阻碍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表明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影 响的积极效应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验证了资源型产业“威廉姆森假说”在中国的存在 性。（３）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资源型产业集聚对于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逐步显现, 而对于技术效率改进的积极意义则逐步减弱。总体而言,资源型产业集聚对于技术效率变化 的影响主导了对于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影响。（４）非资源型制造业集聚、物质资本投入促进 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及技术效率的提升,政府干预程度对三者的影响显著 为负,人力资本投入对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效率改进的积极作用不明显,但 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产业的技术进步。     

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多元协同视角下有调节的中介机制分析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对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集,基于多元协同视角,建立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且结论在经过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将“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的设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受到政府环保支持与公众环境关注的正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劳动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及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同时,揭示了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联系,构建了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协同路径。     

大型煤炭基地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研究

"十三五"规划将煤炭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主线。为促进煤炭产业以"安全、高效、绿色、智慧"为标准的高质量发展,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当下迫切需求。根据WIND咨询金融数据库中煤炭产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煤炭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及其分解效率。结果表明,煤炭产业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呈下降趋势。较低的规模效率是造成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上中下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变化趋势。进而采用OLS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规模扩大不利于促进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研发投入对企业效率产生显著抑制作用,政府扶持对企业效率产生正面影响。     

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集聚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 P.Haggett 建立的产业集聚区位熵长江经济带六类高耗能产业 2006～2017 年的集聚状态进行评估并分析其动态变化趋势， 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高耗能产业发展效率， 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探究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 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整体集聚程度均衡， 区位熵指数总体维持在 0.85； 六类细分行业集聚水平差异明显， 石油加工业在长江经济带集聚水平表现最弱， 化工业集聚水平最强； 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在长江区域间呈现下游向上游梯度转移， 下游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中游呈现上升趋势， 上游变化不明显； 高耗能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且主要依靠促进技术进步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从作用途径来看， 高耗能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水平和政府干预途径传递， 高耗能产业依赖起到负向影响。     

环境规制、能源要素价格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能源要素价格作为中介,研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以及中介作用。基于中国30个省份(西藏、港澳台除外)的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对于我国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产生影响不同,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影响效果比污染惩处影响效果好。能源要素价格作为中介,环境规制政策通过能源要素价格的传导作用有所不同,增加财政节能环保支出会降低能源要素价格,而能源要素价格会随着污染惩处的加大而上升。能源要素价格的上升会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不同渠道的技术溢出与中国制造业绿色生产率

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20个子行业2005~2019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制造业总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和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2005~2019年中国制造业总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先下降后缓慢上升。同时,本文通过对不同渠道下的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渠道的技术溢出对制造业总体及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基本一致,具体表现为贸易溢出的影响不显著,FDI溢出抑制绿色生产率的提高,ODI溢出对绿色生产率有较强促进作用,但每种渠道技术溢出对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在影响程度上存在差异。本文认为,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未来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加大对外投资是提升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最有效渠道。     

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按照污染排放强度,本文将中国28个制造业部门分为重度污染产业、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三大类,在测算1999—2009年三大产业部门环境规制强度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力图从促进生产率的角度找出不同产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拐点。研究结果表明:重度污染产业当前环境规制强度相对合理,能够促进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中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的关系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而言技术效率可以更早地突破"U"型拐点;轻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与三者的关系也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而言,技术创新能够更早突破"U"型拐点。在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政府应推进环境规制政策从控制型向激励型转变,诱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实现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省际OFDI、出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地域辽阔,地区差异较大,研究省际OFDI、出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需重视空间因素的作用。本文基于2005～2014年我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OFDI和出口贸易这两个方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省际OFDI、出口贸易和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空间集聚特征;OFDI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呈负相关;出口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并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促进邻接省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我国需重视技术寻求型OFDI的建设,充分考虑OFDI对国内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影响,以期达到对外投资和出口贸易双实现技术溢出效应的效果。     

绿色技术创新对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调节作用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对碳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同时检验了地方政府竞争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2011~2020年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碳生产率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技术创新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碳生产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和本省域的碳生产率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相邻省域的碳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国家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八大国家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区位熵和 Malmquist 指数测算其金融集聚和经济效率，运用系统GMM和面板回归实证检验其金融集聚与经济效率关系。结果表明：整体上金融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均有显著促进效应；各城市金融集聚均对规模效率有显著促进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他分解指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得出以市场化为改革核心、加强金融供给侧改革、“脱虚向实”、推进创新驱动和扩大金融开放等建议。     

制造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北大核心

制造业集聚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以2008~2020年26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制造业集聚、绿色技术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验证了威廉姆森假说,并且绿色技术创新在二者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此外,将总样本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析发现,制造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且各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均有待提升。因此,仍需鼓励制造业集聚和绿色技术创新发展,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结构多样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产业结构多样化为主要视角，从理论上分析了产业结构多样化(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以中国2007～2019年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结构多样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将产业结构多样化分解后发现，相关多样化对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无关多样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分区域来看，产业结构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为正，在中部地区为负，但不显著，间接效应只有在西部地区显著为正。相关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在东部和西部显著为正，在中部为正，但不显著，间接效应在三大地区均不显著。无关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只有在东部显著为正，而间接效应只有在西部显著为正。本文的研究为分析产业结构影响城市绿色发展的内在机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模型测算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和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建立P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MM系统方法、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短期内具有抑制作用，在长期内具有促进作用；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具有抑制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具有促进作用，长期内具有抑制作用，而对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交通基础设施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省域数据的空间面板计量分析

本文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地区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在1997—2007年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2001—2007年铁路和公路基础设施存量的增加共带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11.075%,占TFP整体增幅的59.100%,其中,高速公路和二级公路基础设施的带动作用最为明显;在上述贡献中,来自直接效应的部分较小,仅占25.700%,而来自空间外溢效应的部分则高达74.300%;就分时段的估计结果来看,2001—2007年铁路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持续显著的正向影响,1997—2000年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持续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其他等级公路基础设施的影响则没有显示出这种持续的显著性。     

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专利信息的研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战略方向，本文利用中国企业专利信息，从微观视角测度企业的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行为，并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的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行为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该结论在进行内生性控制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从创新变革视角看，数实产业技术融合有助于拓展企业知识宽度，提升技术创新质量，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竞争能力强化视角看，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能够强化企业对融合技术扩散的吸收能力，提升产品竞争力，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内部特征方面，除数字产品服务业外，企业涉及的其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技术融合对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偏向于实体产业技术创新的企业从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中能获得更大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益。在外部环境方面，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够增强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而不同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并未表现出明显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推进数实产业技术融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事实支撑与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政府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 2000～2017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通过固定效应和系统GMM 方法， 计量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 并对该效应的传导机制做了进一步探讨， 同时分析了环境规制与政府补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共同影响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 （1）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 “U” 型关系， 其中动态模型较静态模型“U” 型下降趋势更快而上升趋势较缓； （2） 政府补助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为负， 起到了抑制作用； （3） 政府补助与环境规制共同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效应。     

绿色金融发展、绿色研发投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绿色金融发展、绿色研发投入以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效应对高技术企业比较明显。绿色金融发展有利于激发企业绿色研发投入的动力，且对高技术企业的激励作用更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绿色研发投入推进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绿色研发投入在促进高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传导作用相对更大。     

集聚经济、创新溢出与区域创新绩效

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由传统的劳动力、资本积累向创新要素数量与网络化程度转变。从来源看,区域创新源于区内自主创新与区外创新溢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直接受创新要素禀赋条件的影响,集聚经济因素通过空间外部性作用直接影响区域创新要素集聚能力与水平。同时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空间依赖产生区间创新溢出;对外开放过程中产生创新的国际溢出,都对区域创新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集聚经济与创新溢出皆对区域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因此,应通过强化集聚经济效应,构建开放式创新环境,提高吸收能力以充分利用创新溢出效应,并促进企业价值网与区域创新网“两网合一”,降低交易成本,不断提升区域创新绩效。     

煤炭产业绿色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协同发展研究

经济新常态对煤炭产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转变煤炭产业粗放型发展模式,促进煤炭产业绿色转型,对于实施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有决定性作用。创新理论为中国煤炭产业的转型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持,在分析煤炭产业发展困境的基础上,阐述了新常态下煤炭产业绿色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协同发展路径,并提出二者实现协同发展的对策,为煤炭产业的绿色转型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