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不能解决我国货币政策低效率问题——一个基于政策时滞和扰动冲击的研究

本文在一个引入时滞、政策传导扰动和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模型中，分析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与货币政策效率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由于货币政策的时滞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畅，中央银行无法及时地对经济中的扰动做出正确的估计，尽管可以利用中间目标变量和其他参考变量的实际值对目标值的偏离所给出的信息来适当调整货币政策，但仍然无法对冲击及时做出正确的响应；再加上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执行中的财政占优、金融占优和外部占优问题，使得中央银行无法执行其意愿的政策，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引入无助于解决货币政策的低效率问题。     

我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可行性分析

通货膨胀目标制是基于对通货膨胀做出相对精确的预测并以稳定价格为首要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目前国际上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考察我国的中央银行、经济和金融体系等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前提条件,可以发现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一些条件,应该加速金融创新,渐进地向通货膨胀目标制政策框架转变。     

中国货币政策适宜转向通货膨胀目标制——基于中央银行预期管理的视角

简单的最优货币政策是促使通货膨胀与产出二者之间达到“神奇巧合”的货币政策.本文立足于最优货币政策共识和预期的异质性,全面分析了中央银行预期管理.通货膨胀预期形成中的问题主要是信息问题,透明度与交流是预期管理的关键货币政策工具,着重于信息提供和中央银行的意图表达,能够盯住更多的目标.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依靠中央银行的政策行为作用于价格稳定目标,比较而言,通货膨胀目标制能够形成预期管理的内生机制.本文建议,当下中国在经济疲弱、价格剧烈动荡之际,应率先推出“准通货膨胀目标制”,管理经济下行风险,从而推动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     

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的适用性分析

本文从央行操作技能、制度保障体系、市场传导机制和宏观经济环境等四个方面对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我国已基本具备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前提条件,中央银行应尽快实现由当前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向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转变.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实施通胀目标制的几点思考

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中不可能直接达到其最终目标,而只能通过中介目标来影响实际的经济活动。文章认为,无论是学术理论价值上,还是政策实际操作上,作为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面临新情况和新问题,所以可以借鉴通货膨胀目标制来改进和提高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货币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效力影响分析

在新的国际环境，我国国内的金融环境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中共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不定因素将增多，造成中央银行控制相关经济变量的力度减弱，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将失灵，进而导致中央银行无法及时、有效地实施货币政策。因此，有必要对新环境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特别是货币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力影响。     

降低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的理论方法

货币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可能存在动态不一致性。如果中央银行预先公布了保持低通胀的最优货币政策,但在随后的执行过程中,企图利用公众已经形成的低通货膨胀预期,执行完全相机抉择的政策,那么公众的理性选择是根据中央银行的最优化问题,重新确定自己的预期通货膨胀,使中央银行的     

通货膨胀目标制实践经验的国际考察

作为一种新型的货币政策制度框架,标准型通货膨胀目标制在全球的中央银行中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认同.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还缺乏一个对目前大量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实践经验进行简洁而全面的概括,借以对货币政策的实践和通货膨胀目标钉住者的前景展望提供相应指南.而这种指南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队伍不断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在考虑是否采纳通货膨胀目标制.借鉴标准型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在控制通货膨胀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探讨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发展趋势、政策实践,其目的是为了从国家的角度来思考是否应该采纳通货膨胀目标制;而对于已经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则要考虑如何健全这一制度框架.     

我国货币政策作用机制传导效应分析

<正>我们知道,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要经过中央银行的决策执行传导阶段,商业银行的吸收消化贯彻阶段和工商实业界的适应调整转向阶段。这一过程涉及到四层机构(政府、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企业)、六方人员(政府高层决策人员、政府机构人员、中央银行职员、商业银行职员、企业人员和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的大调整,各方的权衡、拖延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货币政策的贯彻执行,直接影响政策的作用效果。因此,一个有效的政策传导机制是政策效用能够实施的首要条件、笔者认为,我国货币政策作用效果差的根本原因在于机制梗阻,以致出现货币政策“议而难决,决而难行,行而难果”的非正常局面。分析原因,理顺机制,是我国当前整顿金融秩序、强化金融宏观调控的关键所在。 一、货币政策作用机制传导梗阻探源 导致我国货币政策作用效果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传导机制各要素之间相互衔接配合的问题,此各个环节的问题表现在: 决策梗阻:来自中央银行内部 的耗力 有效的货币政策应具备科学性,执行的结果能达到熨平经济波动的目标,这就要求货币政策的决策要先于经济周期一个“节拍”,这个“节拍”的长短正好等于货币政策贯彻的“时滞”,以实现货币政策的逆经济风向调节。如果货币政策不能先于经济周期这样一个“时?     

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重新界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以经济全球化与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新经济时代的来临,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有了重大调整,表现在货币政策方面,就是一个新的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即直接钉住通货膨胀率的货币政策体制)的推行。新的政策改革使得中央银行的政策反应主要根据社会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以及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的预测是否偏离公布的目标而定(Bernanke and Mishkin,1997)。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高于目标或目标区上限,采取抑制性货币供给调整;如果预测结果低于目标或目标区下限,采取松动性货币供给调整;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     

换手率与股票收益:流动性溢价还是投机性泡沫?

本文考察了中国股票市场股票换手率与横截面股票收益之间负相关关系的原因,研究发现这种关系不能由流动性溢价理论完全解释,多项证据表明由于换手率可以作为投资者异质性信念波动程度的代理变量,在市场卖空约束和投资者异质性信念同时存在的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投机性交易所造成的股价高估(投机性泡沫)是更为合适的解释。     

退耕还林:成本有效性、结构调整效应与经济可持续性-基于西部三省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

退耕还林工程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生态工程,其经济效率、预期效果和可持续性是全社会广为关注的问题。本文使用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2003年对西部三省(陕西、甘肃和四川)退耕还林地区进行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对退耕还林工程的成本有效性和工程在经济上的可持续性进行了评估。我们发现退耕还林工程在实施过程中表现出较高的瞄准效率和较低的成本有效性(存在较大的成本节约空间)。计量分析发现工程在促进农民增收和结构调整方面作用甚微,因此其经济可持续性存在很大的疑问。另外,本文还就退耕还林工程的操作程序、政策改善的方向等进行了讨论。     

退休会影响健康吗?

该文使用2005年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利用中国退休制度对人们退休决定的外生冲击以及断点回归设计研究了退休(指永久性离开劳动力市场)对人们健康状况的影响.我们发现在正常退休年龄退休对男性健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女性则没有影响,而提前退休对男性和女性的健康都没有影响.由于提前退休多是自愿发生的,而正常退休则是强制性的,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设计退休制度时,应该给劳动者一定的选择退休年龄的灵活性.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技术溢出-一个基于中国省区面板数据的研究

利用中国29个省区1994—2003年的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省区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相对于国内企业,外资企业具有相对较高的技术效率,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省区技术效率的提高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呈现一种区域的差异性,而对外贸易对中国省区的技术效率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技术溢出,在分区域研究的时候发现,对外贸易对西部省区技术效率的提高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中国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1978-2005

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探讨了中国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问题,其主要结论为:(1)与一般判断相反,中国总体资本积累是具有动态效率的,高投入式增长未必是粗放式增长;(2)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与经济波动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3)中国资本积累动态效率提高的源泉主要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改进、静态和动态资本配置效率提高四个方面,考虑到中国市场化改革远未结束、后发优势仍存在巨大的利用空间、区域间产业结构大规模升级和转换将持续相当长时间等因素,未来中国资本积累动态效率提高的空间仍然很大。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双边市场中的银行卡组织

在一个完备市场中,当面临外生冲击时,家庭要进行风险分担和消费平滑。本文用广东省家庭收支数据检验了中国城镇家庭在面临外生经济冲击时能否对消费进行风险分担以达到完全保险。我们首先检验家庭总消费和各类消费品的风险分担情况;然后检验不同收入组家庭消费的风险分担状况;最后检验家庭消费是否能够对地区的特定冲击进行完全保险。结论是:大部分的计量检验都拒绝了城镇家庭消费可以完全保险的假设。     

中国改革时期省际生产率增长变化的实证分析(1979-2001年)

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否正在背离比较优势的原则?今后中国是否要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该文试图通过对省际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组成部分的测算,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这两个不同的方面来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TFP增长性质和近几年来的变化趋势,以便为相关政策讨论提供一些实证依据.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在1978-1995年期间经历了一个TFP高增长期(为4.6%);而在1996-2001年期间出现低增长期(为0.6%),其变化的具体特征为:技术进步速度减慢、技术效率有所下降.     

股权激励:能否构成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的挑战?

与利益相关者论认为的股权激励是对公司治理传统的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的挑战不同,该文指出,由于在实现时机和承担风险等方面的显著差异,股权激励不能简单等同于产权安排,从而并不能构成对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的挑战.     

小农户真的更加具有效率吗?来自湖北省的经验证据

对农业效率与农户规模负向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农业经济学的热点,本文以1999—2003年湖北农户数据为证据,从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率、TFP和技术效率等角度,多维度检视农户效率与农户规模的关系,从家庭禀赋角度对农户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农业效率与农户规模负向关系假说需要放到更宽阔的视野内全面审视,小农户是否享有相对大农户的效率比较优势取决于宏观导向上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通过各种政策工具提高农业效率的潜力巨大,可以妥善利用。     

花落谁家-高考志愿填报机制的博弈模型

该文分析了高考志愿填报三种不同机制(即考前报、估分报和知分报)下,考生之间策略决策的纳什均衡结果,以此来评估三种制度在人才筛选方面的效率.我们发现,三种填报机制之间不存在帕累托改进.但在许多情况下,考前报和估分报可能达成社会应有效率,其中又以考前报可能性更大,此外更大范围内的竞争也有利于消除投机激励.关键的参数包括考生正常发挥的概率和对不同学校评价的差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