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国公司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外国市场选择与进入模式

基于中国跨国公司的崛起，它们如何在外国市场选择与进入模式方面作出决策需要系统研究。通过对中国制造企业的调查，我们发现它们的外国市场选择及进入模式战略在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FDI）的经营模式中存在着显著差异。发达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都是中国企业出口的重要市场，同时这些企业更倾向于在发达经济体中投资于营销、生产及研发领域。本研究结论对理解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海外市场选择和进入模式有重要启示。     

中国企业国际化成长风险评价模型研究

一、中国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发展态势 经济全球化给市场竞争带来了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国内市场竞争国际化和国际竞争国内化.中国加入WTO后,市场开放和营销全球化成了中国企业必然的选择.中国企业不仅要承受跨国公司在中国本土带来的竞争压力,而且还要在人家的土地上与外国公司竞争.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并不只是与当地公司争夺市场,还要与其他国际公司抢占份额.     

国际化风险与中国企业海外进入模式研究

进入模式选择是一个带有风险的决策,特别是对于刚刚走出国门的中国跨国公司来说尤其如此。本文以2000-2010年830家中国跨国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国际化风险对中国跨国公司海外进入模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面临较高的外部风险（东道国风险、文化差异风险）、内部风险（研发风险、资源风险、一体化风险和时间风险）时,企业采取合资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相反,企业采取独资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相应的结论和建议。     

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结构决定:基于影响因素的一般框架

跨国公司的市场进入模式是近几十年来直接投资理论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进入模式的基本问题主要有三个:所有权安排、产品策略和投资方式。文章以影响进入模式选择的三大因素(产业因素、企业因素和区位因素)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分析跨国公司市场进入决策的一般框架,探讨了进入模式的结构决定。     

国际化风险与中国企业海外进入模式研究

进入模式选择是一个带有风险的决策,特别是对于刚刚走出国门的中国跨国公司来说尤其如此。本文以2000-2010年830家中国跨国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国际化风险对中国跨国公司海外进入模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面}临较高的外部风险（东道国风险、文化差异风险）、内部风险（研发风险、资源风险、一体化风险和时间风险）时,企业采取合资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相反,企业采取独资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相应的结论和建议。     

中国企业国际化扩张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以2007年中国企业500强为研究对象,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扩张驱动因素的基本特征、与市场进入模式及国际化阶段的相关性以及国际化驱动因素的时间进程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开拓海外市场与获取海外资产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最明显且直接的目标,其中获取战略资产是中国企业国际化后期的一种主要驱动因素,而在国际化前期,中国企业国际化仍然是市场导向型的。而且,中国企业国际化扩张驱动因素与市场进入模式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企业国际化驱动因素与目标区位选择之间也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

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东道国与母国的文化差异在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决策时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对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分析了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模式选择的影响,并且就中国企业跨国化如何应对文化差异提出建议。     

对入世后汽车业跨国公司进入方式选择的分析

入世后，汽车关税水平的大幅下降使在中国市场上大量进口销售外国生产的汽车成为可能。这直接影响到跨国公司对出口和直接投资两种进入方式的选择。中国入世后汽车业的直接投资是否会被贸易所替代而减少呢?本文将在阐述进入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与模式的基础上对入世后汽车业跨国公司进入方式的选择进行分析。     

民营企业技术引进的质量控制

加入WTO之后，外国大型跨国公司纷纷进驻中国，导致国际竞争国内化和国内竞争国际化。我国民营企业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竞争能力差，很难与外国跨国公司进行竞争，这就要求我国民营企业必须在进行技术进步战略选择时，不能背离我国的经济状况、要素禀赋结构以及我国企业的具体情况。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企业应该采取的技术进步战略，并在此基础上用内生增长模型来分析技术引进的质量控制。     

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分析

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模式是企业国际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国际化能否取得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是否选择适合企业发展的模式。本文通过介绍国际市场的三种进入模式,以及分析影响选择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内外部因素,提出我国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价值理论一折衷理论相结合模式,以及综合决策模型。     

复杂产品研发网络逆向国际化能否激发企业创新行为

研发国际化背景下，我国复杂产品供应商被锁定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和研发体系中低端，从而限制了国内企业创新行为。基于逆向国际化理论、知识获取理论和创新行为理论，研究国内复杂产品研发网络逆向国际化程度对复杂产品供应商创新行为的作用机理。基于182家复杂产品供应商的有效样本数据，对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复杂产品研发网络逆向国际化程度与企业创新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知识获取能力在上述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东道国舆论环境与海外进入模式选择 ——基于海量媒体数据的定量考察

逆全球化背景下日趋复杂的东道国舆论环境给我国国际化进程带来严峻挑战,对其如何影响跨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关键决策还缺乏系统的实证检验。基于情感分析技术（NLP）和网络爬虫,对2015-2022年间830余万条媒体报道进行文本分析,构建涉华舆情指数,系统分析与检验了东道国舆论环境对我国企业海外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舆论环境越差,相比于独资模式,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相比于跨国并购,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进入海外市场;跨国企业的产权性质和国际化经验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影响机制方面,东道国舆论环境通过影响企业的规制、规范和认知合法性来影响跨国企业投资设立模式的选择。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跨国企业恰当地选择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积极规避或弱化舆论风险,更好地在东道国投资布局与经营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R＆D投入——基于典型相关分析的中国数据实证

从风险投资这一金融视角,以1995-2011年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R＆D投入的样本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实证分析风险投资与R＆D投入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R＆D投入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风险投资主要反映在风险投资总规模上,R＆D投入主要反映在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 R＆D经费内部支出等自主技术创新方面。风险投资与R＆D投入中的技术引进、技术购买支出呈负相关关系,相对于外部技术,风险投资更青睐投资风险性极高的原始技术创新领域。风险投资会增加新产品开发、 R＆D内部经费、 R＆D人员等自主创新方面投入,R＆D自出创新投入增加会导致更多风险资本进入。     

跨国企业母国创新网络对国际化创新绩效的影响——高管国际化背景与企业数字化的调节作用

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全球背景下,我国跨国公司国际化创新发展需要国内创新资源支撑,但当前研究主要关注国际创新资源对跨国企业国际化创新的影响。基于国际化创新内外双循环格局,选取2010—2019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Tobit回归探究母国企业创新网络对国际化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母国企业创新网络规模正向影响国际化创新,而高管国际化和企业数字化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结论对我国跨国企业利用国内技术创新资源构建国际化创新双循环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一是在宏观政策上,政府要加强国内创新网络建设以支撑企业国际化创新发展;二是在跨国企业内部,要重视国际化人才引进和企业内部数字化建设,通过积累国际化创新人力资源促进国际创新资源吸收,并为创新效率提升奠定数字化基础。     

中国企业国际化多样性与创新绩效

国际化多样性作为一种成长战略，是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决策，然而当前关于企业国际化多样性对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尚为缺乏。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国际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国有股权比例、东道国制度水平对国际化多样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国际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效应，东道国制度发展水平对两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国有股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该结论丰富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际化研究成果，为国际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新证据。     

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基于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具有资源效应和文化冲突效应，两种效应的高低决定了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最终影响。本文以 2011—2017 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针对海归高管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和企业吸收能力以及CEO两职兼任的调节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显示：（1）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资源效应大于文化冲突效应；（2）企业吸收能力增强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3）CEO两职兼任减弱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正向关系；（4）既具有海外工作经历又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强，仅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弱；（5）东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中西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不显著；（6）在完全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在垄断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系数为正，但是统计上不显著。     

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基于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具有资源效应和文化冲突效应，两种效应的高低决定了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最终影响。本文以 2011—2017 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针对海归高管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和企业吸收能力以及CEO两职兼任的调节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显示：（1）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资源效应大于文化冲突效应；（2）企业吸收能力增强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3）CEO两职兼任减弱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正向关系；（4）既具有海外工作经历又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强，仅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弱；（5）东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中西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不显著；（6）在完全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在垄断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系数为正，但是统计上不显著。     

结构资本与技术能力:外部知识管理及知识距离的作用

识别网络结构资本对技术能力的影响是企业开放式创新的核心问题，现有研究对这种影响关系形成的内在机理还缺乏系统认识。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企业样本数据实证发现：网络中心度、网络规模能提升外部知识获取和知识转移效率，网络多样性则只能正向影响外部知识获取。外部知识转移只能对技术创新能力产生正向作用，外部知识获取则与技术基础能力和创新能力是显著正向关系。知识距离对外部知识获取在网络中心度、网络规模与技术基础能力，网络多样性与技术基础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不起调节作用，但完全调节外部知识转移在网络中心度与技术创新能力、网络规模与技术创新能力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异质机构、企业性质与自主创新

本文通过放松经理人市场的完全竞争性假定,拓展了经典职业生涯模型,藉此研究了中国制度背景下的机构持股、企业性质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并基于2004—2009年923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从R&D投入和专利申请两个维度对本文拓展模型的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异质机构对企业创新有不同的影响,证券投资基金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2)民营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持股促进了企业的创新活动,国有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创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机构投资者整体持股对全样本企业的专利申请有不显著的正效应,而对R&D投入则有显著的负效应。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state ownership

This article tests the influence of state ownership on internationalization–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based on Chinese listed manufacturing firms during 2001–2014.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on averag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irms is negative with performance and state ownership enhance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performance. Th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firm-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performance relation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