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税可以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吗——基于地区差异和高管团队的调节效应

党中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能否切实可行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转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环境保护税”是中国绿色税制中的代表税种,对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转型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环境保护税的改革实践,以2015-2021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地区差异和高管团队在两者之间所产生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第一,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环境保护税在短期内引发的企业绿色创新,并非是以现有的技术创新为基础进行再次创新的杠杆效应,而是通过挤压其它技术创新产生的挤出效应;第三,通过实施环境保护税,可以有效地推动东部地区的绿色创新,但对中西部地区没有显著的影响;环境保护税在不同的高管团队中影响不同,在“两职合一”和“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中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对我国的环境保护税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助于优化环境保护税税制改革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转型,充分发挥政策红利。     

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如何影响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基于环境保护税改革的实证研究

中国税制改革日益重视纳税人涉税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随着税务机关掌握更多的纳税人涉税环境信息,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将会受到什么影响？本文以2014—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以2018年环境保护税改革为政策冲击,研究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对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涉税环境信息新增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异质性分析发现,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对国有企业实际税负和非国有企业税费成本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涉税环境信息新增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所得税和流转税成本,降低了环境保护税成本。机制分析发现,企业研发投入是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影响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的机制变量,该机制变量从减少企业实际缴纳税费和扩大生产规模两方面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持续推进环境保护税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     

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在微观企业层面迈向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值得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驱动作用，在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高管海外背景主要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和增强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三条路径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约束型环境规制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在企业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效应在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和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为如何促进企业转向以绿色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为制定合理的企业高管聘任决策，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双重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

检验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并确定最优规制水平，对于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工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08—2017年中国省际工业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约束条件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文章首先基于系统GMM模型分析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引导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其次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在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并确定最优规制区间；最后对实证部分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正式环境规制既可以直接促进工业绿色增长，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间接影响工业绿色增长。基于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技术创新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在中等强度正式环境规制区间内，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明显。2）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不明显，但可以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来促进工业绿色增长。基于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只有在较高水平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区间内，技术创新才能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3）从地区看，中国位于最优规制区间的省份很少。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能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吗？——基于中国276个城市准自然实验数据

智慧城市作为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技术创新环境下城市发展的更高级形态，那么智慧城市是否能够推进绿色城镇化发展？本文基于2006—2020年中国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实证分析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城镇化水平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大规模城市和较高创新能力的试点城市中，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城镇化水平提升作用较为明显，但在其他试点城市中这种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是通过提升城市环境基础设施运行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本文为推进智慧城市的国家战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的绿色城镇化道路以实现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财政压力、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社会转型期典型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对地方创新活动和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运用2004~2017年中国25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基准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压力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财政压力通过抑制技术创新进而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验证了财政压力→技术创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进一步门槛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财政压力的双门槛效应，在财政压力的不同门槛值区间，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梯性降低趋势。未来需综合完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制度，合理控制财政压力的区间范围，助力技术创新以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工具、政府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政府通常会搭配使用规制政策与支持政策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而合理选择政策工具是确保政策搭配有效的关键.选取命令型、费用型、投资型三类环境规制工具与研发补助、低碳补贴两种政府支持行为,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政府支持行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耦合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当前政策强度下,命令型规制、投资型规制、研发补助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低碳补贴抑制绿色技术创新,费用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不显著;研发补助和低碳补贴分别正向和负向调节费用型规制和投资型规制的绿色创新激励效果.对样本内生分组后,拓展分析结果显示:由于绿色创新水平的地区差异,上述政策工具的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异质性特征;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应当充分利用"研发补助—市场型规制"间的正向耦合效应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而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应当构建以"研发补助+命令型规制"为主体的创新激励政策体系.最后,结合对地方政府政策工具选择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讨论,为不同政策主体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资源税费制度

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自资源环境的约束也日益明显。在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与之相适应的资源税费制度也迫切面临调整。本文在认真梳理我国资源税费制度现状的基础上,深刻指出当前资源税费制度面临的四大问题,即矿业权配置的"双轨制"削弱了国家财产权益并助长企业经营的短期行为;政府权力与资源税费征收之间关系混乱;资源税费制度未达到既定的开征目标;现行资源税费制度不利于企业建立长效发展机制。同时,针对种种问题,系统地提出了改革完善我国资源税费制度的政策建议。     

浅议农村税费改革

我国农村的税费改革主要包括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集资，屠宰税，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特产税；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税费改革后还有可能出现新的问题，如新的税负不公平、农民负担转嫁等问题，建议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以完善和优化税费改革工作。     

直面绿色壁垒，促进外贸发展

当前，绿色贸易壁垒在世界诸多领域盛行，已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因此，我国应采取措施，以保证我国外贸出口的可持续发展，从宏观上，应完善我国环境标准体系的建设，提高国民的绿色经济意识，扶持、发展绿色产业，从微观上，企业应追求技术创新，调整出口结构，加快环境管理系列标志认证工作，强化企业经营全过程的绿色营销观念，高度重视绿色包装。     

环保费改税对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研究

为探讨环保税法的绿色效应，采用DID模型实证检验了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以来其对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以及不同污染程度和行业竞争度企业的政策效应差异。研究发现环保税法促进了企业绿色并购，尤其在重度污染企业和低行业竞争度的企业，环保税法显著提高了实验组企业绿色并购的机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环保费改税的实施对东部地区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并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同时，相比于低薪酬粘性的企业，环保费改税的实施更能促进高薪酬粘性的企业进行绿色并购的行为。     

中国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如何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基于长江经济带的经验证据

基于CH模型，测算2003—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并采用可以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市场分割以及其他因素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显著提高绿色技术创新，但市场分割通过扭曲本地市场的交易成本间接阻碍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第二，考虑市场分割调节作用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于技术吸收能力的作用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第三，从区域角度看，下游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中上游则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市场分割（即地方保护）；且在存有区际差别市场分割程度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中国吸收逆向溢出技术的作用具有"倒U型"的特征。     

数字技术创新、跨行业技术溢出与企业环境绩效——基于上市公司数字专利研发视角

基于2012—2020年中国微观企业的面板数据，探讨数字技术创新、跨行业技术溢出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显著增加了企业污染排放，跨行业技术溢出有利于污染减排，长期跨行业技术溢出的正面影响可以抵消数字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较高的环境规制强度能够缓解数字技术创新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在非数字行业和重污染行业中跨行业技术溢出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创新吸收能力不足、绿色创新效率不高是数字技术创新产生污染排放的原因，跨行业技术溢出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降低污染排放。     

清洁生产标准如何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如何促进企业绿色生产是中国实现绿色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那么对企业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管制的清洁生产标准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为此,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考察了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影响机制及其对企业绿色生产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清洁生产标准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第二,清洁生产标准对东部地区企业、国有企业和重度污染行业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较大,对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和轻度污染行业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较小,对外资企业和中度污染行业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不明显;第三,清洁生产标准在短期内并未显著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在长期中通过提升固定资产支出、创新能力来提高企业绿色生产水平,但未通过影响劳动力成本进而显著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第四,清洁生产标准使得企业采用平均硫份更低的燃料煤来实现绿色生产,但并未明显影响企业对燃料煤和洁净煤气的消费.     

应披尽披还是形象美化——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以《绿色信贷指引》实施构建准自然实验，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提高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意愿和正面信息披露，减少了负面信息披露，但没有提高信息披露依规度。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通过降低受限企业的银行信贷可得性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该结论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在企业面临政策引致的信贷约束冲击时充当了合法性管理的工具。虽然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了企业披露环境信息，但企业并非按照环保部门要求应披尽披，而是利用信息披露进行环境形象美化以缓解政策冲击带来的信贷约束。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的影响研究综述

系统梳理国内外绿色经济与环境规制的研究成果后,发现国外学者对绿色经济理论内涵探究和理论实际验证并重,而国内则侧重于对绿色经济的实证测度与应用研究。对环境规制的研究主要有以"加大企业生产成本"为代表观点的"遵循成本说"和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为代表观点的"创新补偿说"。实证研究中指标选取单一且多样,因而学界环境规制对于绿色经济的研究同时存在抑制、促进与无显著影响三种结论。国内未来环境规制的研究在于分析对象的细化广化、研究方法上创新发展及交叉领域的实证探索。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量质齐升”吗?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作为绿色财政领域的一项重大实践，可以通过财政手段加快推动淘汰落后产能，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成为驱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引擎。基于中国2003—2019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显著提升了示范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与数量，在经过堆叠双重差分、两阶段双重差分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持的科技资源配置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提升示范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和数量；异质性分析发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不同地理位置、资源禀赋、金融科技水平的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相邻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煤炭资源税改革:国际视野与方案建议

在国外,矿藏所有者(一般是国家)并不开采矿产资源,而是交由他人开采。作为交换,矿藏所有者获取权利金作为补偿。煤炭权利金一般按照销售收入从价计征。我国涉煤企业的税费种类多,涵盖环节广;征收管理部门多,涉及中央和地方;计提标准不一,存在区域差异。近年来,我国资源税改革逐步推进,但地方税费挤占资源税调整空间。因此,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必须在统筹税费关系基础上,明确资源税以原煤为计征对象,依据公开交易市场价格核定销售收入,并根据煤种实现差别化税率,制定税率优惠及减免措施。     

绿色金融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来自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背景下绿色金融如何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绿色发展是当前重点关注的问题。以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例,实证检验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显著推动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有如下作用机制：一方面,通过资金配置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推动了企业绿色创新;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地区环境约束力度,助力企业为缓解成本压力进而增加绿色创新的动力。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关系随着企业特征差异的变化呈现出差异性,对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重污染企业,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其绿色转型发展。     

数字贸易会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基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研究数字贸易是否诱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2009—2019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通过比较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前后、试点地区相对于非试点地区,企业的绿色专利授权量是否提升来检验数字贸易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贸易能够诱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检验发现,数字贸易通过增加政府补助、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贸易对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非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