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晋升锦标赛:经济增长的政治逻辑——基于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也伴随着许多问题,这一切都源于中国式分权的制度安排。经济分权提高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政治集权又确保各级官员不受地方利益集团所牵制。"向上负责"的官员晋升机制解释了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展"援助之手"的原因。为了获得政治晋升,下级官员必须遵从上级制定的政策目标。上级政府通过相对绩效考核方式,制造了下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强大激励。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治锦标赛在中国广泛存在,虽然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地方保护主义、软公共产品供应不足、虚假数据和重复建设等消极现象的出现。近些年来学界的许多研究表明,围绕着经济增长与官员晋升的相关理论一直争论不断。     

晋升激励与经济发展

在中国式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一视角对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新颖而重要的认识。本文在对现有文献的把握基础上,综述式地梳理出一个晋升激励与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并将这一框架运用到对转轨经济中若干现象的理解当中,对若干经济现象给予系统解释。得到的一个重要认识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中的相对绩效考核激励机制与长期绩效之间存在两难冲突,政治治理结构中晋升激励的应用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但也带来了高昂的发展代价。在此基础上,本文提供了一些可改进的建议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晋升激励、任职预期与环境质量

近年来,公众对环境质量的关切日益上升,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治理环境污染的措施。但事实上环境质量并没有明显好转,甚至有持续恶化的趋势。这一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文章从晋升激励、地方官员任期预期的政治制度特征入手为破解这一谜题提供了新视角。研究结果显示：（1）晋升激励恶化了辖区环境质量。"GDP晋升锦标赛"体制下,地方官员改善辖区环境质量的意愿不足,地方官员为在晋升中取得成功,很可能会采取牺牲辖区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手段推动辖区经济增长,从而导致辖区环境质量恶化。（2）晋升激励对环境质量的作用要受地方官员任职预期的影响。不同任职预期下,官员晋升激励对辖区环境质量的作用不同。较短任职预期,辖区官员易采取短视行为,实施忽视辖区资源环境的发展战略,导致辖区环境质量恶化,反之则相反。（3）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是影响辖区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财政压力越大,政府默许甚而纵容一些污染企业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大,结果导致辖区环境质量恶化。（4）地方官员年龄的增长对辖区环境质量改善起正面作用。     

晋升博弈、地方官员行为与中国区域经济差异

本文以地方官员是"理性经济人"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将现有政治晋升机制中的"相对绩效考核"方式体现干官员的效用函数,从而考察了晋升博弈中的地方官员之所以存在行为差别的原因,为理解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提供了一个并非仅仅基于经济因素的解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现有的晋升机制下,发达地区地方官员会(较不发达地区地方官员而言)更多地对地区经济增长伸出"援助之手",这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容易引发官员出现不良行为,进而导致区域经济"发散"的恶性循环;第二,中央政府旨在推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政策有利于官员行为的"趋同",但中央政府反腐力度的加大,却有可能加剧官员行为的"发散";第三,在晋升博弈中,随着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区域经济的相互融合将有利于官员行为的"趋同".在利用理论模型进行上述推理之后,本文最后通过构建一系列统计指标,对影响中国地方官员行为差别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晋升激励、专业搭配与公共卫生服务满意度

提供高质量的公共卫生服务不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不断完善，地方政府官员开始重视公共卫生等民生服务，同时，官员间专业搭配也成为影响民生服务质量的重要因素。文章将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与81个地级以上城市官员的相关信息进行匹配，将上任时年龄小于55岁的官员定义为"强晋升激励"官员，而将上任时年龄大于等于55岁的官员定义为"弱晋升激励"官员。研究发现：第一，具有"强晋升激励"的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有助于改善城市公共卫生服务满意度。第二，在经济较发达、政府财力较雄厚和东部地区城市，官员晋升激励的积极效应更为明显。第三，在本研究样本中，市委书记和市长"经管—理工"的专业搭配模式是提高城市公共卫生服务满意度的积极因素。在考虑了测量偏误、地区异质性、遗漏变量、样本代表性问题，并经过安慰剂检验后，文章的主要结论依然保持稳健。本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城市间公共卫生服务质量的差距及其决定因素，而且也启发我们从改善官员治理的角度来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质量，以及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从而有效推进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晋升机制下地方政府的资源配置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存在着政府资源配置扭曲的现象。通过建立一个地方政府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模型,强调现有晋升机制存在的不足以及地方政府官员资源配置行为的内在动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任务的外部性以及信息成本的问题,地方政府在晋升中对不同工作任务的努力带有政治利益的考量。该模型为理解我国地方政府资源配置的倾向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视角和框架,有助于帮助对我国政府官员绩效评估进行再认识。     

基于地方政府博弈的区域合作困境分析

基于效用最大化,从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和政治晋升三个需求动机对区域合作困境进行诠释。指出,经济收益最大化不是地方政府展开合作的充分条件,当地区公平、官员政治晋升纳入到地方政府效用函数后．区域合作空间要比单纯以经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区域合作空间要小。认为,促进区域合作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政绩考核和官员选拔体制创新、建立地方政府间规范的利益博弈机制和推动地方政府间合作伙伴关系建立。     

“层层加码”与官员激励

本文对中央、省区、市、县多层级之间围绕经济增长目标的"层层加码"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我们以各级政府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为例,利用大量的数据揭示了经济增长指标从中央到基层政府的"层层加码"的普遍现象。我们的实证分析发现,"层层加码"现象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有着密切关系,相对年轻的官员更可能提出更高的经济增长目标,而任期与目标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本文还讨论了"层层加码"现象在中国多层级行政体制中的广泛性以及与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些重要特征的内在联系。     

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级官员的证据

本文尝试定量分析政治激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多大,是否因条件而异。本文发现,省长晋升为本省省委书记样本,是识别政治激励的自然观察平台。基于该样本,本文采用倍差法发现,中国地方官员对政治激励做出有利于辖区经济增长的反应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会因年龄和任期而异:年龄越大,政治激励的作用越小;任期适度延长,也有利于政治激励作用的发挥。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能够增进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政治激励的理解。     

新常态、经济绩效与地方官员激励——基于信息经济学职业发展模型的解释

通过构建信息经济学职业发展模型,分析地方官员行为激励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现地方官员的职业发展追求与经济总量增长目标完全激励相容,并表现出强烈的投资偏好、速度偏好与选择性代理偏好,这是理解中国经济过去所表现出的“持续高速增长、低福利增长与软预算约束增长”等绩效特征的重要微观基础。现有地方官员激励机制将与“新常态”要求难以匹配,必须从政府转型、强化地方居民对地方政府的横向激励约束角度进行完善。     

地方官员异质性与公共服务供给绩效

本文在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宏观模型中考察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行为。地方政府官员负有提供生产性公共品与非生产性公共品的责任,生产性公共品增进经济产出效率,而非生产性公共品直接增进居民效用。地方政府官员在提供两类公共品的效率与能力上具有异质性,这导致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及公共服务供给绩效上的差异。这意味着,中央可以通过优化官员和地区之间的匹配,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改善。     

5A旅游景区、环境考核与企业环境治理

5A级旅游景区代表了中国最高级别的精品旅游景观,具有打造城市品牌、助推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但其动态评选机制对地方环境质量有着严格的考核标准。文章以2007-2015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了5A级旅游景区机制是否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督缺位,从而推动企业环境治理。研究发现：当地方城市存在5A级旅游景区时,当地企业的环境投资更多,且上述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对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处于5A级旅游景区的企业承受的政府环境监督力度相对更强,但更多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企业环保补贴对5A级景区不敏感;进一步分析发现,自然资源相对于人文资源景区对企业环境治理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旅游收入占地方GDP比重更大时,5A级旅游景区的环境治理作用更强。综上,文章首次结合中国旅游景区的评级制度,进一步丰富了企业环境治理的驱动因素,这对探索如何协同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环境保护激励、生态文明建设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媒体宣传、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本文收集了中国省级官方媒体对知识产权的宣传倾向信息和企业层面的专利数量和质量信息,经验检验了官方媒体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官方媒体宣传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不仅促进了企业专利数量的增长,还推动了专利质量的提升;官方媒体宣传能更好地激励政府治理或经济环境相对较弱地区企业的创新,具有典型的“扶弱效应”,媒体宣传提高了弱势企业的信息获取与分析能力,使作为公共产品的政府态度和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本文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应加大官方媒体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力度,更好发挥“软促进”政策的创新激励作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政府控制层级、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与公司真实盈余管理——来自中国地级市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我国A股市场2007年—2011年的地级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在我国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治锦标赛制为制度的背景下,考察了政府控制层级、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压力对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以GDP增长率为地方政府政绩衡量指标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确存在着显著影响。当地方政府面临政绩考核压力时,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利用销售调节和可操纵性费用的方式进行真实盈余管理活动。进一步来看,较之中央政府控制企业而言,GDP增长率与地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更显著相关。本文研究证实了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支撑了改进我国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方式的必要性。     

Trade-off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effect of river chief system

The conflict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become a considerable bottleneck to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omotion tournament,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incorporat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water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to the assessment and promotion system of local officials and implemented the river chief system (RCS). The RC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rebalanc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owever, two critical questions need to be addressed due to the path dependence of the “economic growth first” strategy and the complexity of cross-border watershed governance. Specifically, whether the RCS improved water environment as effectively as the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system promoted economic growth, and whether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found a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is study aims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by investigating the policy impact of River Chief System (R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CS has heterogeneous effects on different pollutants, namely, an improvement in NpH value and NH₃-N but a deterioration in COD and DO. We found opposite conclusions when using provincial monitoring data in Jiangsu province, which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of cosmetic pollution governance by local governments. Our conclusions imply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CS is not as effective as the government claimed. Moreover, we did not observe the trade-off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or local governments.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still in preference t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e recommend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long-term implementation and dynamic evaluation of the RCS, highlighting the independence of evaluation authorities, and introducing third-party evaluation and public supervision systems.     

地方政府治理风险与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研究

使用2001-2012年上市公司和地方政府治理风险的数据,利用混合面板OLS和Logit回归方法,检验了地方政府治理风险对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聚集以及总部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总部的分布极不均衡,且趋向于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迁往东部沿海,尤其是北京和上海地区;地方政府治理风险显著减少了地方上市公司总部数量,对总部的外迁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地区总部迁移的总体状况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考察了公司董事政治关联与地方政府治理风险共同作用对总部迁移的影响,在不考察两者交互作用时发现,其他地方政治关联董事数量、中央政治关联董事数量对总部的迁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地政治关联董事数量对总部的迁移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考察两者交互作用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风险越大,其他地方政治关联董事数量越多,总部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同时即使公司存在本地政治关联董事,地方政府治理风险对总部的迁移也会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回归的结果进行了检验,发现结果具有稳健性。研究对理解地方政府治理风险以及总部迁移现象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FDI竞争、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对中国式分权的反思

基于1994~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考察了FDI竞争与环境规制间的关系。主要结论是:中国的环境规制实际上对FDI的流入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有动机以放松环境管制为手段来吸引更多的FDI流入,这导致中国成为跨国污染企业的"污染避难所";地方政府间的这种"竞争到底"行为根源于中国特有的分权模式,这提醒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影响。     

压力型体制与中国官员的降职风险:基于事件史分析的视角

以往对官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影响官员晋升的因素上,文章利用事件史分析的方法讨论官员的降职风险。利用2000-2012年间市委书记的数据发现,首先,官员年龄与是否离任密切相关,特别年轻与特别年长的官员都面临较大的降职风险;其次,官员在任期间的经济绩效对降职风险影响显著,并且这一影响与官员的政治关系密切相关。被上级下派到地方加以培养锻炼的官员所面临的降职压力较小,而其他官员则需要努力提升经济绩效才能确保自己不会被降职淘汰。此外,文章还发现晋升风险概率与经济绩效之间并不存在类似的关系,说明晋升的机制可能更为复杂。     

中国省级政府为什么努力发展经济？

基于省级领导人是自利的假定,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因为地方领导人（各省的书记和省长）能够从自由处置某些财政资源中获得效用,因此,权力对他们极为重要,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将显著影响省级领导人的效用。在行政系统中,大部分省级领导人晋升机会很小,而一部分人必须退出。因此,对一些省级领导人来说,保留原职是最佳选择。模型显示,因为中央政府使用GDP标准考核省级领导人,中央政府将惩罚不努力发展经济的省级领导人,而不是提升经济发展较好的省级领导人的承诺,是激励省级领导人竭尽全力发展地方经济最重要的动力。     

建国以来中国政府的决策模式探析

建国以来,中国政府的决策模式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对中国的政治权力架构和运行机制产生重大影响,使中国的政治体制从非正规的潜规则逐渐向明文的正规制度转变,从不透明的决策方式向透明的决策方式转变,从无法参与的政府决策制度向广泛参与的政府决策制度转变。中国政府62年的实践证明,在经济和政治转轨的路径选择上,中国没有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没有谋求一步到位,而是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精英主导下的渐进决策模式。中国发展的目标或方向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设定、修正、完善的过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政府决策模式中引入了许多新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