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质之辨与历史哲学——对历史主义的一个回应

西方历史主义是普遍历史的去目的论化,而普遍历史又来自基督教救赎历史。由于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历史主义只会愈演愈烈,其所带来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很难得到纠正。中国的历史传统不像西方那样来自一神教的线性史观,而是来自始终尊重自然的巫史传统。孔子通过对巫史传统的改造,通过《春秋》确立了文质彬彬的历史写作原则,并通过对夏、商、周三代历史演进的讨论,确立了文质循环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一方面承认在知识积累和文明发展上的进化,另一方面并未在这种进化上面附加目的论,而是确立了文质损益循环的模式。公羊学和司马迁的历史写作通过对文质关系更深入的辩证理解,阐发了自然性命之质与文明建构之间的历史演进模式。文明发展始终应以自然性命为目的,并从中获得其价值与意义。这或许可以纠正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西方历史主义。     

中国应启动“实业换资源”

中国在19世纪被西方击败之前，曾在亚洲构建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伴随着21世纪中国经济崛起和国家力量增强，有人认为这个体系可能获得“新生”。     

“跨文明”与“新边疆”——从“香港问题”到“以香港为方法”

本文从“帝国-文明”的历史视野出发，基于地缘空间和文明形态将香港定位为中国立足大陆面向海洋世界、面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新边疆，提出“以边疆为方法”的跨文明研究方法，展现边疆地带对于文明中心的能动建构意义。边疆不仅可以推动文明中心吸收外来文明来丰富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边疆对于文明中心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会不断刺激、挑战乃至摧毁停滞腐朽的文明中心，推动文明的自我革新。基于这种研究路径，本文认为，所谓香港人心回归的“深层次问题”，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传统、中国文明传统和社会主义文明传统在香港交织、斗争和融合的产物，香港文化精神的“去殖民化”需要指向中国文明未来建构的更大视野。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香港为方法”，高度重视香港作为新边疆在中国文明未来建构进程中的积极能动的战略定位，并以此开辟“一国两制”的新篇章。     

漫议传统与现代化

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工业文明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欧美地区率先跨入了全新的“现代化”征程。但对于中国等东方国家来说,“现代化”这一席卷全球的历史征程却是西方列强的巨舰大炮下被迫跨入的,是西方人“宝剑”加《圣经》的“关怀”下实施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推崇“天人合一”的东方文明对以器物发达为特征的西方文明逐渐产生一种由敬畏到向往的文化心理,把欧美“现代化”国家定格为东方国家的发展目标,走上了一条效法西方的道路。对此,需要进行历史的反思。     

中国道路的方法论——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鸦片战争前中国是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的国家,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然而,自从进入近代,救亡成为首要任务,以中国为中心无疑义,旧有思想武器却无法抵御帝国主义,必须从西方寻找真理.民国以来,文化自信丧失殆尽,出现极端的“全盘西化派”和“全盘苏化派”.延安时期,毛泽东力图超越“内容+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框架,在受限条件下对“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作了艰难探索.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文化基因论,力图重塑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的大国文化自信.本文试图通过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以中国的价值和尺度即中国道路中所展现的原理为标准,历经黑格尔辩证法式的“正反合”,重塑中国之主体性,构建中国道路的方法论.     

许纪霖：中国如何走向文明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当然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与文明有关吗,抑或仅仅是一种“富强的崛起”？“富强的崛起”只是以GDP为核心的一组统计数据,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而“文明的崛起”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技崛起的有益导向

近代西方文明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但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发展目前出现了瓶颈问题,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唤着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与东方科学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现对科技可以产生有益的导向作用,未来的世纪必定会成为中国科技复兴的时代.     

师范院校与中国的现代化：1897～1937

本文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将师范院校视为一种文化和社会机构,考察它们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变迁中的角色。笔者指出了欧美学界在中国教育的研究中对师范学校的忽视,认为这种忽视表现出他们在研究中国社会时仍持有“隐性”的“西方中心论”。文中讨论了师范院校在教育体系中的独特设计、课程设置、培养目标以及学生来源和教育实践活动,认为这些都表现出中国对西方教育制度的选择性接受,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以及“中”“西”文化和教育理念的相互渗透、包容、改造。同时,从社会层面上看,师范学校的独特性使其对清末的社会转型、民国时期的国家建设和乡村改造、20世纪女子教育和女性进入社会,以及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的东山再起,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福建：“生理”人的家乡——老外看福建（一）

福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历来是海外了解中国的窗口和中外交流的桥梁。在中原文明的框架内，福建只是东南海域的一角；但对15-19世纪的西方人而言，福建可是这个帝国最著名的省份之一。早在西方传教士踏上这片土地之前，福建商人就在南洋海域与西方人有了生意上的往来。福建人最早从海上走出“率土之滨”、广泛接触外面的世界，外国人尤其是欧洲人通过了解福建进而了解中国。     

价值重构:中国道路的历史性提升——“五四讲话”学习心得(上)

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道路是什么?中国人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能否有效地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政权能否稳固,也涉及国家能否保持统一;不仅涉及对内能否凝聚人心实现中国崛起,也涉及对外能否保持中国文明主体性从而发挥文明软实力,实现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文明发展的道路问题实际上就是精神价值的追求问题。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取决于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精神价值究竟是什么,是共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是西方现代价值,还是中国古典传统?正是围绕不同的核心价值选择,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不同的道路选择最终通向不同的核心价值。面对不同价值和道路选择的挑战,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并以此为契机开始系统地回答当代中国面临的核心价值问题。     

建设有中国特色行政文化的路径选择

行政文化是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逐渐培育、生成的行政观念,行为模式,制度规范以及物质形态要素的总和,它是社会文化在行政体系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行政活动培育出不同的行政文化．行政文化反过来又会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观念、行政行为甚至行政体制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加强现代行政文化建设,对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廉政建设,调动公务员积极性,提高行政效率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虽然具有五千年文明史,有着非常丰富的行政与管理的思想,但中国传统的行政文化存在着“重个人修养轻制度安排”、“重人治轻法治”、“重层级节制轻民主参与”、“重维持轻创新”、“重形式轻绩效”等缺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文化需要从观念文化、规范文化、行为文化、物态文化等方面入手。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全球体系与力量转换理论的探究

作为新兴的全球性经济和地缘政治大国,中国对于一些大国而言,不论是在全球体系上,还是在次全球体系（区域）上都是一个政策性的困难抉择。对于如何构建与这些在中国外交总架构中居于＂关键＂地位的全球性大国的关系,中国新一代政治领导人提出了无论是在国际关系理论上,还是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实践上都具有创新内容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这一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是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论断的逻辑性结果,也是在中国经济和地缘政治实力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作出的蕴含着中国古代哲学＂和而不同＂和战略智慧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性选择。这一构想有助于中国坚定和平发展的崛起新路径,同时也为其他新兴大国共同参与全球体系重塑和世界新秩序的构建打开了便捷之门。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有可能使美国在中国经济外交与外交攻势的双重作用下,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的理念,弱化视中国为安全与战略＂威胁＂的观念,从而有利于世界力量的和平转移与全球体系的和平转型。在此层面上,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无疑有助于打破人类几千年历史上大国崛起与战争形影相随的宿命,对推动全球力量的和平转移有着深远的意义。     

中国汽车工业市场结构变迁及其成因

为揭示我国汽车工业的结构演进过程，以更好地引导发展，本文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对我国汽车工业市场结构变迁及其成因进行了梳理。研究表明，我国汽车工业发展史可分为五个阶段，各阶段的市场结构特点、成因、竞争程度均有很大差异，其中政府和市场影响呈现此消彼长的局面，但政府角色更关键。政府一系列行为旨在塑造由国营车企主导的高集中度市场结构，但行政主导式的高集中寡占型市场结构由于缺乏有效市场竞争，因而市场结构始终与较强的市场势力和不完全竞争相联系。此外，本文还运用博弈论探讨了现阶段“多角联盟”下的企业行为，分析表明该结构下的价格合谋更具稳态性。     

汉日“品”字比较

＂品＂字有多种含义,其中王力（1958）曾在其著作中指出＂,物品＂意的＂品＂字源于日语。梳理汉语＂品＂字的发展可以发现,汉语＂品＂字曾经表示过＂物品＂意,且对日语＂品＂字的意义、读音、词性等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日语＂品＂字的＂物品＂意与词尾用法也在此基础上逐渐演变过来。后来,在日本翻译西洋语言时,日语＂品＂字被选用为＂某一种类物品＂的最佳译语,然后重新回归到汉语中影响汉语＂品＂字。可见＂,品＂字在汉日两国语言历史的发展中具有鲜明的特色,是中日词汇相互渗透的重要一例。     

中西伦理思想差异

随着世界各国的文化不断出现“交融”的现象,各国之间的文化传递和交流使世界经济、文化、科技呈现出全球化趋势。在此发展形势下,比较中西伦理思想的差异,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对丰富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及加强我国伦理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西域新历史小说的写作——以《莎车》为例

新疆著名作家赵光鸣的新作《莎车》是一部西域新历史小说，小说聚焦西汉与西域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写出复杂的政治斗争，关注人性与权力的冲突，探讨女性与民族的关系，注重被压抑的情感，并进行历史反思。《莎车》的写作也传达出作者对历史的态度，可以从历史的缝隙和差异中尝试选找另一种可行的历史解释。     

寻找一个新世界：中国近现代对“世界”的理解及其变化

尽管当代中国往往被当作世界社会中的一个“例外”,在实践中中国人民通常认为中国近现代的发展乃是人类普遍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基于对中国近现代“世界观”的变化的梳理,本文提出三个假设：第一,在19世纪末期,对自我的对象化和对世界的外化（即把“世界”想象成一个外在实体）是一个关键的转变,这可能比“国族”观念取代“文明”或者“王朝”概念更为重要。第二,冷战时期的“三个世界”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解,把世界想象成为要主动争取的对象,认为国族建设是为了实现更大革命目标的一个手段;但是这也导致了不切实际的“革命天下”的想象。第三,在改革时期,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反而趋于单一化,同时对自己的理解也趋向于内化和简单化。文章最后呼吁发展一个“去中心”的对世界的想象。     

中国法学三十年：学科断代史的定量研究

中国法学三十年发展,产生了为数众多的法学作品和法律学人。其中单篇影响相对较小但是数量最为众多的是法学主要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历时性地体现了不同时期法学作品对当代中国法学的不同影响,而且从总体上反映了中国法学包括原创作品在内的突出的“内向型法学”、“时效性法学”、“教科书法学”的特点。与此同时,论文类法学主要作品近年来在数量和比例上的逐步增加也构成了当代中国法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为什么是欧洲和西方，而不是中国？

在技术发展的历史上,为什么其他地区未能与欧洲同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失败和成功能给我们同样的启迪。中国文明是唯一能够与欧洲相媲美甚至比欧洲更早地获得辉煌成就的文明。中国曾有两次机会：首先,在自有的传统和成就的基础上产生出可以持续的、自我支撑的科技进步的过程;第二,在十六世纪外国列强踏上中国领土的时候就学习欧洲的科技。中国两次错失良机。如何解释第一次机会的流失？我强调市场的作用：事实是,在欧洲企业是自由的,创新得以进行而且能够得到回报;而在中国则缺乏自由的市场和制度化的产权,中国政府总是在干预私营企业。至于第二次错失机会,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上的自负加上日益严重的苛政,使得中国尤其不善学习。     

从孔子“微博”透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渊源

从古至今,中国社会的和谐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孔子,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微博",即孔子的言论与主张。圣人孔子所追求的最理想的社会状态就是和谐,它融会于孔子"微博"始终,贯穿在孔子及其弟子的许多言语中。他的许多语录在今天仍然闪耀着夺目的光辉,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孔子的儒家思想"和"、"中庸"等在当代社会依旧展现着丰富和鲜活的生命力,经过岁月的更迭,历久弥新。今天,不断流行的微博走进了我们的生活,颇受大多数人的欢迎和关注,因此,探索孔子"微博"对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所提供的深刻思想渊源,有着重要的当代价值,同时也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