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中的矛盾及其解决——基于湖北省徐家村贫困户和普通农户的调研分析

随着精准扶贫工作进入攻坚期，我国贫困人口脱贫进程不断加快，相对静态的扶贫管理方式已难以满足当前贫困退出工作需要。对湖北省徐家村的田野调查显示：贫困户与普通农户对于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的意见和态度既存在相似性，也存在差异性，贫困户希望动态管理能够更加全面，普通农户则希望贫困进出通道更加畅通。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机制不够健全，如进出机制不够灵活、动态监测指标单一等问题是贫困户和普通农户的共识；贫困户认为动态监测不全面，导致自身部分贫困问题得不到及时帮扶；普通农户认为贫困进出机制不灵活，一旦成为贫困户便可以长期占有扶贫资源，新的贫困群体则难以介入。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但要强化扶贫动态管理，并逐步构建科学规范、公平高效的贫困退出机制；还应坚持正向激励，强化问责督导，让贫困退出经得起社会和时间的检验。     

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差异性金融资本的扶贫效应

在“后2020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成为工作重心，扶贫实践也被赋予更多的“缩差”任务。本文利用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微观跟踪数据，基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比较分析视域，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产业扶贫与普惠金融两种扶贫模式对农村人口“增收”与“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扶贫与普惠金融对绝对贫困及相对贫困都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但在绝对贫困治理即“增收”功能上，产业扶贫具有更高的治理效应，而在“缩差”上，在有效控制贫困人口能力干扰后，普惠金融成为具有更强增量治理效应的扶贫模式，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社会再生产覆盖及利益联结机制构建为核心的产业扶贫模式依然是主要金融扶持路径；未来金融扶持应该进一步扩大普惠金融的相对规模，保证普惠金融成为农村人口收入差距缩小的重要政策构成；在金融扶贫过程中，应进一步强调产业扶贫与普惠金融的有效衔接。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农村贫困治理的优化与升级——基于嵌入式农村扶贫实践经验及嵌入行为治理的思考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中国的农村贫困治理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脱贫攻坚阶段的嵌入式农村扶贫具有系统化的优势和精准性的特征：多元主体的全要素嵌入、多种渠道的全领域嵌入取得了显著成效，对绝对贫困人口进行的精准扶贫确保了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但也存在“嵌入裂缝”降低了扶贫效率和绩效等问题。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随着农村贫困治理任务和环境的变化，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应在延续系统化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嵌入行为治理弥合“嵌入裂缝”，并从精准扶贫向精准防贫升级，从精准脱贫向整体致富升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制度及关系嵌入弥合“嵌入裂缝”，提升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的效率和绩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强化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构建和完善系统化、整体致富与精准防（扶）贫并重的农村贫困治理体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返贫困防治探讨——基于政府和农民的视角

贫困存在多种原因，返贫困防治应瞄准根源，多视角精准施力。从政府角度来看，后续政策支持缺乏、对扶贫"政绩指向"的错误理解、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三变改革"中遭遇市场风险等会导致农民返贫。对农民而言，懒散思想、自身素质和观念、不可抗力因素、就业创业失败也会导致返贫。因此，政府应该改变资金与物质扶贫方式，以产业支撑助推返贫困治理，进一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和教育扶贫开发实践，以实现共同发展的扶贫目标。与此同时，还应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提升治愚、扶智力度，加强乡贤文化建设。     

财政投资与中国农村反贫困

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使农村的贫困问题凸现出来；财政农业支出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然而财政农业支出的效率边界也使新世纪的扶贫工作面临新的课题；本文分析了财政农业支出对减贫的作用机理，提出了当前农村减贫中不同农村财政支出的合理区间和运作方式。     

连片特困区少数民族农户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与影响因素——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新疆南疆三地州是少数民族聚集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具有边境性、民族性、典型性等特征。采用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RHS），从收入、生活水平、教育、健康4个维度测算该连片特困区少数民族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及其空间分布，运用面板排序模型估计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对减贫的微观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多维贫困状况得到较好改善，且空间差异逐渐缩小；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均能有效较少多维贫困，其中社会资本积累的减贫效应最为显著；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在微观层面主要是通过农户的人力资本发挥减贫作用。应鼓励贫困农户通过积极参加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等方式积累社会资本及人力资本，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基层扶贫工作应抓落实、讲实效。     

贫困减缓与教育发展：一个参与式治理的精准扶贫视角

减贫理论的发展、致贫认识的深化和精准扶贫的现实要求减贫模式由开发式扶贫模式向参与式治理模式转变。而教育发展不仅是参与式贫困治理实施的前提保障，也是参与式贫困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关键影响因子。在精准扶贫视角下，我国存在农村终身教育、扶贫教育环节薄弱、针对弱势群体的教育资源配置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尚未建立精准教育扶贫的推进机制等问题。因此，应积极构建参与式贫困治理体系，改革教育扶贫资源分配制度，转变教育扶贫的形式和内容，构建和发展教育扶贫机构及平台。     

论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思想

习近平同志对中国贫困及扶贫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关注,并提出自己解决贫困的一系列扶贫思想。他在对中国扶贫实践进行大量调研、思考的基础上,提出精准扶贫思想,精准扶贫是其扶贫思想的新发展。习近平同志的精准扶贫思想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精准管理和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等,习近平同志的精淮扶贫思想对于推进中国扶贫开发意义重大。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反贫困统筹模式研究

中国目前剩余城乡贫困问题大量存在的现状特征,既凸显了城乡反贫困政策中"双轨制"模式的局限性,也说明反贫困已到了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关键时期。应对中国目前的反贫困体制进行反思,对反贫困模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应在国家政策层面上按照统筹城乡反贫困的政策理念,整合各方面资源,多视角关注贫困问题,推动管理体制、就业、社保政策等方面的综合联动改革,统筹规划和安排城乡反贫困政策,实行农村与城市反贫困并重,并加强城乡反贫困工作的互动。实施"预防性扶贫 救济性扶贫 开发性扶贫"三位一体式反贫困创新模式。     

中国金融发展的反贫困效应:非经济增长视角下的实证检验简

金融发展对中国农村反贫困的意义长期被忽略。文章基于1978—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通过采用一系列具有良好小样本性质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研究发现,从长期看,即使控制经济增长的涓流效应,农村贫困人口也可从私营部门信贷增长及货币化进程中获益;从短期看,私营部门信贷对贫困发生率具有预测作用。研究表明,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能够直接分享金融发展的红利。这为金融扶贫战略的重要性提供了学理层面上的支持,其政策涵义是,为巩固农村反贫困成就,维护社会公平,中国金融改革应坚定不移地走包容性发展之路。     

浅谈计算机应用于教务管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高等教育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高等教育必须在学校内部管现体制等方面讲行改革．才能活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较少的人力、物力取得较好的教学管理效果。由于高校从事教务管理的人员偏少和工作繁杂等特点，因此必须研制高校计算机教务管理系统，以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工作效率，使教务工作更上一个新的台阶。本文试就计算机引入教务管理，提高教务管理水平和效率的步骤和方法作一些探讨。互．提出框架。第一，日常从事的几项主要工作，应尽可能一项一项他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以保证在工作进程中少出漏洞；…     

贫困县与非贫困县金融缓贫路径及差异分析

探索金融缓贫路径、明确金融缓贫路径差异对总结扶贫经验、提高金融扶贫效率、推动金融扶贫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陕西省各县为样本，采取多维指标测度金融发展及贫困，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金融发展与县域减贫的关系，同时研究了贫困县与非贫困县金融缓贫路径机制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县域金融发展不仅可以直接缓解贫困，还可以通过推动经济发展、调节收入分配间接缓解贫困；县域金融发展的贫困缓解效应在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存在差异，其直接缓贫效应在非贫困县作用更强，在贫困县金融缓贫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贡献基本相当。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实践逻辑、理论结晶与分享策略研究

贫困问题作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包含着历史范畴与发展意义。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就秉承"消除贫困，达到共同富裕"的崇高理想。百年来，党基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进行了大胆探索，先后经历了建党初期的陕甘宁试点、新中国成立后的艰难探索、改革开放时期的开发式扶贫实践，以及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战四个不同的反贫困阶段。期间凝聚出以毛泽东反贫困思想、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江泽民、胡锦涛扶贫开发相关阐述、习近平总书记扶贫系列重要论述为主体的反贫困思想谱系，积累了大量以实践为基础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实践探索、理论结晶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受到高度赞誉，作为世界现代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采取不同策略为人类所分享，为全球贫困治理、构建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农村30年开发式扶贫:政策实践与理论反思

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30年的开发式扶贫跨越了农村经济改革和小规模的区域扶贫、大规模有针对性地开展扶贫计划、"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与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四个演进阶段,政策实施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区域开发式扶贫政策措施在过去30年的实践中也产生了很多需要认真反思、总结和研究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农村扶贫战略对贫困的识别与认知、贫困标准、扶贫方式和扶贫瞄准机制等方面都将发生重大的调整和转换.依托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和就业的并重增长,促进开发式与救济式扶贫并举实施,将是下一步农村扶贫的必然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返贫困防治探讨——基于政府和农民的视角

贫困存在多种原因,返贫困防治应瞄准根源,多视角精准施力。从政府角度来看,后续政策支持缺乏、对扶贫"政绩指向"的错误理解、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三变改革"中遭遇市场风险等会导致农民返贫。对农民而言,懒散思想、自身素质和观念、不可抗力因素、就业创业失败也会导致返贫。因此,政府应该改变资金与物质扶贫方式,以产业支撑助推返贫困治理,进一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和教育扶贫开发实践,以实现共同发展的扶贫目标。与此同时,还应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提升治愚、扶智力度,加强乡贤文化建设。     

社会地位、收入与多维贫困的动态演变——基于能力剥夺视角的分析

多维贫困、动态贫困成为贫困的时代特征,精准扶贫是新常态下扶贫开发的突破口。文章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2年成人面板数据,基于个人能力剥夺视角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依据贫困程度将我国城乡人口划分为长期贫困、暂时贫困和非贫困三个类型,探索贫困人口在多维贫困状态中转变的机理。研究发现:(1)能力剥夺是多维贫困的根源,也是构建精准扶贫机制的抓手,做好多维贫困识别与精准扶贫的有效衔接是减少多维贫困的关键。(2)社会地位每提高一个等级,3维、4维和5维贫困人口脱贫的可能性将分别增加3.8%、5.3%和5.6%。(3)绝对收入对多维贫困演变产生积极影响,而相对收入的作用不显著。(4)城镇人口3维和4维贫困脱贫概率比农村人口高17%,中西部地区人口比东部地区更易陷入多维贫困。构建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不能靠临时救济或提供简单工作,应强化贫困人口的当前基本可行能力,提升未来发展能力,即好工作胜过工作本身。     

公共支出、经济增长与贫困——基于2002—2008年中国贫困县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对贫困地区的公共支出可分为一般性公共支出和专项扶贫支出。根据2002—2008年中国贫困重点县的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模拟21世纪以来政府一般性公共支出、政府专项扶贫支出、农民自筹生产支出等各自对贫困县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贡献情况。实证发现,政府专项扶贫支出按类型看,扶贫发展资金绩效最好,贴息贷款绩效最差。专项扶贫支出按投向看,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效果不显著。一般性公共支出投向农业、科教对经济增长和减贫的作用都显著正相关。必须及时调整政府公共支出的投资方向与结构,才能更好地发挥公共支出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减缓贫困的作用。     

农村群体性事件背后的体制原因初探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体制与以往人民公社时代的对比，不难看出在群体性事件所折射出的农村干群关系紧张背后所隐藏着的深层次体制原因：从领导体制上看，出现政府与农民关系由间接向直接的变化；从管理体制上看，出现政府对农民制约功能的大大弱化；从计划体制上看，出现各种类型高指标的不断强化；从分配体制上看。出现从三次分配向多次征收的转化；从供销体制上看，出现农用生产资料的供应由单一化走向多样化；从人口体制上看，仍然存在着对立情绪的激化。因此，根据农村体制的变迁去探索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由此带来的干群关系上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一项紧迫的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     

公共支出、经济增长与贫困——基于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中国贫困县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对贫困地区的公共支出可分为一般性公共支出和专项扶贫支出。根据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中国贫困重点县的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模拟２１世纪以来政府一般性公共支出、政府专项扶贫支出、农民自筹生产支出等各自对贫困县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贡献情况。实证发现,政府专项扶贫支出按类型看,扶贫发展资金绩效最好,贴息贷款绩效最差。专项扶贫支出按投向看,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效果不显著。一般性公共支出投向农业、科教对经济增长和减贫的作用都显著正相关。必须及时调整政府公共支出的投资方向与结构,才能更好地发挥公共支出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减缓贫困的作用。     

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贫困精准识别及精准扶贫对策——以粤北山区为例

贫困家庭的精准识别是实施精准扶贫的基础和前提.从多维视角识别和分析贫困更能挖掘贫困的本质,为政府制定反贫困对策提供更为精准的科学依据.基于Alkire-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模型,以粤北山区农村家庭为例,多维度定量测算出主要贫困地区、贫困村、贫困维度和贫困家庭,并提出按贫困维度施策、按地区贫困和家庭贫困的程度决定扶贫资金的使用、建立以能力扶贫为导向的扶贫机制和提高基层干部扶贫管理能力等精准扶贫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