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兵团农户借贷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新疆兵团农户调查为基础,研究了在新疆兵团特殊的金融供给制度下农户借贷行为特征,并运用TOBIT模型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种植规模、农业支出、金融供给制度对农户正规借贷具有正向影响,而地区差异则对其具有负向影响;种植规模、非农业经营支出、家庭资产状况、子女教育支出、借款用途对农户非正规借贷具有正向影响,而非农业经营收入、受教育年限、社会关系则对其具有负向影响。     

社会网络、信息获取与家庭创业收入——基于中国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中国城乡差异的视角,本文实证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对城乡家庭创业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社会交往面较广、交往对象趋于多样化的城镇家庭的积极作用更大,其作用机制在于社会网络通过拓宽家庭获取信息的渠道为其提供大量重要信息,从而有助于提高创业收入,而并非通过融资机制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对于家庭创业选择而言,由于需要依靠亲戚等家庭强关系提供物质资本支持,社会网络在资源约束程度更高的农村地区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选择和创业收入的作用及其机制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     

家庭决策、社会互动与劳动力流动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面临户籍等制度约束,表现出诸如非"举家"迁移、"抱团"等独特现象。"家庭决策"和"社会互动"是解释这些独特现象的两个重要视角。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实证探讨家庭决策机制和社会互动效应对中国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这两类因素对家庭劳动力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的作用。结果发现,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较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其劳动力外出打工率较高;村庄社会网络对家庭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家庭社会网络对劳动力省内流动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劳动力跨省流动具有正向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     

收入波动、社会网络与家庭商业保险需求

本文将社会网络这一变量引入Eeckhoudt和Kimball的模型,从理论上推导出收入波动会显著增加家庭商业保险需求,而这种影响会受到社会网络的调节,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和2017年平衡面板数据的微观检验进一步印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在微观检验中,本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收入波动对家庭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以及社会网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收入波动显著增加了家庭商业保险需求.从家庭层面来看,以"送礼支出占比1"衡量的社会网络显著降低收入波动对商业保险需求的正向影响,且该影响主要存在于低受教育水平和未接触互联网的家庭中;以"兄弟姐妹数量1"衡量的社会网络也显著降低收入波动对家庭商业保险需求的正向影响.从社区(村)层面来看,以"送礼支出占比2"和"兄弟姐妹数量2"衡量的社会网络也显著降低了收入波动对家庭商业保险需求的正向影响.本文拓展了背景风险影响保险需求的研究视角,为保险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

文章基于我国多维贫困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现实背景,通过构建农户多维贫困的评价体系,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分析了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表明:(1)社会网络可以显著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且对中间层次多维贫困的农户减贫效果更大.(2)社会网络对农户的非正规金融借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社会网络可以通过影响农户非正规金融借贷,缓解贫困农户的融资约束进而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即改善多维贫困实现精准扶贫或脱贫遵循"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农户多维贫困"的作用机制.这意味着社会网络实际上成为了农户借贷过程中的一种"隐性抵押",农户以此获得非正规金融的资金支持进而改善多维贫困实现脱贫.     

NGO小额信贷对农户借款决策、借款额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河北省7县822个农户的调查

笔者利用NGO扶贫贷款调查数据,采用配对样本多项选择Logit模型,对NGO小额贷款介入前后贫困农户借款决策、借款额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接受NGO小额贷款后,贫困农户借款发生率和借款总额明显下降,单户借款额度却相对上升;农户主要借款途径由私人借款转向农村信用社和其他渠道。实证研究显示,除户主个人特征、家庭人口构成等内在因素对贫困农户借款行为影响显著外,农村金融供给状态也是重要的外在性影响因素。在金融抑制条件下,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门槛较高,私人借贷成为贫困农户借款的主要供给者。NGO小额信贷通过提升贫困农户的经济能力来转变其借款行为,在农户借贷途径由私人借贷转向信用社借贷过程中发挥着"助推器"作用。     

职业女性工作—家庭促进和积极行为:心理资本与人—工作匹配的作用

本文以已婚职业女性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工作—家庭促进为切人点,探索它对积极行为的影响机制。并且针对职业女性的角色特征,揭示心理资本和人—工作匹配在该机制中的作用。基于307位已婚职业女性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工作—家庭促进对职业女性的积极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心理资本在工作—家庭促进与积极行为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人—工作匹配对积极行为具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对工作—家庭促进和积极行为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人—工作匹配越高,两者的正向相关关系越强。本文研究结论为管理职业女性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城镇居民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实证研究

财富效应是消费函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财富效应角度,分析金融资产变动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变动的影响.运用时间序列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001-2014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银行储蓄资产和股票资产确实存在正向财富效应,并且长期财富效应较短期财富效应明显.在分析实证结果的基础上,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丰富金融产品种类、稳定股票市场等.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女性知识型员工情感承诺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依据社会交换理论与边界理论，基于263位女性知识型员工的问卷调查资料，采用层次分析、Bootstrap法等方法，探讨了工作家庭平衡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FSSB)与情感承诺间的传导机制，分析了边界弹性意愿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FSSB对女性知识型员工的情感承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家庭促进在FSSB影响女性知识型员工情感承诺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女性知识型员工边界弹性意愿正向调节了FSSB通过工作家庭促进影响情感承诺的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能为企业留住女性知识型员工并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金融发展与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差异

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经济行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数字金融发展在给家庭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很可能导致家庭债务风险的累积。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差异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债务风险具有正向影响，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其次，数字金融发展对中西部地区、金融素养低和收入差距高的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最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升家庭信贷可得性和家庭支付便利性从而加剧了家庭债务风险，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上述结论对于防范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和推进我国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金融可得性与农村家庭创业 ——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CHARLS调查数据中806个农户样本对金融可得性与农户创业选择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农村家庭的创业选择行为与其家庭金融资源可得性、拥有的资产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对我国的农村家庭而言,金融约束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非农领域的创业活动,提高家庭金融可得性对于提高创业概率有显著的正向边际效应。此外,农村社区层面金融资源可得性对于社区内部家庭创业水平也存在重要影响。因此,未来促进农村地区家庭创业水平提高的政策重点是进一步降低农村金融准入门槛,增加乡镇尤其是农村社区层面的正规金融供给。     

安徽农村地区民间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由于监管不力,民间借贷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十分活跃,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助长了高利投机行为,并由此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本文利用2021年安徽淮北农村地区300户农民的实地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了农民的民间借贷行为特征,并运用Probit模型对其民间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是否了解民间借贷"和"借入资金的主要用途"两个因素对农民的民间借贷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农民的年龄、性别、文化等因素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收入不平等与家庭借贷行为*——家庭为追求社会地位而借贷的动机真的存在吗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度的调查数据,考察了收入不平等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并验证了家庭是否存在为追求社会地位而借贷的动机。研究表明：（1）收入不平等并不是影响家庭是否借贷的主要因素,但是对家庭的负债规模存在十分显著的抑制作用;（2）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并不会促使中低收入家庭寻求借贷或提升家庭负债规模,我国家庭并不存在为了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而进行借贷的动机;（3）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有利于高收入家庭获得更多的正规金融借贷,中低收入家庭则会较多地依赖于非正规金融借贷;（4）户主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家庭经济特征以及家庭所处地区特征均是影响家庭借贷行为的重要因素,在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影响家庭借贷行为的因素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服务导向、情绪劳动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

利用对金融服务业一线服务员工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导向、情绪劳动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服务导向负向影响情绪劳动中的表层表演,正向影响深层表演;表层表演负向影响组织公民行为,而深层表演却具有正向效应;表层表演和深层表演在服务导向与组织指向公民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随着金融资产数量和比例的提高,家庭资产结构对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影响不断增大.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及影响因素,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学者以传统资产组合理论为基础,从家庭收入、信贷约束、社会网络等多种视角,拓展了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研究视角,提出了合理的解释.由于研究数据和方法的差异,对于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影响路径和大小并没有得到一致性的结论.本文对国内外家庭金融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起源与成型、影响因素、行为金融学解释及不解之谜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总结当前研究的成果,分析值得改进的不足之处,展望未来可能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数字渗透、金融普惠与家庭财富增长

数字金融已成为普惠金融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形态之一,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家庭财富增长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更能促进家庭总体财富规模的增长,运用工具变量的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房产净值;数字普惠金融在货币基金和电子支付方面的使用深度能够增加家庭财富规模;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家庭及中西部家庭的财富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但"数字鸿沟"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的促进作用.     

非正规高息借款: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选择?——基于江苏1202户农村家庭的调查

本文基于农村调研数据,采用带删失的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村家庭在生产投资方面借入非正规高息借款的选择行为及其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是否受到银行信贷配给对农村家庭借入非正规高息借款的决策影响并不显著,而受到自我信贷配给对家庭借入非正规高息借款的概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即借入非正规高息借款是农村家庭的主动选择行为,而非由于受到银行信贷配给的缘故;选择自我信贷配给的家庭是基于对银行贷款交易成本、时滞、期限等因素的考虑,而受到银行信贷配给却未借入非正规高息借款的家庭主要是基于对利率的考虑。因此,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应以需求为导向,强调贷款技术和产品服务的创新,而不仅仅是"增量"。     

损失规避与家庭储蓄行为:基于CHFS的经验证据

损失规避作为广泛存在于风险和非风险决策中的一种现象,近年来得到大量的讨论.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的微观数据,首次探讨并验证损失规避在我国家庭层面的存在性及其对我国家庭消费-储蓄行为可能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家庭确实存在损失规避特征,家庭对正向和负向的收入冲击表现出不对称的储蓄行为.具体而言,当收入低于基准收入水平时,家庭进行储蓄的概率会显著降低,而当收入高于基准收入,家庭进行储蓄的概率则没有显著变化.因此,今后的研究要更加注重消费者的损失规避心理,以帮助人们更加有效地认识、预测及干预由损失规避造成的消费储蓄决策.     

数字普惠金融、收入水平与家庭负债

伴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经济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负债变化.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家庭负债水平和家庭债务杠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流动性约束、非理性支出和便捷化交易三条机制促进家庭债务规模和债务杠杆上升;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中对债务杠杆的提升幅度不一样,相比于高收入家庭,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债务杠杆的提升幅度更明显.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可得性、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了金融可得性、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问题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可得性对于促进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及资产配置有着积极的作用,金融可得性的提升会通过对家庭民间借出的降低来减少非正规借贷市场供给.此外,金融可得性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边际影响有着一定的差异性,即对农村地区的影响高于城市,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要高于东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