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稳定增长的条件——基于马克思均衡假设的考察

以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均衡条件为基础,可以推导出一个马克思就业模型。模型表明,就业存在多个均衡点;就业资本弹性大于该部类收入资本弹性与物价收入弹性的乘积时,就业增长率会保持稳定上升。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效应———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在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技术进步条件下的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探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分析表明:不同技术进步条件下,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总资本的增长率不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为劳动生产率机制和资本有机构成机制。技术进步条件下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通过不变资本增长率、可变资本增长率和剩余价值率影响经济增长。定量分析结果显示,技术进步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提高0.3457个百分点;其中技术进步的劳动生产率效应为0.3385,技术进步的资本有机构成效应为0.0072。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因此,国家应努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构建国家自主创新体系,以创新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流通速度与经济增长--对索洛经济增长解释框架的扩展

本文通过对费雪方程式的一般化抽象,将经济增长与流通速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得到了流通方程式.根据流通方程式,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于各自存量与流通速度的乘积.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一系列数学变换,对索洛经济增长解释框架进行了扩展,得到了新的经济增长决定函数.该决定函数提示了流通速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即,在要素增长率特别是技术进步存量增长率一定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社会流通速度的增长率.本文还依据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和现代经济学理论,进一步分析了流通速度增长率的构成,认为制度环境状况、交通基础设施(装备)条件、社会交易总量和信息技术状况是流通速度增长率的最终决定因素.     

关于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源管理效益的相关思考

人力资本理论创立者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而经济增长的事实也证明人力资源丰富、优质的国家或地区有可能在长时期内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人力资源是影响国际差距长期趋势的重要因素。     

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均衡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工资增长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保持不变,即劳动收入占比以及资本收入占比保持稳定。中国当前资本深化的技术进步导致了资本收入占比上升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不能满足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资本收入占比上升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当前高投资、低消费、高出口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形成的直接原因。转变这一发展方式的着力点在于纠正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同时加大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投资,努力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基于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危机机理分析

马克思增长模型告诉我们,导致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如果能在资本技术构成不断提高的条件下让资本价值构成保持不变,或者说,让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与宏观经济保持相同的增长率,则经济可维持稳定可持续增长。政府预防经济危机和反危机的长效机制应该在这个思路基础上展开。     

货币扩张、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制度创新

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 ,持续利用扩张性政策或透资性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最终将会把经济带入高通货膨胀和低经济增长的状态 ,即滞胀状态。这是被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所证实的结论。然而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实证分析发现 ,在中国经济中消费物价指数和货币指数 (狭义货币指数和广义货币指数 )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稳定关系 ,这说明从长时段的角度看 ,货币是消费物价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从短期看 ,货币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主要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增基础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这一阶段为期一年 ,影响程度是基础货币增长率的 3 2 % ;第二阶段是由新增基础货币所导致的新增广义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这一阶段为期两年四个月 ,影响程度是新增广义货币增长率的 2 5 3 %。只要能够持续资本市场制度的创新 ,那么在中国经济中还存在利用持续的货币扩张政策或透资性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 ,原因是资本市场制度的创新会大大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     

潜在产出增长放缓背景下宏观政策的选择

“十一五”期间潜在增长率已在放缓,根据劳动力、资本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化趋势,预计“十二五”时期年度潜在增长率将进一步放缓至8％左右。2011年产出缺口率说明短期内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物价涨幅将走低。当前的经济增长放缓有短期需求收缩的影响,但主要是中长期潜在供给条件趋弱的结果。宏观经济决策需要适应和确立“中速”增长预期,宏观调控要立足“稳足”,防止“过度刺激”。在短期政策着重“稳”需求的同时,应更加重视供给政策的中长期效应,注重产业和产品升级,提升潜在产出能力。     

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储蓄与劳动就业关系

借鉴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合理因素,将资本-产出比率保持不变状况下的储蓄与劳动增长关系,引入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中,可以看出全社会储蓄率与劳动力增长率之间存在对应函数关系,并且两个部类的结构参数影响着这种函数关系。这种对应函数关系,体现了比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同类关系远为丰富的内容,更贴近经济现实。     

物价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物价波动比较明显,针对这种现象,文章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物价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主要运用"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对经济增长率与物价变动率的关系进行定性分析,指出由于GDP高速增长,引起总需求和总供给不平衡而出现价格波动;并依据1990～2011年的统计数据,建立线性回归模型,用Eviews软件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指出GDP增长率对CPI波动有同向滞后影响。     

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政策--包含一般拥挤性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

本文通过建立理论模型 ,系统分析了公共基础设施资本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揭示了公共投资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一个模型是包含外生公共基础设施资本的动态模型。所得结果是 ,无论是纯公共性还是拥挤性的外生公共基础设施资本 ,都能够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第二个模型是包含由公共投资形成的内生公共基础设施资本的动态模型。此模型假定公共基础设施资本由政府通过征税而进行公共投资形成 ,所得结果是 ,如果基础设施资本为纯公共性质 ,就能产生恒定的内生增长 ;如果基础设施资本为拥挤性质 ,则虽然不能产生恒定的内生增长 ,但能减缓增长率的递减 ,从而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模型的结论表明 ,公共投资政策的研究重点不应当是政策的短期逆周期调节的效果 ,而应当是其推进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的结论不仅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 ,而且可以为研究我国公共投资、积极财政、城市化战略、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等重大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分析方法     

近年来澳大利亚的经济形势与存在问题

一、值得惊奇的十年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 澳大利亚自从摆脱了1990年度(1990年7月—1991年6月)的经济衰退以后一直持续取得平均为4％的经济增长率。第一表列示自2001年1月到9月(即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的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在已换算为年增长率和年上涨率后跟其他主要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成绩相比较的结果。消费者物价指数虽然较高,但没有超出澳大利亚联     

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动态增长路径

文章研究了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动态增长路径。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动态增长路径的稳定性取决于中国GDP增长率与外汇储备收益率之差。如果中国GDP增长率与外汇储备收益率之差大于0,那么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将逐渐趋于稳定值;如果GDP增长率与外汇储备收益率之差小于0,那么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将会发散而丧失稳定性。从1993年到2012年中国GDP增长率一直大于中国外汇投资收益率,因此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将逐渐趋于稳定而不会出现发散的情形。采用不同年份数据作为基期来对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动态增长路径的稳定性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动态路径是稳定的结论 。     

积累欲、节俭与经济增长

<正> 一、引言经济增长理论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济学领域获得了新的生机。以罗默(Paul Romer)和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理论的诞生是传统经济增长模型无法解释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结果。根据传统理论,长期经济增长率将最终取决于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等外在因素,而各国的人均资本、人均产量和人均消费将趋     

我国人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文章在对我国人才资本进行测算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人均物质资本增长率、人均人才资本增长率与人均产出增长率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人才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测算了各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中国经济增长中土地资源的“尾效”分析

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根据大卫·罗默的假说,由于土地与其他自然资源的限制,实际的经济增长将呈下降趋势,即存在因土地与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而引起的"尾效"。1978—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中土地资源的"尾效"平均每年约为1.2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由于土地资源的消耗,在1978—2005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降低了1.26%。按照这一数据推算下去,到2030年,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将会因为土地资源的"尾效"而降低到目前经济增长率的74%;到2050年,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将会因为土地资源的"尾效"而降低到目前经济增长率的57%。     

基于资源生产率的天津市资源效应分析

从资源利用的效率、质量和速度三个维度分析了天津市2000年至2010年的资源效应。三个维度指标分别用资源生产率、资源边际产出和资源消费弹性系数表示。结果显示天津市资源生产率大致处于持续增长的趋势,但其增长率小于GDP的增长率;资源边际产出在每吨500元上下波动;资源消费弹性系数除2002年和2009年外均大于1。说明天津市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源的投入,资源使用效率还在恶化,经济增长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要素替代弹性、技术进步偏向与我国工业行业经济增长

本文在CES生产函数下,从理论上讨论了要素替代弹性、技术进步偏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采用Kmenta近似估计方法,估算1979-2011年中国工业各行业的替代弹性;并根据Acemoglu对技术进步偏向定义,测算1979-2011年各行业技术进步偏向情况。实证结果表明,大多数行业的要素替代弹性大于0小于1,且资本技术进步增长率小于劳动技术进步增长率;我国行业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大致是资本偏向性的。同时,1987-2011年间要素替代弹性变大和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对行业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人均资本对行业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     

环境约束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机理——基于CDE与FBA的数理分析与数字校正

本文将污染征税政策、清洁技术投资政策内生化,使它们随经济环境而相机变化,构建Hamilton动态优化模型,以发挥内生环境政策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优点。通过数理分析得到:污染税率累积增长是均衡增长路径(BGP)存在的前提;在内生环境政策的激励下,"清洁"型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以大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加速增长,从而抵消"污染"型自然资源负值增长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达成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通过数字模拟进一步得到:要达到相同的经济增长率和环境改善率,相对于最优均衡(FBA)模型而言,分散竞争均衡(CDE)模型要求污染税率的增长速率更大、"清洁"型投入要素对增长率贡献度更高。     

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大陆是否成立——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

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对资源诅咒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资源价格的波动对于资源诅咒命题是否成立具有决定作用。资源价格增长率与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正相关性。当资源价格增长率小于零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资源诅咒命题成立;反之,资源诅咒命题不成立。因此,为保持经济增长,中国要牢牢控制储量丰富的稀土等资源的定价权;加强石油产业与钢铁产业的组织性与谈判能力,争取石油、铁矿石的定价权;加强石油等进口资源的战略储备;加强新能源产业的建设;资源生产大省应促进产业结构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