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控制人特征、政府控制与公司价值

本文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属性、控制权比例、控制权与所有权背离程度、控制链长度等因素对上市公司价值进行了研究。回归结果表明最终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公司价值之间呈非线性的正U型关系，而所有权与控制权背离程度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并不显著。政府目标多元化导致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目标并不一定是股东价值最大化，政府附加的社会责任给上市公司的价值带来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来自于下级政府部门。政府对上市公司控制链越长，企业受到政府的干预就越少，公司的价值就会越高；而控制链对于非国家最终控制的公司的价值影响并不显著。本文还发现不同非政府实体最终控制的上市公司之间价值不存在显著差异。     

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公司绩效——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分析

对所有权结构与公司绩效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结论并没有达成统一.本文通过对经典理论模型的扩展和推导,建立了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假设,然后以沪深两市中2004-2007年的147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从最终控制人的角度考察了所有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最终控制人的控制权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最终控制人的所有权(现金流权)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最终控制人的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偏离程度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这一结论说明,现阶段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所有权结构尚不合理,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尚不健全,最终控制人可能采用"掠夺式分红"、金字塔式控股等方式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进而损害企业价值,造成公司绩效偏低.     

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特征对股权再融资成本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特征对配股再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显示,当最终控制人持有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权比例(CR)、控制权比例(V)越高且两权背离程度(CV)越低时,最终控制人与上市公司的利益更趋一致,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配股再融资的成本,具体表现是此时的市场累积超额收益率(CAR)越高,配股发行费率(SEOFEE)越低.但是与预期不同,此时的配股折价率(DISC)却更高,配股价格的确定,可能更多体现了最终控制人的利益,在最终控制人存在压低配股价格动机的情况下,上市公司为此承担了更高的配股融资成本.     

企业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关系研究

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对企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社会责任与企业内部控制又密切相关。本文构建两者关系的实证模型，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 IC）的系数为0.265，与企业社会责任成正相关关系；社会责任（ CSR）的系数为0.976，这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会对企业内部控制水平高低产生正面影响。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越大，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和水平往往越高。由此可见，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内部控制之间存在一种互动的有效机制。     

信息披露、代理成本与公司治理

本文采用2004-200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项和综合考察了公司治理对信息披露质量和代理成本的影响。结果显示: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公司控制权、公司所有权显著正相关,与股东人数显著负相关,与最终控制人属性无显著关联;代理成本与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公司控制权、所有权显著负相关,与股东人数、最终控制人属性无显著关联。     

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

本文探讨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在不完善市场环境下的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本文基于224家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公司实际控制人类型对企业社会责任无显著影响;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和高管持股比例均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正相关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分设不能明显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在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交互作用下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在与公司治理的交互作用下,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总体呈正相关关系。这些发现表明有效的公司治理能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有效公司治理模式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并为解构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迷思,提供了新证据。     

公司治理、媒体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

本文从公司治理与媒体关注两个角度实证研究了两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治理越好,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越高,这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媒体关注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越高,这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存在于非敏感性行业中,在社会责任敏感性行业中并不显著;公司治理和媒体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审计费用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关注环境事项是注册会计师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的主要方式,也是审计准则的基本要求。通过研究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可以反映注册会计师关注环境事项的程度。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披露的政府环境补贴越高,审计费用越低;与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相比,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审计费用较低。     

企业社会责任披露质量对投资者交易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笔者从投资者交易行为视角,以2010年年报披露期内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38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披露质量对买卖价差、换手率以及股票收益波动率的影响后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披露质量越高,买卖价差越低,而且投资者比较重视社会责任披露的整体性和内容性质量;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整体性质量、内容性质量以及技术性质量均与股票换手率呈显著正相关.     

公司股权特征对其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的影响研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股权特征是公司治理和控制权配置的基础,会计系统是公司治理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股权特征会对其会计政策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文章选择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为代表对两者之间关系进行探讨。选取2007—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高管持股、机构投资者持股以及实际控制人五个维度考察了股权特征对资产减值计提政策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产减值计提之间的关系呈N型;大股东之间制衡程度越高,资产减值的计提比例越高,中小股东对大股东制衡程度与资产减值计提同样呈正相关;高管持股与资产减值计提呈负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资产减值计提比例具有正向影响关系;当实际控制人为国企时,公司倾向于计提较高比例的资产减值准备。这些结论为研究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等会计政策的影响因素提供了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对代理成本的影响

文章利用深市2003年数据研究实际控制权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发现国家控制71.37%的上市公司,平均控制权比例为44.30%;非国家控制28.63%的上市公司,平均控制权比例为28.72%。控制权性质对代理成本没有显著影响,但控制权比例对代理成本有显著的反向影响,即控制权比例越高,代理成本越低。这说明"私有化"或"国退民进"并非国企改革的必然方向,在国有产权体制下,可通过引入科学的治理机制,提高国有产权的效率;也说明保持较高的控制权集中度可以解决经理人代理问题。     

高管层特征、策略性行为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

企业行使社会责任可能是管理层的策略性行为,高管层特征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因素。在SCP分析范式下,笔者基于H-M理论框架,利用2009年~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得分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层任职任期特征与薪酬激励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影响,总经理离职会恶化企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剩余任期长短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高管层持股比例、年薪收入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这些相关性集中体现出:企业社会责任是高管层实现个人利益的策略性行为。     

政府干预、同属管辖与自利性股权转让市场反应研究——基于控制权转让溢价和内幕交易的视角

本文采用2001-2006年发生的407起上市公司大宗股权协议转让数据,研究了实际控制人性质、股权性质变更和控制权转让方式对转让溢价的影响,发现政府作为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具有与非政府实际控制人所不同的掏空方式;政府实际控制人将控制权转让给不具有政府背景的并购方时,更倾向于收取较高的转让溢价;在政府普遍干预控制权市场的制度背景下,异地出让控制权带有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并购方收购目标公司的溢价越高,内幕交易越严重,宣告日前的累计超额收益成为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最终实现形式。     

制度环境、行业周期效应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

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普遍被认为是外生的,然而不同的制度环境、不同的行业周期阶段对其是存在异质性效应的。通过固定效应等模型发现:(1)越是成长期行业,控制权比例和现金流权比例均越高;越是成熟期和衰退期行业,控制权比例和现金流权比例均越低;越是国有企业,中央控制和地方控制国企其控制权比例和现金流权比例均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控制权比例和现金流权比例均越低。(2)越是成长期行业,两权分离度越小;越是成熟期和衰退期行业,两权分离度越大;越是国有企业,无论是中央控制还是地方控制国有企业其两权分离度越小;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两权分离度越大。(3)制度环境分组下行业周期对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具有差异性效应,行业周期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更能对两权分离度产生效应。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公司融资约束

2006年以来,监管部门陆续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关的政策和法规,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文章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的实施能否有效降低公司信息不对称,进而缓解公司融资约束。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披露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显著较低;同时,在披露公司样本中,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融资约束程度越低。在尽可能控制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够为上市公司带来融资便利,有助于其进行股权再融资。这些证据支持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公司的信息环境,缓解了公司融资约束程度。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异象及其分析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中普遍存在一种异常现象,许多社会责任年报中表现较好的企业,同时实际存在很多不负责任行为(CSI).这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存在对冲动机,即通过战略性地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披露高质量的社会责任年报来弥补或掩饰其他的CSI.然而,投资者并未充分认识到上述异象.企业的社会责任战略制定越好,社会责任履行越好,以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市场评价均越高.制定与实施更好的社会责任战略,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披露更高质量的社会责任报告均能减弱市场对其CSI的消极评价.     

公司战略定位与非财务信息披露——基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自愿披露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公司战略定位对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自愿性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战略定位越激进,越有可能自愿披露CSR报告,并且披露的CSR报告质量也越高。机制分析表明,融资需求是公司战略定位影响CSR信息披露的内在机制;横截面分析发现,当公司的媒体关注度越高以及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时,公司战略定位与CSR信息披露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显著。以上研究结论对改善我国企业的CSR表现、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所有权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两权分离和夫妻共同持股的调节效应

实际控制人作为家族企业的真正决策者,其所有权的高低及变动,将对家族企业研发创新投资产生深刻的影响。文章基于CSMAR数据库选取2013—2019年上市家族企业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家族企业研发创新投资与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所有权比例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实际控制人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两权分离会导致临界点降低,即所有权和控制权两权分离会对实际控制人所有权和研发投资的倒U型关系产生抑制作用。同时,夫妻双方共同持股也会导致临界点降低,即夫妻共同持股的企业对实际控制人所有权和创新投资的倒U型关系会有平缓作用。     

家族管理、终极控制与审计师选择

基于家族控制的竞争优势与控制权私人收益两种理论基础,本文以2003-2008年的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论文考察了家族公司家族管理、控制机制与外部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相对于以间接方式上市的家族公司,直接上市更有可能选择审计质量较高的四大;家族管理即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家族指定管理层与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更有动机选择高质量审计,而家族控制机制即金字塔结构、控制权与现金流分离程度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管理对高质量审计师需求的正向作用在直接上市的家族公司中更为显著;家族控制对审计师需求的负向作用仅在控制权比例大于30%的子样本中显著;当家族管理控制人参与家族管理时,会降低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外部审计师需求的负效应。本文的贡献在于对家族上市公司的管理与控制特征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并从家族偏好、家族管理与控制机制三方面考察了其外部审计师选择行为。研究增进了对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认识,对理解家族上市公司控制手段与管理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     

公司治理结构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实证研究:基于深交所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并以股权集中度、最终控制人属性、独立董事比例和高管人员持股比例作为变量,考察了公司治理结构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股权集中度、最终控制人属性、高管人员持股比例与信息披露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