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犯罪的罪名设置与刑罚配置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走私犯罪已历经《刑法修正案（四）》、《刑法修正案（七）》、《刑法修正案（八）》共计七个条文的三次修正,所反映出的立法不完善可见一斑。目前走私犯罪在体系结构、罪名设置、量刑规定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建议以各种走私犯罪行为所危害的社会利益及其危害程度,作为规范走私犯罪结构体系的前提与依据,完善罪名设置,均衡刑罚配置,保障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实现。《刑法修正案（八）》取消走私犯罪4个罪名的死刑适用尤其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死刑废除意义重大。     

论我国单位犯罪的特征及责任的承担

我国现行1997年刑法是在1979年刑法的基础上修订的,修改后的刑法虽然规定了单位犯罪,但刑法学界对单位犯罪的诸多方面仍存在分歧。本文立足于我国单位犯罪的有关规定,对单位犯罪的概念、特征构成、处罚原则进行论述,并阐述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惩治单位犯罪应重视和完善的相关问题。     

试论走私犯罪立法问题三则

1997年刑法及其随后刑法修正案、司法解释关于走私犯罪的立法违反了刑法谦抑性原则,导致犯罪圈不断扩大。以犯罪对象作为走私犯罪定罪标准也不符合类型化刑事立法原则,逃避海关监管的走私行为才应是类型化的标准。在个罪罪刑配置上也存在诸如刑法规定指向不明导致罚无适当罪、走私行为入刑化明显严苛等问题。     

论罚金数额立法方式的选择——以通货膨胀对罚金数额影响为视角

在有限罚金教额规定模式下,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虽然不会影响罚金刑的惩罚本质,却影响了罚金的惩罚程度,引发法定刑配置不平衡,有损罪刑均衡原则。有限罚金数额立法方式难以应对通货膨胀,在比较各种罚金数额立法方式的基础上,在经济刑法单位犯罪中提倡以倍比罚金制立法为主导模式。     

论单位犯罪的法定主体

1997年<刑法>规定了单位犯罪,但何谓单位犯罪,并没有明确界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单位犯罪主体的认定产生困惑.应在立法层面对单位犯罪的含义予以明确界定,同时修改使用法人犯罪名称.对1997年<刑法>列举的单位犯罪主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也应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予以明确范围,从而真正体现罪行法定的原则.     

论《刑法修正案（八）》对走私犯罪的刑罚修正

《刑法修正案（八）》适当取消近年来较少适用或者基本未适用过的部分走私犯罪的死刑刑罚，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也符合“少杀、慎杀”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取消死刑的同时，《刑法修正案（八）》调整和完善了走私犯罪生刑刑罚结构，保持了刑罚调整的科学性；修改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构成要件，加大了对“蚂蚁搬家”型走私行为的打击力度，使走私犯罪的刑事立法更趋前瞻性和全面性。     

单位盗窃的司法困惑与应然认定

关于单位盗窃,目前存在刑事惩罚不力、罪刑不均,司法解释越权且界定不明的问题;对于单位盗窃应当以自然人盗窃论处,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在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应当统一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构成标准;设立单位盗窃罪应当慎行。     

论单位共同犯罪的成立

随着我国1997年刑法典将单位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单位成为与自然人并列的一类犯罪主体,其中之一就是单位共同犯罪。但是对于单位共同犯罪的问题,在刑法总则中并未有明确规定,刑法学界对单位共同犯罪问题尚缺乏深入的分析研究。实际上,单位共同犯罪已经成为单位犯罪和共同犯罪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司法实践当中经常发生的现象。     

单位犯罪相关问题探讨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单位犯罪在我国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新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在立法上肯定了单位作为犯罪主体的地位，但我国单位犯罪立法还不成熟，影响单位犯罪的司法适用与刑罚目的的实现，不能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针对理论性和操作性较复杂的问题，如单位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共犯刑事责任等问题还有待研究与完善。     

走私犯罪刑法修正评述

《刑法修正案（八）》第26条、第27条和第28条对刑法第151条、第153条和第157条作了修改,对走私犯罪的刑罚配置、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行为方式以及数额认定等方面进行了修正。这些修正体现了世界刑事立法轻刑化的发展方向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密了刑事法网,加大了对走私犯罪的打击力度,但本次修正对走私犯罪死刑废除的个罪取舍上过于激进,也未能消除原有走私犯罪法条之间的冲突,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类型化立法问题,因此,走私犯罪的刑法规制还有待后续的进一步完善。     

我国金融犯罪刑罚配置的调整与完善——兼论金融犯罪法律责任体系的构建

金融犯罪主要是法定犯,与自然犯有明显不同,因而在刑罚配置上应体现其特殊性。立法观念的更新要在立法技术更新之前。应本着更为理性的立法观念进行改革,使金融刑法的刑罚模式既能够起到惩治、预防犯罪的作用,又使得正常的金融秩序得到维护和修复。对金融犯罪适用死刑缺乏人道性、经济性,且与国际潮流相违背。缩短有期刑的量刑幅度,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减少倍比罚金制、无限额罚金制,代之以限额罚金制、百分比罚金制等。应当特别重视资格刑的增设。从根本上惩治金融犯罪,要发挥多种法律手段的作用,还要进行经济体制的革新,弥补法律以及监督体制上的不足,以此来消灭各种金融失范行为滋生的沃土。     

论刑法修正案（七）对偷税罪的修改——以数学为进路对“数额＋比例”模式的分析

刑法第201条关于偷税罪的规定,存在数额绝对化的缺陷,也有＂数额＋比例＂模式因把比例纳入其中带来的处罚漏洞等问题。刑法修正案（七）虽然解决了数额绝对化的问题,但由于仍然将比例纳入犯罪成立标准中,导致了缺乏理论依据、存在处罚漏洞和处罚结果的不合理等问题。所以,应当把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比例从偷税罪的成立条件及量刑标准中删除,而在偷税罪中采用单一的相对化数额标准。     

“扫黑打伞”刑法适用问题研究

现行《刑法》是将"保护伞"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的"选择性"要件,改变了之前"必备性"要件的地位。依据刑法理论的解释以及"扫黑"的现实需要,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作为"保护伞"成立的主体。黑社会性质组织和保护伞的结合主要有四种模式,具体分类对实现"打准打实"的目的具有重要作用。在审理"扫黑打伞"刑事案件中,应坚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徇私枉法罪发生竞合时,应根据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认定具体的犯罪。而四种模式中的罪数认定,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对不同模式的行为分别进行认定。此外,通过解释刑法总则、分则之间关系,否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刑罚适用中存在"重复评价"。     

商业贿赂犯罪刑罚立法之检讨与完善

商业贿赂犯罪是根据贿赂所发生的领域而形成的仅具学理意义的概念,而非规范意义上的独立犯罪类型。我国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刑罚配置存在以死刑超量报应、过分注重功利目的、计赃论罪、忽视配套刑罚措施整体适用效能的问题。要提高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制能力,有必要在充分检视其刑罚配置缺陷的基础上进行体系性完善。     

论经济犯罪的刑罚目的的实现

当今社会,以高科技、智能化为特点的型经济犯罪凸现。按着有罪必罚的原则依法对经济犯罪进行处罚,及时并正确适用刑罚,以惩治和打击经济犯罪,这是刑罚目的实现的前提和基础。     

失火罪的构成要件及与相关罪的区别

从失火罪的概念、构成要件上对过失引起火灾的行为是否要承担刑罚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述，并对失火罪和其他相关罪责进行了比较，对消防部门开展刑事办案工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罪的解读

通过对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罪罪名、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进行解读，从而得出：该罪的名称应是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罪，而不应该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主体中的自然人最低年龄应当降低并把单位纳入其调整的范围；主观认定上应采纳严格刑事责任；刑罚配置上应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     

重新犯罪问题研究——主要从刑罚相关角度分析

重新犯罪是曾受刑法否定评价的犯罪个体再次危害社会，社会危害性极大，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前期刑罚改造功能和后期社会预防的不成功。本文通过分析重新犯罪问题现状、特征，探究重新犯罪之成因，借鉴国外“恢复性司法”、“刑罚社会化”等相关实践经验，以刑罚功能的法理为基础，通过刑罚权的科学配置、裁量与执行视角审视重新犯罪问题，以期找到改良路径并尝试构建防范重新犯罪的制度体系。     

金融刑事立法的演进、缺陷及完善

伴随金融体制的改革,我国金融犯罪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金融犯罪的数量与危害性日益突出.为了打击与预防金融犯罪,我国金融刑事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细致的过程,但仍存在不少缺陷.特别突出的是其立法前瞻性不足,稳定性较差,与其他金融法规协调性不够好,从而影响预防与打击金融犯罪.因此,必须对金融刑法的立法模式进行修正,从而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